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沈从文、废名、凌淑华、萧乾、林徽因及汪曾祺等被称为京派作家；赵树理、沈从文、李有才、孙犁等被称为乡土文学家；朱自清被称为中国现代诗人；余秋雨被称为著名文化史学者；林清玄被称为当代散文八大家之一；老舍被称为人民艺术家；鲁迅被誉为十大文豪之一；这些伟大的作家，无论是诗人、散文家还是小说家他们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 写作风格和特色，不同的作家有不同的喜好的作家有不同的喜好和喜欢用的常用词，才被冠以殊荣，被大家认认可为不同类型的作家。
《纳博科夫最喜欢的词》这本说就是通过对不同的作家的作品的用词进行数据分析，计算出不同的作家的家的不同的特色，统计出不同作家的不同偏好，从而在这些伟大的作品中分析并找出规律，从而研究出有关写作的黄金法则。
本・布拉特（Ben Blatt）,曾任《石板》《哈佛讽刺家》等杂志撰稿作家，文章散见于《华尔街日报》《波士顿环球报》等媒体。曾将本书这种有趣的大数据分析、论证方法应用于广泛的艺术题材，包括音乐、影视剧、综艺节目，以及文学创作。
著有《再也回不来，我也不在乎》（I Don’t Care if We Never Get Back），用大数据分析方法“计算”了他与合著者埃里克·布鲁斯特一起经历的一段疯狂棒球公路之旅——不搭乘飞机，在30天内造访30座棒球场，观赏30场比赛，全程2万英里
著名作家海明威的写作风格是简洁。他曾在给编辑的一封信中写道：“，写作和飞行数学物理学一样有章可循，遵循的法则不可动摇。”。海明威坚信作品应当尽可能的精简修改只留下最核心的部分，多余的文辞只会损害作品。
古今写作大师都很重视文章的精简和修改。吕叔湘说：“古今中外有不少作家曾经修改精简他们的作品三遍五遍乃至十几遍才定稿。在文学史上传为佳话，我们应该向他们学习。”
文章修改的重要性，已经为许多人的写作实践所证明，许多大作家的名作都经过了反复的修改。
左思呕心沥血10年才最终写成《三都赋》，出现了著名的【洛阳纸贵】的典故；钱钟书先生作《围城》的时候，也经过无数次的修改，涉及内容变动达上千处，包括典故、比喻的运用、结构的调整、部分描写的删除、外语原文及音译等等。正是有了对《围城》的精心琢磨修改，才使得这部作品总体上日趋精致，最终导致了一部光彩照人的文学经典的诞生。在没有电脑的年代，要修改文稿是多么困难的事，但托尔斯泰、巴尔扎克等把那些多卷本的长篇修改了多遍以至十数遍，丝毫不亚于构思起草时对作品的生命投入。没有严肃认真的写作态度，是不可能做到这样的，也难怪他们能够成为世界一流的大文豪。
作家都很少使用副词。
通过众多文学作品的统计发现付出用得越少，作品就越受欢迎。副词用得越多，得到的评分往往就越少。
虽然不同的作家，喜欢使用的副词不同。但是通过众多作品的比较显示一部作品，回忆，作家想要进入伟大的好的必定要减少副词使用量。从海明威斯坦贝克和福克纳身上我们看到了一样的结果，他们的杰作往往是较少使用副词的作品。
比如《双城记》和《远大前程》与狄更斯其他13部小说相比父子使用率分别是第一和第二的低。
《了不起的盖茨比》是菲茨杰拉德副词使用最少的作品，他第二受欢迎的小说《夜色温柔》，副词使用率第二低。
其实无论是职业作家还是业余作家，同样都适用。也许业余作家最初刚起步的时候会比成名的职业作家更愿意使用副词，但是在成功以后使用量就会渐渐的减少。
其实复制使用率只是其中一个因素，不会对一部作品成功产生那么直接的影响，因为写作中有成千上万的因素都在起作用，但是总体的趋势是负责的使用方式呈现了作者的专注度，一个不借助副词就能让故事场景和人物动作栩栩如生的精准的作家，往往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删除那些不必要的副词。努力让作品尽可能完美简单，或者一位好的编辑也能帮助作者删除那些繁琐的副词。
写作要避免陈词滥调。英国小说家马丁艾米斯痛恨陈词滥调，还给自己的文学批评集取名为《反对陈词滥调的战争》。他解释说所有的写作都是像陈词滥调，开展不光文笔的陈词滥调，也包括思想想法上的陈词滥调。
通过对不同作家的不同作品的分析，通过庞大的数字统计，我们要明白，在我们的写作过程中，有没有需要避免的词语？是不是需要尽量的少使用副词？是不是需要尽量的避免我们写作中的种种的陈词滥调。
这些问题是我们读这本书的时候就要思考的，不同的人对这个问题会有不同的看法。那么在有了看法之后，从我们喜欢的作家作品中吸取力量，找到我们这个学习和借鉴的东西，观察文中的模式，让我们在写作之路上更进一步，在写作的殿堂中打开神奇的一隅，写出我们美妙的创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