新兴县，是广东省云浮市的下辖县，因为是禅宗六祖惠能大师的故里而驰名遐迩，故而有“禅都”之美誉。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在六祖诞生以前的八百年左右，新兴这块土地上还发生过非常重要的历史事件——南越王赵佗在此兴建白鹿台，可以说这个事件是赵佗在南越国境西部建树的重要实证。
白鹿台，位于云浮市新兴县六祖镇，始建于西汉时期，距今已有两千多年历史，与广州越王台、朝汉台及梅州长乐台并为南越王赵佗所建四台之一。关于白鹿台的由来，历史文献记载甚丰，多记述是赵佗狩猎获白鹿而建。如明嘉靖《广东通志》载：“白鹿台，在（肇庆）府治南五里，赵尉佗田猎获白鹿于此，因筑台，故名。”然而，我们不妨思考一下，在南越王赵佗生活的秦末汉初时期，岭南地区基本上是草昧落后之地，在广州除了南越国都城所在的番禺城之外，其它地方基本上都有野兽出没，按理说赵佗若真是为了短暂外出狩猎的话，就在都城郊外进行即可，何必要舟车劳顿走去到几百里路程外、早已远离都城范围的今新兴地带？因此，我们不能将赵佗的这次西行狩猎视为一次再普通不过的狩猎，而是一次有计划、有组织的借狩猎之名而行考察之实的重要政治行动。
赵佗为何要西行考察？又为何要在考察后建造白鹿台？这应与当时南越国境内的实际情况有重要关系。我们都知道，赵佗在当南越王之前的身份是南海郡尉，再之前是龙川县令，在秦末中原大乱之际，是病重的南海郡尉任嚣将时任龙川县令的赵佗召至番禺，付以大事，然后由赵佗继任为南海郡尉；那时的赵佗，仅拥有一郡之地，是他后来发兵攻占桂林郡、象郡后才拥有了岭南之地，后来才建立南越国。然而靠武力攻占的城池只能在名义上属于赵佗，其军民是否真心效忠于赵佗国是个大问题，赵佗也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所以他在建立南越国后就将今广东以西的土地封给同姓人赵光，建立苍梧国，赵光称苍梧王。赵光的身份，按照《史记》所载是“苍梧王赵光者，越王同姓”，而据一些历史学家考证，此人原是今湖南境内长沙蛮苍梧首领，称苍梧王，后来为汉朝灭国，赵佗将其首领迁至南越为其复国，赐姓赵，仍称苍梧王。
虽然在名义上苍梧王为赵佗所封，苍梧国亦为南越属国，但这就等于苍梧国拥有自己的地盘、自治权，并有独立的政治、军事系统，而南越王赵佗的实际控制范围已经缩小到苍梧国以东（也就是原来的南海郡）。本来就是以武力征服的地盘，加上在占领不久之后又分封给苍梧王，所以赵佗不得不对其忠诚度有所考虑；其实，有这个考虑也是正常的——在赵佗去世二十多年后，汉武帝出兵攻打南越国，史书中第一个有姓名记载的投降者就是这个苍梧王赵光。因此，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赵佗西行考察并建造白鹿台就能解释得通了——他需要在南越国与苍梧国接壤的合适地带建造一个西部地区行政中心，一来在政治上起到加强南越国与苍梧国联络的作用，二来在军事上起到防止苍梧国反叛东进的作用。
因此，赵佗西行，一路考察，直到今新兴这个扼两广咽喉的重要地带，便选定在此建立南越国西部地区行政中心，而白鹿台就相当于这个行政中心的办公点。为何这样说？因为“台”这种建筑在古代属于宫殿式建筑，《说文解字》：“台，观四方而高者，从至、从之、从高省，与室屋同意。”方台之上，则筑宫室殿宇，按照新兴县博物馆对白鹿台“普查时，测量该遗址面积约为10000平方米，在地表采集有汉朝回纹瓦当残片、唐代的布格纹板瓦碎片”的记载，则能推论此地在汉、唐时期有着宫殿式建筑物，也能想象白鹿台当年的广大与辉煌。因此说，白鹿台在南越国时期不是一个普通建筑，而是由南越王赵佗亲命建造的重要建筑，是南越国西部政治与军事中心之所在；不但如此，这里还应是赵佗建造的西部行宫，赵佗在长达数十年的南越国统治期间，会定期来到这里居住。因为按照明嘉靖《广东通志》载：“歌舞冈，在（新兴）县境，南越王佗三月三登高处。”也就是说，新兴县除了白鹿台是赵佗遗址之外，还有一处歌舞冈，是“南越王佗三月三登高处”的重要遗址。
