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周边的少数民族，自古有东夷、南蛮、西戎、北狄之说，但这四方边民之中，唯有东夷不能简单的视之为蛮夷，因为东夷本身就是华夏民族的一部分，甚至是华夏先祖之一。

就连“华夏”二字本身也可能包含有东夷元素，当然这是一种比较另类的解释：华指华胥氏，夏指夏族，华胥人东迁后所生太昊氏即伏羲氏，也就是东夷一系，而夏是黄帝、大禹一系，按这个解释，华夏的本意就是东夷人和夏人的共同称呼。尽管这个解释并不是很正统，但我觉得有一定的道理，因为这个说法道出了华夏共同体的最重要的来源。

本文将从以下四个方面来梳理一下东夷的历史脉络，以及齐鲁的历史性作用：

上古时期的东夷

夏商时期的东夷

齐鲁两国的历史使命

齐鲁之后，东夷去向何方

1、上古时期的东夷

东夷是上古时期非常兴盛的一个族群，对华夏民族的形成影响之深，可以用刻入骨髓来形容，东夷最兴盛时期是考古上的龙山文化时期，对应史籍中的黄帝前后到夏朝成立之前的这段历史时期。

东夷部族兴起于古黄河和济水之间，也就是河济之间的区域，呈现出以山东地区为核心，向四周蔓延的特点，最盛时部族分布范围北到燕北、南到余杭、西到豫西和晋南、东到大海，和考古发现的龙山文化辐射地域大体相当。

和龙山文化对应，兴盛却更早一些的是仰韶文化。仰韶文化的核心区域是黄河和渭水交汇周边一带，也就是豫西洛阳盆地、晋南汾运盆地、陕西关中平原等地区，其辐射范围比龙山文化要更大一些，包括河南、山西、陕西、山东、河北、甘肃、青海、内蒙、湖北等地区。

基于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地域分布：也许，仰韶文化对应炎黄部落联盟，而龙山文化对应东夷部落联盟，两者虽有对立，却并不泾渭分明，不管是历史记载还是考古结果，都呈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特点。

也许这两种文化并不严格对部族分布，都是属于炎黄，也都属于东夷，只不过有些时期炎黄先进一些，有些时期东夷先进一些，炎黄和东夷一直在共同学习和交流，或者是在竞争中共同进步。仰韶文化最东覆盖有山东，龙山文化最西覆盖有甘肃即是这个问题的侧面证明。

历史记载少昊是黄帝长子，却同时也是东夷先祖和首领，还有更古老的东夷先祖太昊伏羲氏、五帝末期的帝舜，也都兼具华夏和东夷双重先祖和首领身份，并且这三位都位居三皇五帝之位。

这些基于历史和考古上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现象，充分说明了东夷与华夏实则是从上古时代就开始相互融合的过程，这两者共同勾勒出了华夏文明。

在上古时期，东夷本意是居住在东方的人。“夷”按字形字申出一人背弓，说明东夷擅长弓箭，儒家六艺中的“射”难道不是出自东夷传统吗？东方有君子之国、东方尚书剑之美、东方重仁义等，这都是儒家思想里面的上古东夷元素。伏羲画卦亭位于河南省上蔡县，这个地区位于上古东夷腹地，中国文化之根易经的根源-伏羲八卦出自东夷，道家思想源于东夷、道教源于东夷、墨家思想源于东夷、甲骨文来源于东夷的骨刻文。。。。。。

我们可以说上古东夷为华夏文化的贡献了一大半，甚至可以说上古东夷为华夏共同体塑造了思想文化的基础，极有可能夏商周三代的思想文化大部分都源自上古东夷。那么为什么我们这个民族最后是以华夏命名而不是东夷呢？我想这可能是军事力量压制的结果，更有可能是政治体制力量整合的结果，华夏部族为华夏共同体赋予了政治世俗化的政治框架，这种体制的特点是王权对神权的绝对压制。华夏一向是王权体制传统，东夷的神权体制可以从商朝体制中窥得一二。神权政治更有利于维护统治者的地位，而王权体制显然利于整合国家综合实力，久而久之华夏力量压制了东夷力量也就是合情合理了。

