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故乡是江淮之间一个叫木厂的小镇。每回跟问起故乡的人解释这个名称的时候都要去努力的把它跟“牧场”区别开来，告诉他就是木头的“木”，工厂的“厂”，于是乎听者甚至于说者对于葱郁旷远草原的一切诗意的幻想都散去了。
后来某日闲来无聊，顺手上网查了一下“木厂镇”的由来:
木厂镇原是东晋时期苞信县（现境内鲍兴村）的放牧场，明朝中后期，牧民多沿淠河两岸放牧，后设厂为行政单位，明末清初改牧场为木厂，后因境内淠河水运发达而商贾云集，形成埠头，故又称作“木厂埠”。1945年木厂是六北县人民政府机关驻地，解放后是乡、公社、区所在地，1984年起设镇。九九年被省批准为“综合改革试点镇”，同时被列入“全省200个中心镇”，又列为“江淮分水岭”乡镇。
看完介绍，首先倒并没有羞愧于这些年对故乡名称、由来不负责任的解释而是在心底突然生起对他早已远去年代的遐想。原来故乡曾经真的是一片苍茫、碧绿的牧场，而且早存在于东晋年间。即便知道他无法与蒙古、新疆的那些著名草原相提并论，也足够满足孩提时代曾经无数次对草原天高云阔、纵马驰骋的幻想。尤其是故乡的那条淠河，儿时无数次在其中戏水玩乐，爱极了她，也曾无数次莫名地觉得她与那灰不溜秋的小镇显得极不般配。如今想来一切都可以变得那么理所当然，淠河和莫尔格勒河一样本就是草原标配的一条波光摇曳的玉带。
这就是故乡，在某个特定的时间里，特定的情境中人们总会情不自禁脱口而出的一个象征可爱、温暖、美好甚至让人热泪盈眶的一个词语。可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会承认那么让人迷恋的故乡可能都只是用加了黄色滤镜的相机拍出的一张黑白相片。那黑白照片里有着时光荏苒、岁月斑驳，有着淳朴自然、宁静祥和却也有着对无数梦想升起又幻灭后的慨叹。
我不知道到底是从何时起，开始觉得自己似乎没那么热爱我的故乡。
对于故乡而言，上小学前的岁月我完全没有什么记忆了。即便是上了学后我只记得我的家在学校的北边，沿着一条不宽的马路，走上四五百米，过了一座桥就是家。从小学到初中我都生活在这个小镇子上，日出上学，日落归来，周末基本上就呆在家里。父母亲并不喜欢我去同学家里玩，同样也不愿意别的同学来我家玩，因为他们总觉得下了学就应该呆在家里好好看书、写字温习功课。那个时候父亲总爱用一个“会客不过三分钟”（一个不记得名字的名人特别勤奋，总是在书房门口挂一块“会客不过三分钟”的牌子。）以及“鲁迅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都用在学习上”的故事教育我一寸光阴一寸金，浪费别人时间就是谋财害命的道理。于是在有父母陪伴的小学至初中阶段，我没有理由浪费自己的时间更不可能去对别人“谋财害命”。
这个阶段里，父母为了生计种过庄稼，做过油漆匠、卖过玻璃、当过村干部、开过饭店最后破产。我所有关于童年的回忆都纠缠在他们干过的营生中，随着那些营生的兴衰或悲或喜。那些日子在物质上无疑是困乏的，当人奔命于饥饱与冷暖时，精神上的困顿总容易趁虚而入让本就脆弱不堪的生活显得支离破碎、风雨飘摇。
饭店破产之后，父亲辞去外婆眼中颇为骄傲的村干部，为此她老人家曾经喋喋不休的在我面前唠叨父亲的不争气。那个时候我读初三，因为成绩不好，转学去了另一个乡镇的中学读书需要住校，一周只回来一天，自此我与那个朝夕相伴的故乡小镇开始走上了若即若离的不归之路。那一年本就回来的特别少，回来之后因为饭店已经关门，父母常常不在家而出门去讨要别人所欠的陈账，家里常是冷锅冷灶，曾经熙攘热闹的饭厅桌椅也落满尘灰，一派萧瑟。虽然我和妹妹还只是个孩子，但早已在生活打磨下早熟的我们还是敏感地觉察到我们的家庭处在一种危险的边缘，又或是家中可能要出什么大变故，总之以往的生活走向末路，而新生活似乎又根本不知在何方。