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习录》，传奇人物阳明先生之作，问答式的记录，类似《论语》，乃阳明先生立言之作。阳明先生本人也最常被视作立德、立言、立功的“儒家圣人”，其言行、事迹也很符合儒家“修齐治平”的主张。可是，阳明先生的“心学”后生王艮却创立了具有思想解放性质的“泰州学派”，对儒学对旧君主制度颇有微词。“泰州学派”到了李贽时，更是“大逆不道”。其间是“政治儒学”和“心性儒学”的分裂？还是“心学”本就不是儒学一线，其进一步的发展必然导致“非儒”？《传习录》之于儒学，态度其实微妙。本人非专业学者，不能做到旁征博引，所以只能就阅读《传习录》的感悟以及有限的历史知识来谈谈自己的一些想法。
一、在争论中刻意维护儒学的《传习录》
宋朝对文人是非常优待和包容的，较自由的氛围下，文人们的创作成就是很高的，独立思考中对儒学自身的反思已越来越盛。《传习录》所探讨的意见分歧，很多是上承宋朝。面对这些认识上的分歧甚至是对儒学的质疑，《传习录》展开讨论但明显有意维护儒学。
维护之处一：为儒家“道德教化”导致的“认知行为扭曲”辨言。
《传习录*徐爱录》书中着重阐述的“知行合一”，是对儒家好“以德论人”带来的教条问题和分裂问题的纠正。如徐爱问阳明先生，知行常常是分开的，“如今人尽有知得父当孝、兄当弟者，却不能孝，却不能弟者。便是知与行分明是两件”。阳明先生回复说“此已被私欲隔断，不是知行的本体了，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圣贤教人知行，正是要复那本体，不是着你只恁的便罢。”阳明先生仍是借着圣贤之名，将“德行”与认知分离的问题归结于不是真正发自内心或内心修为不足。此说没有触及“道德评判”不能标准化的问题，也不能解决“以道德教化为主来治理社会”容易引发的“道貌岸然”问题。
维护之处二：为删经、毁书辨言。
《传习录*徐爱录》， 爱问文中子、韩退之。先生曰：“退之，文人之雄耳。文中子，贤儒也。后人徒以文词之故，推尊退之，其实退之去文中子远甚。”爱问：“何以有拟经之失？”先生曰：“拟经恐未可尽非。且说后世儒者著述之意与拟经如何？”……“始皇焚书得罪，是出于私意，又不合焚六经。若当时志在明道，其诸反经叛理之说，悉取而焚之，亦正暗合删述之意。”
又如：爱曰：“伊川亦云，《传》是案，《经》是断。如书弑某君，伐某国，若不明其事，恐亦难断。”阳明先生回应“伊川此言，恐亦是相沿世儒之说，未得圣人作经之意。如书‘弑君’，即弑君便是罪，何必更问其弑君之详？征伐当自天子出，书‘代国’，即伐国便是罪，何必要问其伐国之详？圣人述六经，只是要正人心，只是要存天理、去人欲。于存天理、去人欲之事，则尝言之。或因人请问，各随分量而说。亦不肯多道，恐人专求之言语。故曰‘予欲无言’。若是一切纵人欲、灭天理的事？又安肯详以示人，是长乱导奸也。”
再如：爱曰：“存其迹以示法，亦是存天理之本然。削其事以杜奸，亦是遏人欲于将萌否？”先生曰：“圣人作经，固无非是此意。然又不必泥着文句。”
以上种种例子表明，阳明先生认为，儒家删经和“不明其事（坏事）”是为了正人心，遏人欲，只要不是出于私意就能得到认可，如果秦始皇志在明道，那么焚书其实暗合儒家删述之意。简直是做实了儒家以“明道”为由而控制思想的主张。
维护之处三：为儒家“名正言顺”的偏执辩护。
《传习录：陆澄·录》陆澄问：“孔子正名，先儒说上告天子，下告方伯，废辄立郢。此意如何？”先生曰：“恐难如此。岂有一人致敬尽礼，待我而为政，我就先去废他，岂人情天理？孔子既肯与辄为政，必已是他能倾心委国而听。……孔子正名，或是如此。”一个“或”字，道出多少牵强呢？
维护之处四：批评旧儒假意谦虚而内心狂妄的习性，认为其非儒学本意。
问：“先儒曰：‘圣人之道，必降而自卑。贤人之言，则引而自高。’如何？”先生曰：“不然。如此却乃伪也。圣人如天，无往而非天，三光之上天也，九地之下亦天也。天何尝有降而自卑？此所谓大而化之也。贤人如山岳，守其高而已。然百仞者不能引而为千仞，千仞者不能引而为万仞。是贤人未尝引而自高也。引而自高则伪矣。”聪明人修习儒学导致的外表谦逊而内心实则自大狂妄的虚伪现象，先生已有反思，然而终究不敢点破，而只是说方法错误。但谦虚地宣传圣人之道，同时又想立“为万世开太平”之功的可一直都是儒生。
维护之处五：为分阶层教化做辨言。