龙山文化要晚于仰韶文化，以黑陶为特征的龙山文化显然要比以彩陶为特征的仰韶文化更先进，但这不一定是基于部族的区别。两者的辐射范围都很广，应该是基于文明交流的结果，而不是民族迁徙的结果，东夷的先进生产技术可能被华夏学习了过去，在王权体制下应该能发挥出更大的生产力、更强的综合国力。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华夏共同体为什么能以华夏来命名的原因。

两种文化相互学习和借鉴往往能发展出更先进的文化，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在龙山文化和仰韶文化的结合部-洛阳盆地，发展出了二里头文化。二里头文化的出现直接终结了龙山文化和仰韶文化，实现了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的飞跃，这是中外史学界都认可的中国最早的广义王权。

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出土文物交叉点主要集中在在河南中部、西部和北部，以及晋南地区，这是传统上认为的中原地区，这其实就是文化融合的体现。

二里头文化在时间段上，对应着夏朝，而且贯穿夏朝始终。二里头文化在发源地点上对应着夏都阳城，今天的偃师一带，而且其在早商时期仍是都城。

人类发展史就是一部各族群不断融合发展的历史，炎黄联盟的故事告诉我们华夏族群本身就是历史融合的产物，并且会继续融合下去，过去如此，现在如此，未来仍将如此。黄帝大战蚩尤，然后收服蚩尤各部，这个故事大概隐喻了华夏与东夷融合的过程。

然而东夷和华夏之间的融合过程，却又是这么漫长而又曲折。

与华夏族群同处黄河流域的上古东夷源远流长，曾经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明，显然与华夏相比并不逊色，规模也相当，这种级别的融合会怎样展开呢？透过史籍记载来分析背后的实质，可能存在着华夏与东夷轮流坐庄，到华夏一统两族这么一个过程。

尧、舜、禹三代禅让是儒家一直极其推崇，民间也一直津津乐道的上古先贤故事，然而，这极可能是华夏与东夷并没有分出明显优劣时的一种政治妥协，尧、禹是华夏领袖，舜是东夷领袖，这时期他们轮流占有帝位。这是华夏与东夷轮流坐庄的历史时期。

大禹时期，治水成功的巨大成就，让华夏族逐渐占有了优势地位，也赢得了天下各大部落的共同认可，虽然大禹去世时将帝位禅让给了东夷的伯益，然而禹的儿子启显然获得了更大的支持，在大禹去世没多久，启就发动战争，通过战争打败了东夷的伯益，赢得了帝位，从此开启了500年的夏王朝，历史了由此进入了家天下的历史阶段。

2、夏商时期的东夷

夏启虽然武力击败了东夷首领伯益建立了夏朝，但强大的东夷会这么一败而臣服吗？显然不会，果然在夏启去世后不久，其儿子太康时期，东夷就发起了“太康失国”事件。

太康继位后，沉湎于声色酒食之中，政事不修，促使内部矛盾日趋尖锐，外部四夷背叛。东夷族有穷氏首领后羿趁机发兵夺取了政权，先后两位夏后被杀，最终后羿称王，史称“后羿代夏”，整个事件持续近半个世纪。

在夏王朝建立初期，就发生了夏人与东夷的大规模军事冲突，造成了夏王朝的统治中断40多年，这充分说明了这期间夏人与东夷斗争的激烈。虽然斗争激烈，但有一个现象非常值得关注，后羿攻入夏都后，并不是掳掠一番回到自己的领地，而是在夏都代而称王，夏人似乎也能接受后羿的统治，其它部族似乎也能接受，这说明了什么呢？这说明东夷族有穷氏与夏人文化上十分接近，东夷与华夏之间的已经深度融合，至少中原附近的东夷人已经华夏化，这样夏人才会安然接受其统治，并不认为是异族入侵。

太康的孙子少康在其姻亲部落的庇护下长大，后又苦心经营，逐渐壮大实力，最后起兵挺进河洛地区，攻克故都斟鄩，夺回王位，然后励精图治，让夏王朝重新发展壮大，史称“少康中兴”。