我们都知道，秦朝在岭南先后有过三位重要人物，第一位是屠睢，第二位是任嚣，第三位是赵佗；其实我们如果将他们三人分为三个代表时期，那么屠睢代表的是征服时期，任嚣代表的是建设时期，赵佗代表的是治理时期。屠睢作为秦军南征第一主帅，对于岭南的记忆就只有征伐和杀戮，因此他因为杀戮过重而被越人伏杀；而任嚣是继任屠睢作为秦军南征主帅的，任嚣采取了更多柔和、智慧的战略战术，率领秦军平定岭南，并任首任南海郡尉，但他在短暂的任期内留给岭南的遗产只有城池的建设，建造了广州历史上第一个城池——任嚣城；而赵佗，则是继承任嚣为第二任南海郡尉，并且后来在此基础上建立南越国、称南越王，在长达大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他是真正治理岭南、推行政策的人物，所以他所代表的治理时期于岭南发展史而言是最重要的。赵佗作为南下百越的华夏人，毕生奉行“和辑百越”的伟大政策，将中原先进文明、先进文化传播到岭南大地，并鼓励夏族、越族通婚，大大地促进了岭南各方面的发展，南越国因此成为当时东南沿海的强国，同时还有许多属国。
而南越王赵佗三月三日在新兴登高，就是赵佗推行“和辑百越”政策的重要体现。要知道，当时新兴境内基本上还是越人生活的地带，而作为南越王的赵佗不辞劳苦，前来这里登高，且“歌舞冈”一名还能说明这里还曾是兴歌起舞之地，说明赵佗三月三日到此登高、歌舞；这绝对不是一件普通之事，也不是赵佗一时兴起就赶来此地登高、作秀，而是说明赵佗登高、歌舞是他联络当地土著感情、稳定西部人心的重要政治活动，是他“和辑百越”的重要体现，而“三月三”更是强调这个活动的固定举行日期。而据明《大明一统志》载：“歌舞冈，在（广州）府城。<郡国志>云：南越王佗三月三日登高处。”又清光绪《岭南杂事诗钞》载：“越王台，在越秀山上，汉赵佗建，三月三日修禊于此。”既然广州也有歌舞冈、也有南越王佗三月三日登高处，那么是否说明广州与云浮两地的“歌舞冈”、“南越王佗三月三日登高处”相冲突？其实，这一点都不冲突。我们试想一下，南越王赵佗在位期间长达六十余年，在这六十多年时间里，他完全有足够时间在某个节日于国境内任何一个地方进行各种活动，比如他在子、寅、辰、午这些年份的三月三日在广州登高，又在丑、卯、巳、未这些年份的三月三日在云浮登高，以联络各地越人的感情，这样完全不相冲突，就像现在一些领导在每年春节时到不同地方视察、拜年一样。而赵佗作为当时南越国最大的领导，来到远离国都的今云浮新兴进行政治活动，自然不会随便找个地方下榻，因此他在新兴必须要有行宫，而这个行宫就应是他亲命建造的白鹿台。
综上所述，我们就不难将一系列历史碎片拼凑起来，成为一个完整的历史脉络——先是南越王赵佗出于对南越国实际情况的考虑，不辞劳苦来到国境西部考察——选定今新兴地带为西部行政中心，建造宫台——在考察期间进行狩猎，喜获被视为祥瑞之兆的白鹿，故而将宫台定名为“白鹿台”——从此以后定期前往新兴进行政治活动，并下榻白鹿台，白鹿台作为越王行宫，成为赵佗推行“和辑百越”政策的重要见证。其实，不但是云浮新兴白鹿台，还有梅州五华长乐台，在当时是属于南海郡龙川县，亦是南越国境东部边陲，再向东就是闽越地盘；因此赵佗在此建造长乐台，亦有加强南越国与闽越国联络、防止闽越进攻西进的功能。白鹿台在南越国都城西南，长乐台在南越国都城东北，两座台一东一西，如张南越之臂掖，维护着南越国边陲的安定。所以，无论是广州的越王台、朝汉台，还是云浮的白鹿台、梅州的长乐台，这些建筑本身就带有政治色彩、政治功能，而非简单的一座没有实用意义的建筑物。
赵佗在今新兴县境内建造白鹿台，就是赵佗对于南越国西部地区的重要建树，其意义可以从南越国和新兴县两个方面看。从南越国方面看，白鹿台的建造起到了加强南越国与苍梧国联络、维护边陲安定、稳定西部人心的作用，而赵佗定期到此进行政治活动也是大大地推动了“和辑百越”政策的落实。从新兴县方面看，白鹿台的建造时间比临允县的设置时间（西汉元鼎六年）还要早得多，这一重大事件，可以视为新兴县人文历史的发端，亦可以视为广义上新兴县建城史的开端，赵佗亦可以视为新兴县的人文始祖之一；正因为有了白鹿台的建造，新兴县的文史才由此开端。因此，无论从大的方面看还是从小的方面看，白鹿台的建造于岭南文史而言都是极其重要的，是具有进步性、革命性、开创性的意义的。
历史文献对于南越王赵佗毕生的行踪、建树记载不多，唯独留下“四台”佳话任人传颂，而今新兴县是其西行狩猎、建台、登高之地，这段光辉历史亦唯有当年的龙川、番禺二地可以相媲美，是研究赵佗历史时不可不提的重要事件。所以，今天的新兴县在全力宣传禅宗六祖文化的同时，还应多宣传南越王赵佗、白鹿台、歌舞冈，因为这是新兴县得天独厚的一张文化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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