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开源伊始，中国文学就注定与抒情有着难舍难分的关系。在《诗三百》中，那些情思尚且要藏在花卉鸟虫的背后才能缓缓流露，到了《离骚》，诗人“太息掩涕”着嗟叹“民生多艰”，直述自己“九死未悔”的决心，则将直抒胸臆的艺术发挥到了极致。而后的赋文诗词无不继承了两者的特征，即便是史书小说也未尝不受其影响。以致后来陈世骧特立《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一书，将抒情传统抬上高位，认为戏剧与小说出现后“抒情精神依然继续主导、渗透，甚或颠覆它们”。而纵观文论史可知，“情”不仅是评判文学作品的重要标准，也是文学理论、批评作品自身也一以贯之的精神。王国维所著《人间词话》正是如此。
或许从“人间词话”这一标题就可见端倪。“人间”，它与神所在的那个“永恒”而“单纯”的世界相对，是个自由自在而充满欲望的世界。爱与憎充斥于此，这是任何道德说教都无法抑制的生命力。这里的词，自然也须是情真意切的。由是，静安推崇真情实感，具体到审美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上，则提倡“不隔”，即一种自然美。同时，他指出“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肯定了现实生活的“合法性”。然而在具体的批评实践中，我们却能窥探到静安的矛盾所在。
在词话中我们能看出静安欣赏北宋词胜过南宋，因为前者多直抒胸臆而后者好借物喻情。于南宋则最喜辛弃疾，不喜吴文英张炎。静安对辛词的评价是“词豪”、“有伯夷、柳下惠之风”、“词中之狂”，具体到词，曾称其《木兰花慢》为“神悟”。而对于吴词，则斥其“乡愿”，谓其词正如其在《秋思》中所作：“映梦窗，零乱碧。”可是后者真有静安所说的那么不堪么？若细读《秋思》，读者自会体味到其中丰富的时空感和层次感，那种现实与虚幻交织的朦胧之美。吴词比之北宋和辛词，固然少了宏大的历史感，没有起到鼓动人心劝人向善的“教化”作用，但其于主观世界的所思所感，难道就不是“真性情”么？
静安对“自然美”的推崇固然有理，但“自然”并非诗词或情感的本质，而只是其中的一种风格。形式服务于内容，“自然”或“晦涩”所体现的只不过是不同的词人心态和审美品格。北宋词多直抒胸臆，是因其时代趋于平稳，心态开朗；而南宋好借物喻情，无疑是风雨飘摇之下的胆战心惊的体现，它们同样都是“真性情”。正如二十世纪兴起的现代主义文学，情节破碎，语言迷离，形成一种与十九世纪文学的理性和激情迥然不同的气质。其背后体现的是战乱和伦理激变所带来的危机感，读者岂能因其无法轻易读懂就否定它的艺术与思想价值？人间并不总是激昂与开朗之情，它也有阴冷黯淡甚至藏污纳垢的一面，而文学有责任揭露这种“真实性”。
静安的偏颇或可看作是对中国传统的“功利主义文学观”的继承。借用康德的理论来看，他所赞赏的偏向于“善”，一种涉及利害计较和欲念满足的有用性，故而轻视了那些纯粹因语言形式产生了美，在主观上产生了快感的“美”。不过以他自己的理论观之，这也可以视作是他的“真性情”。此外，我们可以看到，在词话中，静安情之所起即掷笔三叹，寥寥数语如蜻蜓点水般轻快，掠过即止。点评间也妙语连连，为读者和学界贡献了许多精辟而简练的评语。这种凝练而诗化的特征是与自古以来的词话作品一脉相承的。固然中国历代的词话不乏系统构架与细致分析，但整体上仍体现出一种印象式的朦胧感。静安于具体诗词的评论上大多如此，给人一种他所反对的感觉：“雾里看花”。
尽管如此，《人间词话》于当下的批评实践依旧有重要贡献。它毕竟还是体现出一种“中和之美”，一种“人间”的气质。这正是当今高屋建瓴的文学批评所缺乏的气质。在越来越理性、越来越客观的批评场中，我们期盼着感性的回归，期盼看到评论家在面对文本时最初的内心悸动与震撼，毕竟这才是文学最大的魅力所在，这才是“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