虽然少康打败了东夷部落，但夏人与东夷之间的战争仍然不曾间断。一直到少康的儿子后杼消灭有穷氏，才使夏朝的统治得以巩固。这种消灭应该只是灭其首领，再分封夏后族人来管理其部落族人，毕竟这时已经不是纯粹的部落联盟，开始进入了国家化的历史时期，有穷氏和夏后氏之间的族人在文化上也能相互认同对方的统治。

自夏启至后杼约半个世纪与东夷斗争，主要是在今山东北部以及河南东北部与河北南部，今山东与河南、河北接壤的地区展开。后杼以后，对东方各部落与方国的征伐及交往，已转移到泰山以东以南地区，这里是东夷的腹地-海岱地区。这种现象表明夏人已经成功融合了中原附近的东夷部落，使其华夏化，中原附近地区的东夷不再反对夏人的统治，斗争的中心相应的转入了东夷腹地。

到了夏王朝晚期，与东夷的关系有所改善，出现了“诸夷宾于王门，诸夷入舞”的局面，这里的诸夷主要是指东夷各部落。由此可见，经过了数百年的斗争和融合，这时的夏与东夷之间的关系居然已经相当融洽，说明山东腹地的东夷也已经在心理上接受了夏人的文化，所以才能安然接受被统治。

夏桀在鸣条之战失败以后，夏朝灭亡，夏桀的儿子遁走北地，夏桀本人则是奔于南巢，逃向了荆楚地域，这里当时是苗蛮九黎族群的区域，苗蛮的事情以后再说，我们暂且不提。

夏初，启与益争夺共主地位以及从太康失国到少康复国，中经后羿、寒浞“代夏政”，直到后杼灭有穷氏，华夏与东夷之间前后半个多世纪的斗争，其结果是不断有东夷部族加入华夏，或者说是被夏人融合，这是一个文化融合的结果，也是前期数百年、乃至上千年华夏与东夷融合的阶段性成果体现。

在夏王朝时期，华夏化的一支东夷-商族逐步发展壮大，最终代夏而兴商。

商人先祖契帮助大禹治水有功，被封于商丘（可能在今天濮阳）一带，在大禹成为天下为主之后，契实际是大禹的臣属，也就是夏朝的臣属，那么商人的标签是属于华夏无疑。

商朝是无可争议的华夏政权，但其本身又带着强烈的东夷特色。商朝的官制和法律都继承自夏朝，又有东夷特色的一面，有很重的神权特色，其“尚鬼”、“尊神”的一面，还有玄鸟崇拜，都具有鲜明的东夷特色。

关于商朝的这些特征，可以理解为这支东夷在华夏化的路上，并没有进行彻底；也可以理解为东夷对华夏的一次“复辟”，但这是带有继承特点的“复辟”；不管哪种理解，其实质意义是华夏和东夷并没有彻底融合的一种表现。

商灭夏之前，商人的领地在古亳州，可能是今天的濮阳一带，河济之间，这是商人的龙兴之地，也属于传统的东夷地域，灭夏后，即迁都到了亳都（今郑州）和西亳（今偃师），在夏人的核心区域建国，并在此度过了几乎整个王朝的前半段时间。这种选择和后羿代夏何其相似，都是在夏故都称王，并不破坏夏朝原有的都城，也能善待中原夏人，这与商朝中后期对待东夷的态度则是天壤之别。

夏朝时的政治斗争，主要是在中原的东方，是夏人和东夷之间的斗争。

商朝前期政治斗争，主要是在中原的西北方，仍然是夏人和“东夷”之间的斗争。只不过，这时带有“东夷”特点的商人是中央政权，夏人则成了方国，东夷加引号是因为商人虽出自东夷，实则已经是华夏成员，这时的夏商矛盾实则是华夏的内部矛盾。

夏人虽败，但在黄河中上游仍然有强大的势力，晋中南、陕西北部等地区仍然被夏人把持着，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了西周时期。

我们今天了解到的商朝西部边疆是太行山一线，即太行山以东是商朝地域，太行山以西仍然是夏人的势力范围，这支夏人与商朝的斗争贯穿于商朝前期，甲骨文中经常出现的西邑指的就是这支夏人。

