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同龢日记》为什么没有提及张岳年、竹晨的去世？

(2012-10-24 04:58:33)[编辑][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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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分类： 思考与猜想

   翁同龢与我们的兴三房太公张岳年（竹晨、善倬）是壬子同年，同是1852年的举人。后来，张岳年长期在京城供职（1856--1880），有24年之久，主要在刑部和军机处，而翁同龢几乎是一直在京城，做过刑部侍郎、刑部尚书，他们曾经同事多年，翁曾为张岳年的上官。张岳年出京为地方官后，与翁同龢多有书信往来，翁同龢还时不常地让张岳年为他办点个人请托的私事。张岳年每次回京，都要到翁同龢家中拜访，这样的状态一直持续了14年，直到1894甲午年，张岳年到京城为慈禧太后祝六十大寿。也就是说，张岳年与翁同龢的友谊延续了有40年，在《翁同龢日记》中首先提到的不是张家骧太公，而是张岳年太公。据《鄮西张氏信房支谱》记载，张岳年太公1894年12月19日去世,阳历为1895年1月14日。而《翁同龢日记》中并没有出现对张岳年去世的记载，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知道，《翁同龢日记》的记载杂七杂八，包罗万象，记载过许多他周围的人去世的信息，其中包括和他没有多少交往的人去世的信息。按情理上说，他肯定会记载张岳年太公的去世信息，可是没有。据《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记载，张岳年太公1894年正月奉旨为慈禧太后祝寿。同年8月，交出官印,起程赴京。而《翁同龢日记》1894年9月29日，阳历10月27日记载：“张竹晨自陕西来祝嘏（Jia即给慈禧太后祝六十寿）。岳年，陕藩。”两个记载相符。这其中的一个关键问题是我们不知道张岳年太公是如何去世的，在哪里去世的，意外去世？因病去世？什么都不知道。从1894年9月29日到1894年12月19日，只有80天时间，这期间发生了什么？我们无从知晓。张岳年太公去世地点和原因不像张家骧太公那样明确，《翁同龢日记》有详细的记载，张家骧是因病在京城家中去世。

有一个未经证实的说法是，张岳年太公在宁波家中的全部的多年积蓄的银两被强力劫掠，太公闻听之下，一时急火攻心，可能是引发了心肌梗死或者脑溢血之类的，突然离世，太公死的很意外而突然。可是，谁有这么大的胆子呢？抢劫头品顶戴大臣家的银子？在此之前，从张祖壬先生提供的说法中，我们大概可以知道兴三房太公是死在外地，远在千里之外，回宁波老家时，是破拆城墙而入，引起四方轰动。据此，我们有一个初步的推测，太公死在北京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他到京城祝寿，交出官印，不知是通常的临时性的做法（这种可能性较大，布政司的职责总是要有人署理的，不宜长时间没人管），还是说他不再担任此官职，另有任用吗？但《翁同龢日记》从1894年12月19日之后的记载，一直没有提到张岳年的去世，这是为什么呢？

   阅读，有时候需要不断地重复，如果你想知道没有什么事情发生，可能需要先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为此，我重新仔仔细细又阅读了一遍《翁同龢日记》1894年9月29日，阳历10月27日，到1895年正月11日，阳历2月6日的记载，特别是1894年12月19日（张岳年太公去世之日）之后的记载。这期间，翁大人都记了些什么呢？归纳下来，主要有这样一些内容：一是气候的反常，二是时局的吃紧，三是责任的加重，四是外交的困顿，五是同僚的缺位，六是身心的疲惫。

首先，我们要明确，1894年是中国的耻辱之年，甲午战争就发生在这一年，由于清政府的无能，北洋水师的战败，辽东和山东半岛的陷落，大清国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而在内外交困之下，慈禧太后还一心想着自己的六十大寿，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政府应对国外势力入侵的财力。而翁同龢作为朝中的主战派，却第二次担当军机大臣的重任，成为国家当时最重要的大臣之一，早在十年前的1883--1884年，他曾经出任过军机大臣，只干一年，就被太后下旨退出。