那一年，我很少见到父亲，他变得很神秘，来无影去无踪，常常只能从母亲的口中听到他可能去过得地方，至于干了什么事则不得而知。至于母亲，她能让我感知的也只是对穷困生活的无奈和落寞，而每星期回家一次见到母亲于我而言最痛苦的一件事莫过于告诉母亲，一周又过去了，我需要下个星期的伙食费。那时我一个星期的伙食费只有十元，多则十五元再配上一罐母亲做的咸菜烧肉，防止钱不够有饭却吃不起菜。至于那听上去还不错的“咸菜烧肉”中的肉，更多的时候意义只是一种存在的象征。
周日下午返校，什么时候能回到学校并不决定于我什么时候出发，而只决定于母亲什么时候能把那点可怜的生活费交到我手上。我当然是不情愿开口直接去要的，我和妹妹这种孩子太习惯也太了解家庭困窘的境况，不管是任何可能让这个家庭感到一丝丝为难的请求都总不会轻易的由我们张口提出，即便是读书这样看上去理所当然的理由。于是周日下午我总是习惯性地在母亲出现时故意整理返校的书包，把一摞摞书在桌子上来来回回哐哐当当的整理数遍，好让母亲发现我该返校，该把那十元的生活费发给我。若是母亲没有反应就跟着母亲说，下周学校要干嘛干嘛或者问问，咸菜烧肉有没有烧好等等直到母亲想起我心目中最关切的那件事。大多数时候母亲都能在我各种“暗示”下想起那十元的生活费，又或者她从来都没有忘记只是不到不得不的时候才有所动作。不过我仍然清楚的记得有那么一个周日的傍晚，母亲似乎纠结了很久，对我说：“这个星期给你五块钱够不够。”我当然没办法说不够，可当我回到房间里把那张五元的钞票紧紧揣在口袋里时，仍然感觉像受到了天大的委屈一样，不争气的流泪。我用力的闭起眼睛，然后用手使劲的去揉眼眶，我不敢流泪也不想流泪，我怕母亲看见，怕不知所以的怕。那天临行前，母亲还是把我叫住了，到底从口袋里又拿出了五块钱给我。我没敢看母亲的眼睛就立马骑上自行车前往八里路外的学校，在确定她一定看不到我的正脸时，我哭成了个泪人。
那一年的木厂小镇还是那个小镇，马路不宽，汽车行过总能卷起一团灰尘，天空很少有晴朗的时候，总感觉晦暗阴沉，像是要下雨，却又就那么一直阴着。
初三毕业我依然没有逃离开小镇，回到了镇上的一个以升学差闻名四里八乡的高中——木厂中学。之所以这么称呼这座学校，是因为我毕竟是他教育出来的，理当记着他的恩情。学校不好，我也在其中，这种事与其说是学校不好不如说其实是我们这些呆在学校里的人不够好。
我没有离开小镇，父母却被迫远走他乡。
高一还没有开学的那个暑假，父亲毅然决然的离开了他一辈子生活的小镇，去往一个与故乡处在世界两极的大都市——上海。而我和妹妹则成了几乎最早一批乡村留守儿童中的一员。历朝历代土生土长的乡民总是重土安迁，他们与土地之间似乎有着一种捆绑着生计乃至道德的契约，没有什么人愿意背井离乡、离开土地，纵然大家都活得万般艰难。可是一切的道理在不讲道理的生活面前都苍白无力、脆弱不堪。他们终于走了，还是在一个天空灰暗的清晨，在妹妹的嚎啕大哭以及我无声的眼泪中如做贼一般仓皇的逃离了人们念之即动容的故乡。
从此我在木厂的家没了，虽然这房子、家具以及亲族依旧都安稳的存在这我明明生活了十几年却似乎永远看不清、读不懂的小镇上。
奶奶并不乐意让我和妹妹成为她的负担，于是外婆和外公临危受命成了我们在故乡小镇生活的监护人。父母走了的第一天，我和妹妹就吃到了好些日子没有吃到的猪肉，那天我们依然坐在我家里的饭桌前，用的是我家橱柜里的碗，坐的是我家旧有的凳子，但那一天开始，对于这个房子，房子里的一切，家这个概念还是不可阻止的从我的脑海里一点点的逝去了。因为我父母在的时候没有人需要我为我和妹妹在学校的开支去记账，回到家再也不用去问：“妈，饭做好了吗？”更没有人会在我家的厨房里吃饭时喋喋不休的去骂我的父亲不争气、没本事。当然这并非是说外公外婆虐待了我才让我觉得这不是家，相反从世俗的标准来说他们把我和妹妹的生活照顾的可能比我父母还要周全一些，我也一直铭感于心他们在我家庭最艰难时期对我们施以援手的恩情，只是有些东西比如家之于人的意义不是用金钱或这简单的吃好、穿好就能赋予的。