出土的商朝甲骨文中记载，商人曾经频繁祭祀西邑，关于这个现象，很多人认为是商朝出于对灭亡了夏朝政治的不安，才频繁祭祀以求内心的解脱。而我认为这是出于身份认同的表现，以祭祀祖先之礼对待西邑先人（夏人祖先），商人有大规模祭祀祖先的传统，把夏人祖先当做自己的祖先，这不正是出于继承了夏人政权的象征意义吗？这其实与康熙皇帝在朱元璋墓前下跪是一个道理。

商朝中期以后，西邑不再是商朝关注的重点，或许这时夏人默认了商的共主地位，但商朝仍无法消灭夏人在黄河中上游的政权，进入了相安无事的状态。

商人出自东夷，在其立国过程中，东夷也是功不可没，所以商朝早期，与东夷之间的关系非常融洽，但是到了商朝晚期，与东夷之间的关系却急转直下，发生了激烈的斗争，甚至这为商朝的灭亡埋下了伏笔。

一个出自东夷的王朝，却最后与东夷之间激烈冲突，这种现象让人颇为费解。但仔细想想也实属正常，因为商人虽然出自东夷，毕竟已经不是正宗的东夷，而是已经华夏化的东夷，在真正的东夷眼中已经算是华夏族了。况且，或许是前期助商灭夏功勋卓著，也汲取了过多利益，东夷慢慢发展壮大，壮大到了商王朝已经非常忌惮，已然严重威胁到商朝的统治基础，到了必须武力解决的地步。

从更务实的角度来看，商人是个重商民族，商业和手工业十分发达，为了维持手工业的发展，就需要大量的奴隶，而奴隶的获取，不能从华夏族农耕人口中获取，因为这样会动摇农业国本，只能通过战争从蛮夷地区获取，比如鬼方、西羌、苗蛮、东夷。而商朝中后期东夷过于强大，已然威胁到了商朝的统治基础，政治和经济的双重利益需求，让商朝选择向东夷动手，既能削弱东夷势力，又能从战场获取大量奴隶。

商朝政权能厚待中原夏人，反而从东夷中大量捕获奴隶，这难道不是商人自我华夏认同的一种证明吗？

商朝同东夷之间的战争旷日持久，这期间数个强大的东夷方国被攻灭，其中影响较大的是古彭国，彭祖部落也因此被迫流浪至中国多个省份。这个夏商古国立国800年之久，在华夏大地留下了很多传说，其先祖彭祖思想被孔子、庄子、荀子等思想家推崇备至，在中国古文化界影响重大，古彭国也曾经为华夏民族的融合做出过很大的贡献，但其身在夷地，也可能最终被夷化才导致这次被灭国。

东夷势力树大根深，商朝花费了很大代价最终取得了优势，但也因此让商朝主力大军深陷东方，也是这个原因，让周人趁商都朝歌虚弱时成功伐商，朝歌城陷、纣王自焚，商灭周兴。

周朝虽然建立，然而如何面对让商人都十分棘手的东夷呢？这就牵扯到了西周时齐鲁两个诸侯国的成立。

3、齐鲁两国的历史使命

周灭商凭的是一战而攻陷朝歌城，纣王被逼自焚，然而这时周人所控制的区域不过是关中平原、豫中、豫西一带，连晋南都没有牢牢掌控，那么面对商朝庞大的政治遗产，周朝如何消化？这些问题无疑十分棘手，连周武王这样的旷世雄主在三年之后也忧虑而亡，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让周武王如此忧虑？

大家是否还记得商朝几十万主力大军正在远征东夷，并没有来得及回防都城，那么商朝被灭后，这支主力大军又会做出什么样的动作呢？商周主力大军并没有进行一次决战，周灭商凭的是一次奇袭得手，那么这支身在东夷的商人主力大军如果树起一面大旗，振臂一呼，天下商人势力群起呼应，周人是否还能从容应对，我想这可能会导致新生的周王朝万劫不复，这应该是周武王最大的忧虑！