《传习录黄省曾·录》问：“‘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愚的人与之语上尚且不进，况不与之语可乎？”先生曰：“不是圣人终不与语。圣人的心忧不得人人都做圣人，只是人的资质不同，施教不可躐等。中人以下的人，便与他说性、说命，他也不省得，也须慢慢琢磨他起来。”学生对“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暗含儒式教育的内在矛盾产生了质疑，都不跟他说，他又怎么能明白呢？阳明先生说圣人也不总是不和中人之下说上等内容，而是要琢磨这类人，所谓因材施教。这句话其实是对“有教无类”的修补，这无疑产生了一些矛盾和重大问题，阳明先生没有正视也没有回答：区分“下人”、“中人”、“上人”以及“上”的内容，标准是什么？“下人”“中人”不能理解所谓“上”的标准又是什么？
维护之处六：为儒学“仁爱”观的狭隘出发点做辨言。
《传习录：陆澄·录》问：“程子云：‘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何墨氏兼爱，反不得谓之仁？”
先生曰：“此亦甚难言，须是诸君自体认出来始得。仁是造化生生不息之理，虽弥漫周遍，无处不是，然其流行发生，亦只有个渐，所以生生不息。如冬至一陽生，必自一陽生而后渐渐至于六陽。若无一陽生，岂有六陽？陰亦然，惟有渐，所以便有个发端处，惟其有个发端处，所以生。惟其生，所以不息。譬之木，其始抽芽，便是木之生意发端处。抽芽然后发干，发干然后生枝生叶，然后是生生不息。若无芽，何以有干有枝叶？能抽芽，必是下面有个根在，有根方生，无根便死。无根何从抽芽？父子、兄弟之爱，便是人心生意发端处，如木之抽芽。自此而仁民，而爱物，便是发干生枝生叶。墨氏兼爱无差等，将自家父子、兄弟与途人一般看，便自没了发端处。不抽芽，便知得他无根，便不是生生不息，安得谓之仁？孝弟为仁之本，却是仁理从里面发出来。”这还是“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孟子思路，就人性而言，本有其合理性。但是，因此而否定“兼爱”这种脱离血缘的更高一层的人际交往价值取向，岂不是又把儒学打回到家族圈子里封闭了起来？
《传习录》其实通篇都是以维护儒学为根本目的，其思路是后传儒学已离“圣学”本意才导致一系列的问题，因此需要为“圣学”正本清源。然而，虽出于此目的，但“心学”的大发展却导致了明末“非儒”的流行，对“圣学”的正本清源反倒使得“圣学”备受质疑。原因何在？我认为“儒学”自身的理论存在固有的问题，而“心学”的发展帮助人们发现和反思这些问题。
二、反思儒学的《传习录》
阳明先生在青春期时候就立志要做圣人，有着各种特立独行的事迹，其个性是独立且爱探索。在《传习录》中就能看出其独立思考的功力，《传习录》通篇都在主张立真“儒学”，其间非常明显地主张对“儒学”对“圣人”进行独立反思，也许阳明先生想的是，通过独立反思才能领悟，也必然能领悟“真儒学”，但事与愿违，独立反思就是“非儒”的开始。最明显的莫过于：《答罗整庵少宰书》
阳明先生言“学岂有内外乎？《大学》古本乃孔门相传旧本耳，朱子疑其有所脱误而改正补缉之，在某则谓其本无脱误，悉从其旧而已矣。失在于过信孔子则有之，非故去朱子之分章而削其传也。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
再如：“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学，天下之公学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天下之公也，公言之而己矣。故言之而是，虽异于己，乃益于己也；言之而非，虽同于己，适损于己也。益于己者，己必喜之；损于己者，己必恶之。”
这些言语间已经透露出理性乃是共通，学问应求公义的意思。然而，阳明先生从小受儒学教化，对圣人有很深的感情，即便在独立思考中发现了问题，终究还是要极力维护“儒学”并以“儒者”自居。这也不难理解，为什么阳明先生《朱子晚年定论》会出现别扭而被批评。再回过头来看，以上的维护辨言之处，又恰是“儒学”自身问题所在，非但没有为“儒学”辩清，反倒为“心学”提供了很多可以批判的素材。
