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虽在异地大半生，但她仍喜欢吃家乡的烙饼，她围着个护裙烙饼忙乎的样子常常出现在我的梦里。
记得她每次去做饭，大锅后的小锅里总会扣上一张饼，我拿母亲开玩笑“妈呦，老开小灶搞特殊我提意见啦。”母亲也不搭理只一笑带过。开饭后她总碟子里端着张饼，一小块一小块嚼的是有滋有味。吃饭若没了饼子，母亲便有了忧戚戚的眼神，边吃着松软的馒头边嘀咕“还是大饼好吃啊，有麦香味儿，咱老家还吃大饼吗？”
吃大饼是家乡人的传统习惯，麦秸杆打碾破碎了塞进灶堂烧着，铁锅里烙出来的饼子麦香味儿四处飘荡，左邻右舍的大婆呀二嫂呀，一出门儿便知那家又在烙饼了。难怪母亲说起吃饭就是大饼，好象这世上除了大饼再无可食之物。“大饼是咱老家人最爱吃的。”母亲说此话时两眼常常放着光芒。
母亲对吃大饼情有独钟除了固有的老家情结外，更因一件事故让她与大饼结下了生死之缘。
她于六十年代中期怀抱刚刚出生才两个月的我，便随外公外婆来到了北疆的某个乡村，当时正赶上边彊县城食品厂招女工，母亲便一把将我塞进外婆怀中，年方十八的她就在当时缺少人工的情况下当上了工人，母亲又是厂里仅有的识字之人，文化虽只上了当时的初小，但足以应付日常所需的识文断字，又加上她的机灵勤快很受厂里人喜欢。
某日，早上刚上班有女工说“听说红卫兵搞大串连，北京的小将们快来咱新疆了！”“听说很热闹，厂里是不是要贴标语打鼓来欢迎？”母亲笑着接话“咱们没大鼓欢迎，我敲着脸盆欢迎毛主席红卫兵。”外婆说，当日半夜家门便擂的整天响，接看门被撞开，八九个红卫兵一拥而入不分皂白揪起了正在梦乡中的母亲。可怜当时我那只有十八的母亲就这样被带进了工宣队，一家人大祸临头了还陷入迷团，母亲到底身犯何罪？次日召开万人大会，我的母亲被五花大绑着站在广众之前，罪名是“人人敲锣打鼓迎接毛主席红卫兵，你这个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却要打着尿盆来欢迎！”至此大家才清楚一个不满二十的女人如何被批斗的原因！外婆抱着几月大的我成天哭哭泣泣，外公半生胆小老实，眼看着独生女儿无缘由的被抓，他哪里承受得了这等惨变！几日后的早晨外婆烙好了大饼只等着外公回来后给母亲送去，左等右等也不见个人影，实在心急便央了众邻居去寻找，半小时后消息传来，外公一根草绳自缢在野外的草棚底下。
外婆就这样一手抱着我，一手扶着棺板草草的和左邻右舍掩埋了外公。外婆抱着我颠着个半大的小脚在天黑之后，磕磕绊绊的找到了工宣队。母亲被关在墙角的一间暗房子里，被鞭打摧残的身子只能躺着而无法端坐，所以只能吃大饼抗饥而不便吃流质的食物，除她行动受限外还不方便入侧，因此母亲被禁的日子只用大饼充饥裹腹。外婆说当她隔着工宣队的守卫把大饼递给母亲时，才几天的时间母亲已瘦得不象个人样子，直看到母亲费劲地吃完了饼子，终也没敢把外公的事告知母亲。母亲悄悄地告诉外婆，是一块上班的一个女人向工作组告了密，这是母亲被鞭打后在材料上拒不签字才让那女人对质后知道的，她本没恶意受人诬陷为尿盆故死不认罪。母亲的强硬招来的只是一次又一次的毒打。可怜我的母亲被几个扎着红袖章的女孩子轮番抽打，母亲单薄的身子上面鞭痕累累，最终无力支撑而倒下。
第二天中午母亲却意外的被人抬进了家门，原来是早起后工宣队的人训斥母亲时泄露了实情“你父已畏罪上吊自杀，你父女看来问题很严重，老实交待问题！”年仅十八岁的母亲稚嫩的肩上何以能承受命运的如此摧残？！ 母亲受不了失去外公的悲痛在墙角撞击头部后便昏死过去，一帮女将这才把母亲抬回家中。外公的离去给我家带来了灭顶之灾，母亲在悲愤中一躺就是三个月。
