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潘金莲》是2017年上映的一部电影，是根据著名作家刘震云的同名小说改编，由冯小刚导演，范冰冰主演。很遗憾，今天我才第一次看。故事说的是一位名叫李雪莲的农村妇女，为了丈夫能在厂里分一套房，而和丈夫假离婚，结果却被丈夫钻了空子，假离婚变成了真离婚，愤怒的李雪莲开始漫长的十年上访告状之路的故事。
毫无疑问，这是一部现实主义风格的黑色幽默剧。李雪莲因丈夫欺骗离婚，心里怨恨，找到在镇法院当法官的“远房亲戚”王公道，起诉丈夫的欺骗行为，要求“撤销离婚，再结婚，然后再离婚”。结果经过审理，法院认定离婚证真实有效，李雪莲败诉。
其实稍有现代法律常识的人都能看明白，王公道并没有不公道的地方，李雪莲是个典型的法盲。但是问题来了，法盲李雪莲虽然不懂法，但是她还是分得清对错的，“明明是丈夫欺骗了我，怎么还判我输了呢？一定是王公道贪赃枉法了”。一根筋的李雪莲就这样一级一级地找各级政府领导，从法院院长、县长、市长……一直找到了北京的首长。结果首长震怒，紧接着凡是和李雪莲沾上关系的各级领导一把手都遭了殃，很多人一生的政治前途就此断送。
此后十年，尝到甜头的李雪莲连年上访，各级领导也将她视为一个大麻烦，软硬兼施始终不得其法，闹剧一出接着一出，让人既感到好笑又感到悲哀。好笑的是这样一个法盲李雪莲居然把一方官场扰得鸡犬不宁，省、市、县三级政府一把手的命运居然被她一个无知无畏的农村妇女所掌控；可悲的是李雪莲不懂法，但是她懂公道自在人心，她所持的是朴素的是非观，她所不明白的是，自己明明是受害者，到头来为什么还不能从法律那里讨回公道，她上北京上访为什么还被各级政府领导视为眼中钉，像防贼一样防着她呢？而这，恰恰是中国底层社会所面临的现实。
有人说，是法院的判决有问题，但是真的有问题吗？没有。法院除了公正判决，似乎也没有办法“法外施恩”，帮助李雪莲讨回她所认为的公道。那么，上访过程中，各级领导一把手有问题吗？可以说他们懒政，或者相互推诿，不走群众路线。但设身处地的站在这些一把手的立场想一想，李雪莲的案子是一个离婚案件，属于民事纠纷，并且法院的判决没有任何问题，这些一把手又能如何？难道要他们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凌驾于法律之上给予李雪莲特别的照顾吗？领导做批示干预司法判决的实例还少吗？所带来的恶劣后果还用多解释吗？解决了一个李雪莲的问题，还有千千万万的李雪莲等着，领导们都去解决的话，又把法院置于何地？
但是话又说回来，像李雪莲这样的上访者，你要说她有错也有错，要说她没错也没错，这样的弱势群体，打也打不得，骂也骂不得，法律帮不了他，领导更加不好帮，只能眼看着把事情越闹越大，到最后一地鸡毛，成为一场场活闹剧。
在影片的最后，李雪莲的丈夫出车祸死了，李雪莲再也无法告状了，她的生活瞬间失去了动力，她一度想要自杀。但最终她没有自杀，而是远离故乡的风言风语，来到北京和表弟一起开了一家餐馆，还偶遇了因她告状而被撤职的史县长。
看到最后，一个问题浮现：这部电影到底在说什么？影片中马市长说的一段话似乎代表了原作者的心声：“事情的解决不是我们努力的结果 ，而是靠一场意外事故画上了句号，事情是以不解决而解决的，这种局面的出现是个意外。这些天我一直在思考，在李雪莲这个事情上，各级政府，政府的各级官员，没有一个有恶意的，都想把事情办好，想帮助李雪莲，可为什么事情越办越糟，一拖就是十多年呢？这件事情本身，李雪莲并不在理。当年她真离婚假离婚的事情，法院并没有判错。可为什么至上而下，都怕她告状呢。我们是真想帮助李雪莲，还是想保住自己的帽子？我看，还是后者为多吧。为了自己的帽子，必然不敢担当，只对上面负责不对下面负责。其实啊，不对老百姓负责，就是对上级的最不负责。”
这当然不能说这话有什么毛病，但我觉得这不是主要原因。作为政府官员，当然要体恤百姓，这不光是现代社会对为官者的要求，自古以来都有“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种田薯”的说法。但是现代社会的执政体系已经与古代封建社会有了本质的区别，特别是现代的司法体系，已经与古代县官升堂审案完全不同了。中国社会之所以会有千千万万个类似李雪莲的“上访”问题，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当今社会并未建立起对法律应有的尊重与虔诚； 另一方面在于法律本身和解决矛盾机制的局限性，法律不是万能的神，更直白一点来说，法律不可能完全保护现实意义上的“好人”，个别貌似合乎道理的“正义”也不得不被牺牲掉。
李雪莲本质上个朴素的好人，说王公道判错案，控告荀正义“贪赃枉法”，控告县长、市长，也是来自原始的一种简单、朴素的是非善恶价值观。这其实也是传统文化思想与现代社会治理体制不相适应的一个表现，同时也表明，在现代化的路上，中国社会各个方面都面临这重大而漫长的转型，这个过程充满了痛苦和疑惑，但也有温情和感动，李雪莲告状正是这个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作为一个个体遭遇折射了整个时代的现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