商朝东征大军的去向历来有许多猜测，大部分其实是无稽之谈，想想明朝灭亡后，手握数万辽东铁骑的吴三桂，在李自成和满清之间反复权衡，最后选择投降满清，吴三桂为什么这么做？当然是政治利益最大化啊。那么东征东夷的商朝主力大军也一样，商朝政权倒台，面对短暂的混乱期，他们有非常多的选择，二十万大军如果能成功自立为王，肯定是利益最大化的选择，这样将会长期和周朝东西对抗，那么就复制了夏商交替后的形势。他们有可能确实这么做了，但是并不成功而已。

我们先来看看商末的东夷形势，商朝主力大军东征的是淮夷，而与淮河流域相邻的东夷发源地山东地区，由于被商人核心区域所覆盖，所以早已被商人牢牢控制。自然而然，山东地区的东夷或归化或归附于商朝。

山东的一众诸侯国中，泰山东西两侧的薄姑与奄是两个最大东夷诸侯国，也就是后来的齐鲁两国的核心地域，我们有理由他们应该是由商人所直接掌控，特别是奄国，在史书中出现时有时直接被称为商奄，最大的可能这里是商王族势力的一个聚地。而更远方的胶东地区，则是莱夷的势力范围。

形势清楚了，那么失去了中央政权粮草补给的二十万大军继续停留在淮河地区显然是凶险之极。这时，朝歌已经回不去了，那么就近退到仍是商人势力范围的薄姑与奄国，这应该是最好的选择。虽然这是猜测，但后面发生的两件历史大事件显然是可以捕捉到些许影子。

第一件历史大事件：箕子远走朝鲜立国。

第二件历史大事件：三监之乱。

先看第一件事-箕子远走朝鲜立国，箕子是纣王叔叔，也是商朝重臣，不甘于商朝灭亡的现状，又无力改变现状，于是带领五千遗民远走朝鲜立国。关于箕子选择的路线，有史料记载箕子是走山东半岛北渡渤海，从辽东进入朝鲜，这确实是最近的路线，而且经过薄姑与奄的势力范围，安全可以保障。其实还有一个选择，那就是从朝歌北上幽燕，借道孤竹国经辽西、辽东进入朝鲜。历史有箕子嫁女孤竹国的故事记载，可见箕子和孤竹国的关系应该很好，这条路也是安全的。

在两条安全的路线里面，箕子选择了山东半岛这条路，除了对商朝航海技术的自信之外，我想应该还有更大的原因。如果结合一下那二十主力大军联想一下，这个原因是不是更具说服力呢？想想后世辽国灭亡之际，耶律大石凭着从漠北可敦城带走的数万大军，创建了威名赫赫的西辽帝国，是不是与箕子这次行动有异曲同工之妙呢？

箕子在迁徙路上，说服了驻留在薄姑与奄国的主力大军，也可能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数万人马，北上辽东和朝鲜，割据一方，与孤竹国相互照应，如果天下异动，随时准备起兵反扑中原，这难道不是可能性极大的选择吗？即使没有机会重回中原，箕子朝鲜政权能立国800多年，这也不是箕子最初带领的5000部族（老弱病残的成份应该不少）能做到的。综合来分析，顺道带走驻留在山东地区的部分主力大军，才是箕子走这条路线最大的驱动力，也是箕子朝鲜立国最大的依仗。

再来看看第二件事-三监之乱，习惯上大家认为这是监视商人势力的三监，携裹武庚商人势力发起的反对周公辅政的叛乱。但事实上远止如此，因为薄姑与奄国也深深参与了这次叛乱。这两国参与叛乱，会是与晋南古唐国一样的初衷，趁乱分杯羹吗？我想应该不是，这是商朝的忠诚势力，驻留有部分的商朝主力大军，还和武庚的封国距离非常近，所以，这是商朝势力和忠于商朝莱夷势力的一次大联合，是商人势力发起的一次猛烈的反扑，而且是联合了山东莱夷的一次大反扑。

面对如此形势，周王朝没有犹豫，周公旦亲率大军果断前往平叛。也可以说周王朝对此是有心理准备的，武王克商已有数年时间，周王朝对这件事始终有很大的担忧，应该早就做了充分的准备。但叛乱声势浩大，即使充分准备，也花了数年时间，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才成功平叛。