维护之处一：为儒家“道德教化”导致的“认知行为扭曲”辨言。李贽在《墨子选批》中就有了批评：“明言节葬，非薄其亲而弃之沟壑以与狐狸食也，何诬人，强人入罪为？儒者好入人罪，自孟氏已然矣。”李贽通过阅读墨家原文发现孟子骂墨家是“无父无君”的禽兽，乃是“强人入罪”。早在宋朝时，朱熹也已经对孔子诛少正卯一事产生了质疑。儒学好“以德论人”甚至“以德论罪”，在历史是有根源的。
维护之处二：为儒家删经、毁书辨言。这里是最越变越黑的地方，“始皇焚书得罪，是出于私意，又不合焚六经。若当时志在明道，其诸反经叛理之说，悉取而焚之，亦正暗合删述之意。”阳明先生这一句简直坐实了儒学是主张言论控制、推行文化专制的。
维护之处三：为儒家“名正言顺”的偏执辩护。“恐”和“或”两字其实恰说明了阳明先生自身对“名正言顺”之事也有着疑惑。
维护之处四：批评旧儒教化导致的假意谦虚而内心狂妄的习性，认为其非儒学本意。其实这种事例何尝少了，朱棣攻下南京之后仍然按儒家传统“三辞帝位”即是明证。
维护之处五：为儒学分阶层教化做辨言。阳明先生贬谪安顺之时，连少数民族都在教化，内心又怎么会赞成“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之意。
维护之处六：为儒学“仁爱”观的狭隘出发点做辨言。阳明先生这里的辨言是从“仁爱”发端来讲，这里非但没有论证好，反而说明儒学的“仁爱”主张起于“自私”的“人欲”，在自私之爱没有满足之前，仁爱是不能推广到他人的。这与“存天理、去人欲”的主张岂不矛盾？“人欲”都去除了，“仁爱”就没有了出发点，出发点都没有了，仁爱又怎么能够产生并得到推广呢？真真是阳明先生说的“此亦甚难言”，阳明先生在这里也是知“难言”而“强言”。
在我看来“心学”的诞生，是儒生们自己对儒学政治主张带来问题的反思而引发的。宋朝一朝，文人的自由空间是很大的，他们在独立思考的过程中已经发现儒学政治和伦理主张的一些问题，因而开始着重把儒学重视自身修养的部分突显出来，转而重视对个体部分（个人如何认知、如何处事、如何行道等）的研究，虽然这一研究原意仍是为儒学服务，但随着研究的深入，这部分内容必然引发深层次的独立思考，其与儒学政治伦理主张及实践的矛盾必然会日益加深。到了近代，在先进的西方政治文明的冲击下，儒学开始明确地分出了“政治儒学”和“心性儒学”，其实他们的分裂早在宋朝就有了端倪。这个裂痕，明朝阳明先生之后，越发明显，清朝中断，到了民国就发展为决裂了。
近期有儒家学者在反思“政治儒学”和“心性儒学”的划分，认为这两者原本就是一体，儒学若没有了“政治儒学'便是不完整的，“心性儒学”的独立才是真正的歧出。这其实说出了儒学的尴尬处境，而儒学的这一尴尬处境早在儒学诞生之时就有。“政治儒学”的不切实际，自儒学诞生之日起便是如此，但儒学却希望通过“心性儒学”的部分去帮助实现“政治儒学”的不切实际，这种冲突就造成了很多受儒学教化之人的“心性扭曲”，但毕竟因为有小农经济、封建宗亲作为其伦理主张的经济基础在以及其“移孝作忠”维护君主专制的原因，这种冲突尴尬在近代之前没有突显。但到了近现代，在重视个人独立自由价值的现代文明面前，这种冲突越发明显，儒学的处境越发尴尬起来。
我比较认可“儒学若没有了‘政治儒学'便是不完整的”，因为孔子之所以重视个人教化，其目的也是希望以此为途径实现其政治理想，也就是说“心性儒学”的部分在儒学内部实际是为“政治儒学”服务的。由于“政治儒学”在现代文明面前显得落后，部分儒者为挽救儒学而将“心性儒学”正式分离出来，并希望“心性儒学”能促进现代文明在中国的落地和发展，“老内圣开出新外王”。然而“心性儒学”真如此分立之后，其根本的独立性会受到很大的质疑，因为很多学说都有修身的主张，并且“心性儒学”在现代教育心理学面前显得有些落后，在讲求公民身份的现代政治理论面前，其“修齐治平”又显得高高在上。这也就是为什么“心性儒学”在现代世俗社会中越来越像“心灵鸡汤”。·
这就是儒学尴尬的根源：没有“政治儒学”，“心性儒学”会丢掉独立性，没了“心性儒学”，“政治儒学”又没了手段，而“心性儒学”对理性的唤醒又与不切实际的“政治儒学”存在很大的冲突。在近代以前，这种尴尬让很多儒者（内心强大到可以独立思考的如阳明先生者不在此类）在专制社会下不是成为隐士就是成为“帮闲”，厉害的还能成为帮凶。在现时的中国，儒者们又该如何选择呢？是抱着“政治儒学”成为落后观念的代表，还是专注“心性儒学”成为以儒为名却做着大多数现代教育工作者已经在做的事？又或者褪下“儒家”的外衣，走出尴尬，内心正视现代文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