   我们来看《翁同龢日记》甲午年（1894年）这一段的记载：“今年二月朔日中异气，六月中大风，大清、端门、午门皆为风所鼓，七月中阵雨堕小沙丸，如枪子者数斗。”“阴，欲雪不雪，此气象之最不佳者也。”“沉阴，雾，连日奇暖，地开冻。”这些气候现象，在懂得《周易》的翁同龢大人看来，都是不祥之兆。但同时，他又得到了朝廷的新的重用。十月初六日：“奉懿旨：翁同龢、李鸿藻、刚毅均补授军机大臣。”他以为：“臣为天子近臣，不敢以和局为举世唾骂也。”讨论时局时：“皇太后、皇上同坐。首言倭事，臣等即言平壤既弃，义州已危，鸭绿一水不过里许，（倭寇）若长驱平进，北距兴京六百馀里，永陵在焉，虽南面有山，恐兵少难扼。”“又旅顺孤危，仍责丁汝昌以兵轮护师，亦甚严威也，责李鸿章出巡大沽、北塘。”面对外交困境：“抄赫德函呈览，函中述倭奴语，狂悖发指，不可言状。”“赫德诡谲贪婪，此借款事挟制不少。”在如此紧张的形势下，他的同仁帝师孙家鼐连续病了许多日,授读光绪的重任落在他一人身上，不得不独自“当值”，而同朝大臣中，有的不以国家安危为意，只有他“煞有介事”，皇上不急太监急：“入署事繁，抵暮拨冗归，同官竟无一人，可叹可叹。”“进讲二刻，退后始知北洋急电，旅顺廿四日失守矣。愤虑填膺，恨不速死，同侪（chai）中尚有谈笑自若者，噫！”“书房二刻，孙（家鼐）兄请假也。”“访孙兄，臂痛稍痊，而气息大亏，语言甚低，将续假。”翁同龢自己的身体状况也极差：“倦不可当，将病矣。”“腹泻不已，自上月廿一日起，无日不三四遍。”“乏极矣，昨发病，不能少息，苦哉。”“归极乏，寒噤。”面对如此内忧外患，翁同龢大人感慨万千，在当年最后一天的日记中，他写到：“自念以菲材而当枢要，疆事如此，上无以对大造之恩，下无以慰薄海之望，于讲帷则无补救，于同列则致猜疑，疾病缠绵，求死不得，悠悠苍天，曷其有极！”

由此，我们可知，翁大人这一期间，公务极为繁忙，身心极为疲惫，情绪极为紧张，那是真真正正地日理万机，一刻也不得闲。再看看日记，突然发现，这期间翁大人日记有一点和以往很不同，根本就没有记载几个去世者的信息，算来算去，似乎只有一个他的侄孙女难产去世的信息：“七保家信，云适张映南之侄孙女此月初难产卒”。直到转过年来的正月十一日，即1895年2月5日，才记载了一个重要人物的去世：“晚饭后吊乌达峰之丧，拉喜崇阿，四十年旧交也。”乌拉喜崇阿是翁同龢丙辰科，1856年的同年进士，后来官至尚书。如果这样的话，他没有记载张岳年的去世也很正常。当然，还有一个更大可能，张岳年去世的信息没有及时传递到翁大人耳边，也许他根本就不知道张岳年太公当时去世的事情，后来知道了，因为时间较长，也不方便记了，日记嘛，都是记载当天或者很接近时间的内容吧。

   此外，据专家考证，翁同龢在此期间还记有第二本《军机处日记》，时间起自甲午六月十三日（1894年7月15日），迄於乙未正月二十七日（1895年2月21日），这其中也记载了许多军国大事，如十月初四日：“慈圣召见。……诸臣入见，孙毓汶首以与各国照会，请其公断为言。朝鲜不为属国，赔偿兵费。并称：翁某昨与臣商云。余对以‘臣等办事如此，万死不足塞责。臣与孙某商者战事，亦兼及美国调处事。至偿款二千万［万］，中何以为国？臣不敢知’。”十一月初三日：“孙（毓汶）……致高阳（李鸿藻）云：张鸿顺子运自津急回，致北洋（李鸿章）语。谓：洋务惟彼一人最彻，若欲和须费三千万，不割地云。高阳将信将疑，余亦唯唯否否。姑记于此：次日晤子运，云：三千万下尚有一字，不肯说。”翁同龢第一部《军机处日记》起自光绪九年二月初一日（1883年3月9日）,迄于光绪十年三月十一日（1884年4月6日），因此，翁大人这期间是忙上加忙了。但是，无论怎样，翁同龢与张岳年感情深厚，张岳年太公的墓碑均为翁同龢亲自撰、书，也是明证，《鄞县通志》对此有记载（见题图）。

总而言之，言而总之，这一切还都只是推测，呵呵。请参阅《翁同龢日记》有关8世太公张岳年、竹晨、善倬的记载  (2010-08-29 10:06:14)  《枢垣记略》关于太公张善倬的记载  (2010-10-25 11:10:23)       张善倬（岳年）太公的主要任职经历 (2011-07-15 15:05:59)      清履历档案中的张岳年（善倬）太公  (2012-09-19 10:30:40) 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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