经过一系列的战争，薄姑与奄这两个被商人势力所控制的最大东夷诸侯国被灭，其国土也分封给了齐鲁两国。

有资料表明，对于山东地区商人和东夷的平叛，是由姜太公领军主导：“继命姜太公吕望东征。伐奄国五十，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逐莱人地入于齐。非鹰扬元勋，不足以弹压东方，故特封之营丘。”作为商人势力在山东地区的聚积地，也可能是商王族势力最后的聚积地，同时也是东夷历史上传统核心区域，薄姑与奄被灭国，国土分封给了姜太公和周公，由柱国元勋来亲自坐镇东方。

目前的局势是山东的商人势力和东夷势力被弹压，箕子带领部分商朝主力军队出走朝鲜，而同在环渤海一带的商人势力孤竹国仍然存在。

大家还记得分封在幽燕之地的燕国吗？周军精锐北上肢解了孤竹国，在孤竹国的土地上建立的燕国，同样处在环渤海区域，与齐鲁两国遥相呼应，这不正是周王朝对商人势所布的局，他们都负有防范箕子政权卷土重来的使命。箕子政权如此倍受重视，显然与箕子手握大军有很大关系，这也是我猜测商朝主力大军先是撤回山东，又有部分被跟随箕子北渡辽东和朝鲜的原因所在。

周王朝最重量极三位柱国重臣：姜太公、周公、召公，分别负责镇守齐（薄姑）、鲁（奄）、燕（孤竹），这是商朝最大的三处外线势力，同时防范域外的箕子政权。在商王朝中央势力已被牢牢控制后，这几处外线势力，反而是最可能发起反攻的地方。

巧的是，燕国防线方向辽西一带也是东夷的一个传统势力中心，也就是说齐、鲁、燕三国都肩负有防范东夷的使命。

在商人势力和东夷势力最强的地方扎下了周人最强的钉子，这只是第一步，如果要牢牢控制这些区域，还要做更彻底的归化工作。“启以商政，疆以周索“这是周人的既定施政方针，然而这也只是稳定局势的权宜之计，如果只是这样，周朝就配不上他显赫的历史地位。果然，在局势稳定后，推行”周礼“成了最重要的工作，这是鲁国和齐国的历史使命，也是其它周王室亲族诸侯的历史使命。

移风易俗，塑造身份认同，客观上是促进了华夏民族的彻底形成，这是周朝最大的历史贡献。

“及武王克商，薄姑、商奄，吾东土也。“这是左传的记载，也是周人对齐鲁大地重视程度的真实写照。事实上这片土地也担得起周人的重视，因为自古以来这里就是文化经济发达地区，悠久的文明传承甚至可以俯视周人。所以，如果不对东夷的核心区域完成融合，就谈不上周朝的成功。

那么齐鲁两国是如何完成历史挑战，实现他们的历史使命的呢，这是我们下一节的内容。

4、齐鲁之后，东夷去向何方？

齐鲁两国都是周王朝的明星级诸侯国，实权在握的侯爵诸侯，都肩负着特殊使命。商人势力和东夷势力虽被弹压，但并不是非常放人放心，随时可能会蠢蠢欲动。

在姜太公上任的前后脚就吃了一个下马威，这个跳出来第一个挑战姜太公的是莱国，这个此后和齐国纠葛极深的国家，一开始就和齐国兵戎相见，这是颇为不详的预兆头，为两国长期不睦埋下了伏笔。但那是后话，目前姜太公的使命显然不会太想为难莱国，打退他们的进攻，站稳脚根，恢复秩序才是第一要务。

站稳脚根，立足泰山东西，这是齐国的使命，也是鲁国的使命。那么这两个诸侯国都是如何做呢？

齐国：简政从俗，工商立国，尊贤尚功——奠定霸业基础

鲁国：崇礼革俗，强农固本，尊尊亲亲——强化礼乐之邦

很明显，齐鲁两国实施的政策是截然不同的，齐国是尽量照顾当地百姓的原有风俗，以稳定第一，尽快恢复社会秩序，“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齐国的政策很快便有了效果，“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姜太公只花了不到一年时间，就完成了国家的塑造。

