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我一直很奇怪，为什么会有这样一次旅行。
追逐金钱和快乐一直作为我生命中最为重要的两个元素，前者给了我肉体，他让我得以告诉这个世界：“我还活着”，所以我总是慌乱地寻找更多的金钱，因为我还想告诉她一句：“别丢下我。”
她很仁慈，只要我努力喊了出来，她还是很愿意搭我一程的，就像在正常情况下，路人并不会吝啬一次让自己觉得开心的机会，比如不需要费力地指一次路。
但这次，追求快感伴随着荷尔蒙将我从她身上稍稍带偏了一点，作为一个并没有完全经济独立的人，却经济独立地用生活费做了一次旅行。
一直到我坐上那个过山龙，肩膀上被死死地固定在椅子上，我都不能放下这个问题，车很奇怪，它倒退着将我拉上轨道顶端，地面也是变得很奇怪，视线被拉得很长。当原本触手可及的地面变成一个整体，它代替了天空填满了有限的眼睛。
这似乎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按说当我双脚离地走向天空的时候，正应该是快乐离我最近的时候，也是我最轻的时候。
我沉浸在这样的思绪里不到五秒，我很确定时间不长，因为下一秒现实就把我拉回地面，疯狂跑动的飞车配合身体的重力将我拉扯，整个视线一时间被一些不能描述的东西填满，满是拉长了的轨道、树影、还有人恐惧的表情。
他们绝对不是恐惧我的，就凭我二十多年和他们朝夕相处的经验就可以知道，那他们应该就是恐惧这个高度了。他们都能想象到，换一个位置，当他们坐到我这儿，头发被狂风吹乱，血液被高速的移动带得沸腾，却又因恐惧而脸色发白，就像一次复杂的化学反应，一点点元素的不同都能让感受大不一样。
我终究相信每个人都是怕的，这是源自我们生命的本能，从远古时期没有进化出翅膀就已经注定，我们的一生都该是踏实地落在地上的。
一次又一次的游乐项目，从清晨的活力无限到傍晚的激情疲劳，当热情退去后，随之而来的不是收获的满足，而是思维空虚下的自我考量。
我很清楚，再给我一次机会，我还是会来，不过也许会选一个更加轻松的地方，比如就近的佘山欢乐谷，这样我可以晚起床两个小时，也能避免掉常州小朋友的秋游，那我应该可以多玩上几个项目。
可如果真的去佘山，我应该会少掉两个已经对那地方审美疲劳的同伴，再往前看，我应该也不会有一个人去游乐场的心思，也就没了这一次的胡思乱想。
再这么看，我的存在也是没有必要了，没必要出生，也没必要去找些看起来没有意义的工作，但事实上，从我这样想的时候就没有意义了。
上海到常州还是有些距离的，摆在我面前的有三种方案，24.5的火车、50.5的动车和74.5的高铁，高铁我是从来没有考虑过的，人似乎越是成长就越是学会权衡，一般家庭来说，最贵的总觉得承受不起，最便宜的似乎又觉得会降低效率，所以我们常常选择中等的。
我也是如此，这应该也符合了我们国家传统的中庸之道，如此说来，我们虽然身在市井，却也好像实打实地学到了圣人之道。嗯，应该是这样的，否则除了圣人，我实在无法理解是什么趋使我总是做出这样的选择。
只是，我们终究会遇到一些意外情况，通过权衡，她们两人选择了高铁尽快赶回家，而我这个没有积极意识的人，却又选择了火车，这一次圣人终究没有教给我们在最好与最差间要如何选择。
我是极少出远门的，所以都已经忘了是有多久没有坐火车了，如今出门，我总是偏爱客车，地铁和高铁，独独火车好像离我越发遥远了。似乎只有尚且年幼时，被抱在怀里走在人挤人的铁罐头里记忆在告诉我，火车是怎样的。
当看到熟悉的绿皮车厢驶来，找到属于我的车厢，踏进车门，闻到熟悉的味道，才终于让我回想起来那是怎样的一个场景。
没有高铁上干净的过道，也没有独立而方便的个人桌面。不大的过道里，有的是稀稀落落的瓜壳纸屑；不时有人脱下鞋子，露出发黑发黄的袜子；桌子上，少不了的是水，橘子皮，还有各式小吃包装。
空气里，充斥着熟睡的鼾气，杂乱的物气，它们一起组成这种独特的人气。这味道很熟悉，当我坐回自己的位子上，看着小孩穿着大红T恤，穿着开裆裤赤裸着双脚在过道上又跑又跳，才想起来，这味道一直在我的人生中出现。就像童年的火车、像家乡的老宅、像辛苦奔波的邻居、也像我如今居住的集体宿舍里，从未远离。
为了打发车上无聊的时光，也为了省下一点手机电量，我带上了最近刚买的米兰昆德拉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就像他拿不准他对于特蕾莎的感情在他的生命中所占的分量一样，我也不知道我如今的所思、所想、所得；于我、于家庭、于社会之轻重。
文中引用过巴门尼徳的一句话：轻者为正，重者为负。他到底是对是错？这是个问题。只有一样是确定的：重与轻的对立是所有对立中最神秘、最模糊的。
于是，在深夜的睡意迷蒙中，我好像看到了我的生命之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