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教师节，回想了一下我的那些老师，好像越来越模糊了。作为一个不优秀也不算特别调皮的学生，我估计也没有什么老师能记得我。
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我们的班主任老师好像姓杨，浓眉大眼的女老师，记得当时没课本发下来，就教我们陕西六大怪：“锅盔像锅盖，面条像腰带，手帕头上戴，房子一边盖，有了辣子不吃菜，凳子不坐蹲起来。” 那个时候冬天冷，考试的时候我手冻得写不出字来，杨老师就用巴掌扇我的脸帮助我，结果我鼻血就不争气的流了下来，杨老师担心我回去告诉家长，就把我拉到办公室去烤火炉子，然后诱导我不要给家长说，她不知道我不敢给家长说，要不我老爸还得再打一顿。
小学时还有个音乐老师叫田树昌，总唱蒋大为那个“啊、啊、牡丹”但热爱打学生，数学老师则是喜欢用教鞭捅柔软的下腹部。那个时候的老师打人总是有各种花式，所以我觉得我能活到现在真是运气不错。小学二年级有个同学就没挺过来，这个同学当时得了脑膜炎，但家里以为是感冒。由于头一天没请假就没去学校，第二天放学就被老师留下来，很晚才回去，结果在回去的路上晕倒在了路边，再也没有醒来。这事情要是放现在，那老师不偿命也得脱层皮，不过那个时候大家还比较淳朴，死了也就死了。
上了3年级，班主任换成了田福友，是梅娃的妈妈，梅娃是我姐姐的朋友。她好像喜欢说，芝麻开花节节高，要是有学生说悄悄话，她会在讲台上说，猫道夹住狗儿子啦？但好人不长寿，后来好像是得了糖尿病走了。
初中的时候，换了好几个班主任，那个时候全国人民都浮躁。最后一个班主任当时师范刚刚毕业，叫王随年，大概也就18、9岁，血气方刚，经常和同学们打成一片。我们班当时有几个高个子，打起来他也不占优势，经常需要教数学的宋牛旺老师帮他一起打。那个时候全国人民都在倒钢材倒彩电。我们年级还有3个孩子离家出走了，其中两个后来在西安被发现在做童工，一个始终也没有找回来，大人们说大概是死了。
高中是住校生，班主任是教化学的，大概很多教化学的老师都叫老摩尔。老摩尔应该是有帕金森综合症，手总是不由自主的抖动。老摩尔不打人，高中生他大概也打不动。他总是半夜11点默默的站在宿舍门口倾听我们的夜谈。经过一段时间观察，他准确的分辨出了好学生和坏学生。然后果断的把我从中间靠后排调到了倒数第二排。
有次他找我谈话，问我你爸运输公司的吧？是不是总拉煤啊？我告诉他我爸他们公司不拉煤，拉煤的是电厂和神华的车。虽然我知道他是想让我给他拉一些冬季取暖的煤，但我就是装没听懂。有次我爹来看我，他的老同学在我们高中教书，但他来那天正好没在，于是放了条红塔山让我给他。不知道怎么让老摩尔看到了，那天对我特别好，不过当他第二天发现烟并没有给他后，对我的态度就转了180°。
后来我就开始写检查，包括教室后面的玻璃坏了，因为我坐后排，所以有嫌疑，包括宿舍门背后我用粉笔画了骷髅头，被他谨慎的解释为对社会不满。后来我们借了他的锅煮饭，煮晚饭就顺便当作尿盆，然后刷了刷就还给了他。不知道后来有没有同学再借过。后来知道他有个卧病多年的老婆和3个要上学的女儿。Life’s not easy. 虽然这也不是他那些行为的合理理由。
高中毕业很多年后，有次同学群里面说他走了。没有欣喜也没有悲哀，只是一个人走了，而已。
PS:其实回想起来，高中的好老师还是比例大一些，只不过我运气不好，遇到了一个不怎么对脾气的班主任，而正好那个时候是我的叛逆期。
或许下次应该专门写一下我遇到的那些好老师，阳光一下。
2015年9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