鲁国的第一任国君实际上是周公的儿子伯禽，鲁国受封后整整花了三年时间才完成国家的塑造，比齐国花费时间长了数倍不止，纠其原因，“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后除之，故迟”，鲁则采取革除当地风俗的强力措使，力图把鲁建成周礼乐文化中心，我想这可能是周公的意图，这是其亲自制定周礼树立一个模范样板的需要。也许，还有一个隐含的原因，商奄之地的反抗特别激烈，必须采取以强硬政策，方能达成震慑效果。

总而言之，周初将对太公、周公两个重臣分封到山东地区，以及齐鲁建国后，采取的一系列政策，都为齐鲁在东方大国地位的形成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齐鲁两国的大国之路上，周王室赋予的特权地位也是必不可少的。

“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五侯九伯，实得征之。”齐由此得征伐，为大国。

“分鲁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以昭周公之明德。……祝、宗、卜、史，备物、典策，官司、彝器。”这是一整套象征王权的礼器、祭器、服饰、典籍等等，简直达到了天子威仪复制品的程度。

这就是一文一武两种特权，授齐以区域内征伐诸侯的特权，授鲁以史笔裁定忠奸的特权，在周天子威服四方的西周时代，这就是无上的特权。齐国可以枪打出头鸟，武力打击不服周天子统治的势力，鲁国推行文治，贯彻周礼在四周地地域之内，一文一武相互配合，山东区域还能不固若金汤吗？

但是，为什么周王朝会对山东区域如此重视？

我们回望东夷的历史，以及和商朝之间的关系，答案已经呼之欲出了。是的，这里是商人势力的一个根据地，更重要的这里是东夷文化的发源地，自古以来都是文化极其发达的区域，这里曾是太昊之墟、少昊之墟、虞舜之墟，这足以令来自西部的周人可能会对这一地域产生膜拜之感，同时也特别不放心这一区域的统治稳定。所以，才会树立齐鲁这两个定海神针，还让他们在这一区域有很大的自由特权。

齐鲁两国也确实做的很成功，两国之内的东夷、旧商势力被成功整合，周边势力也都服从王化，即使最大的刺头莱夷服从周天子的调度，曾经出兵跟随周王室征伐楚国。

莱国和莒国都是山东地区最后的强大东夷势力，莱国最初还曾给初来乍到的姜太公一次下马威。他们共同代表着东夷的顽强生命力，此时，绝大部分东夷部族都已经完全华夏化，可能他们自己都忘了他们曾经是东夷，但莱国和莒国却一直依然坚守自己，坚强的挺过西周，直到春秋时期。

莱国和莒国都是顽强的，也是强大的，在春秋诸侯兼并时期，也都兼并过周边的小国，但他们最终逃不过被兼并的命运。应该说，自从齐鲁两国分封以来，山东一众东夷小国的命运就已经被定格，他们最终被齐鲁融合或兼并，这已经是他们无法逃脱的历史宿命了。

莱国和莒国的地理位置都非常重要，各占了单独一块地缘区域，他们的都城也被齐国吸收改造，成了齐国五都之一：即墨与莒。战国时期，燕国乐毅伐燕，齐国几乎被灭国，田单就是凭着即墨与莒这两个最后的据点，成功复国。这客观上佐证了齐国对莱莒两国融合的成功，数百年的敌对关系，一朝融合，居然成了齐国最后的据点，并以此重生，如果莱莒两国故去的国君们看到这一幕，该做何感想呢？

不管怎么样，齐鲁两国都成功完成了他们的历史使命，在东夷最核心的发源地-山东海岱地区，终于在春秋晚期，东夷彻底融入了华夏民族之中。

东夷的南方势力，淮夷和徐夷也在周王朝的多次打击之下而衰弱不堪，最后得便宜是楚国，淮夷之地曾经入鲁、入吴、入越，不过终归都被楚国收入囊中。

东夷的北方势力，辽西东夷在燕国的长期努力之下，最终在战国晚期，也彻底融入华夏民族之中。

至此，东夷做为一个独立的民族，彻底的融入了华夏民族，深深的融入至了华夏人的血脉之中。

他们曾经为我们带来了无尽的文化财富，我们则继续着他们的梦想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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