某日夜里外婆听见有急促的敲门声，打开门却被一女人吓个半死，门口是满脸污垢披头散发的一个女人，她浑身打着颤儿带着哭腔央求外婆快放她进门。她不是别人，而是当地县法院的女院长！就这样她被外婆塞进了我和母亲的大床下面，一头是严实的火墙（几十年前某地过冬用煤炭烧烤取暖的空心墙壁），另一头用杂物填塞堵挡便于掩人耳目。一个堂堂的法院女院长曾拿捏了多少人的生杀大权啊，却也在那个风雨动荡的夜晚荒不择路地敲开了我家的门，戏剧般的生活常常令人哭笑皆非。两个女人泣泪成血，一个躺在床上泪眼婆娑，另一个是却绻缩在陌生人的床下生死难卜。一月有余的日子让两个女人由陌生变成了生死之交的结拜姐妹，庆云阿姨长母亲十几岁，母亲自然成了妹妹。没了外公的养家，母亲又冤成了这样，本就艰难的日子又添了一张口，外婆无奈中不得不走出家门去县城给别人边看小孩，边替阿姨打探消息。
庆云阿姨于月黑夜几次想走出终被母亲强留于家。她的到来让母亲看开了许多事，也想通了许多以前不明的道理，她认为一个法官都逼得无家可归性命难保，她一个平凡的女工蒙受此苦又算得了什么，并庆幸自已在苦难的日子有了这么个女伴。这或多或少让母亲在失去外公的心理有了一种倚傍，两女人就这样在同病相怜中熬着日子。晚上两姐妹偷偷的下地做着足够白天食用的大饼，她们不敢多做流质的食物，因为阿姨不能外出见光方便入厕，实在太渴了只是浅浅的用水抿一下嘴巴，就这样日子在神不知鬼不知中过去了两月有余。
又是一个出人意料的日子，庆云阿姨被一辆小吉普和几个人接走，临走时和母亲双双哭成了泪人儿，这一回她是被接去法院上任的，当然了这中间幸亏有了外婆在县城借看小孩而打探的淌息。朝为囚犯暮又做官，太阳是东方升起还是西出阳关？别说是母亲和庆云阿姨那样的小女人，就是叱咤风云的开国元老也会冷不丁的皮开肉绽不辨南北，母亲这样的小人物遭此灾祸又何以为怪呢。血雨腥风的岁月就象一头魔鬼厉兽在摧残着人们身心健康，让你死又死不得，活又活不了。
七年后我们一家在庆云阿姨的全力相助下，从五里之外的农十队搬进了县城中心，母亲说搬家那天我一直睡着醒不来，她只好把我搂在怀中坐在马车上，一路吱吱嘎嘎摇摇晃晃直到县城的新家我仍睡得很香，“瞌睡虫”就成了母亲和外婆对我的称呼。几十年后她们仍笑我当年咋就那么能睡呢。她们笑了又笑，只可惜我不是刘阿斗也没他那个福哦！逼极了我就会冒上这句话来解窘。
庆云阿姨马不停蹄，再次帮助母亲重新进了食品厂，又成了那时人人羡慕的工人。每日晚饭后阿姨便来我家约上母亲和我去影院，或去公园散步，她们俩人总有永远也说不完的话题。人生在世亲姐妹也不过这样倾力相待罢了，每个人的前世今生自有神灵在指引吧，不然母亲和阿姨两个身份悬殊的女人又怎么会相遇在那个漆黑的夜晚呢！
我童年的生活从此也无疑于小天堂，零食也变得各色各样，紫色大葡萄干，又酸又硬的奶疙瘩（即奶酪），沙果果，酸奶子，白方糖，小奶糖，烤得金黄金黄的小鱼儿，炒鱼籽等等堆满了房间。正如母亲说的，我是她和外婆的小宝贝，只可惜美好的童年里没有了外公，更不知父亲身在何处又是何样，在那个幼小的年龄里，我只知沉迷在宠爱的食物里吃了又吃，外公和父亲的概念似乎很陌生，母亲和外婆也从未提及，我在朦懵里更是一无所知。
只记得母亲的餐桌很丰盛，每天不论做哪些食物，烙饼是天天必需有的一碟吃食。
如今母亲已是七十高龄，每次和她打电话，一声“吃了没？”她说来说去总也离不开她的烙饼，即使前一日吃剩的饼子她也舍不得扔掉，撕碎了泡在开水或蛋汤里仍然吃得滋滋有味，边吃边说，这饼子能救人的命啊……
儿时太穷，穷的常常闻见麦香的味儿，却很难吃不上白面饼子。现在白面饼都吃腻味了，忽又想吃些五谷杂粮，只是曾经原汁原味的那个麦香味儿再也闻不见了！母亲的记忆深处，千变万变，变来变去还是封存的那张大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