对我来说，我再也不用与父母一起承担整个家庭的命运，富也好，穷也罢，一切为家庭所要肩负的喜怒哀乐都必须建立在有家的基础之上，而没有父母的家还能叫家吗？于是整个高中三年我虽然仍然栖身于这个镇子，精神与一些情感却一直游离于这个所谓故乡的地方。
这三年的木厂小镇还是那个小镇，路两旁的很多树被砍掉，建起了沿街的商品房。原来树后面的许多田地也有了稀稀落落的地基，像一块块破裂化脓的伤口在一片碧绿中显得格外刺眼，相信不久这些地基会要蜕变成一幢幢大气美丽的房子。马路不宽，不过，汽车行过还是能卷起一团灰尘。
高考让我去了一个北方的师范院校，当初我可以选择故乡所在城市的一所同级师范学校，但却固执地选择了一个离故乡很远的地方。这种选择不能说基于“逃离”，却不可否认释放了冥冥中压抑了我太久的想远离他的冲动。
一个人背着行囊远赴他乡求学的那个清晨，天气很不好，还下着雨，我却有着说不出的兴奋与激动，这绝非是仅仅用一个“读大学”的理由就可以解释说明的心情。汽车发动，很快就把我从未走到小镇尽头的那条窄窄的马路阅读完毕。不记得一路上经过几座山，路过几条河，更不清楚遇见多少与木厂一样的小镇，他们相似却又陌生，一路上为唯一的愿望不是快点到达大学所在的城市而是希望这车就这么一直开下去，不要停。
大学四年我很少再回到木厂镇，每次放长假，就直接从学校去往上海，开学再从上海返回学校，那几年我和这个所谓的故乡之间一片空白，几近真空。
那几年的木厂，是个什么样呢，发生过什么，我竟写不出来。
大学毕业之后，我又回到了六安，却仍然和木厂建立不起来太多的联系，因为即便木厂一直都是距离六安城区很近的一个小镇，在我整个成长历程中基本上没去过几回六安，六安对于我来说本就是个与故乡而言近一点的外地。再后来去了合肥，辗转来到了杭州至今，我今生到此几乎没有再和故乡小镇木厂有过什么实质上的联系。
再过几天，我就将回到那个出生、长大的小镇，这一回是去和一个同乡的姑娘成亲。此时我的父母已经回到了故乡，并且用他们在上海十年的努力积攒的财富在小镇上做起了一门红火的营生。也许对于他们来说，十年之前背井离乡时天空的阴霾早已消散无影，如今他们完全有理由昂着头、声音高亢和乡邻侃侃而谈。而我对此行却充满的忐忑。
我应该高兴再回到那个小镇，如今在他们眼中我俨然是一个争气的子弟，更何况我们在故乡混的并不差，甚至我还没有回去就该因为思念，因为渴望而激动的睡不着觉。可事实上并没有，真的没有。
我努力的想着我和故乡小镇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想着一切他留在我脑海或心底的快乐记忆，比如嬉水天堂的六道闸、患难与共的发小老友、留恋痴迷的大河埂落日，还有......还有......一定还有，可是我为什么想不起来了呢？无论如何我都应该爱他啊，他是我的故乡啊......可是，我也居然没有去过潘新、没有去过马头、没有去过十字路、没有去过单王、没有去过鲍兴、没有去过旗杆、没有去过蔬菜队，如果我没有读高中，我甚至没有去过木厂小学南面的街道，这不都是木厂镇吗，这不都是我的故乡吗！这是我的故乡吗？
一阵悲哀，袭上心头，一如我在下笔写下这篇文字时的预料。
我喜欢杭州，这是个我出生以来让我觉得最安全，最舒适的地方，每一次离开，都会不舍；每一次归来，都会欣喜。这么多年，我多次离开故乡，又回到故乡，再离开故乡......却很少有太多的悲喜。我写过很多文章，也曾不止一次表露出我对故乡的“爱”，可我今天却不知道那些表白到底有多么真诚，还是只是作为一个漂泊异乡人的一种自我慰藉的寄托。如果真的让我说哪里才是我的故乡，我也无法回答，即便是杭州，我喜欢，我愿意却很难真正打心底认同，也许是因为时间，也许只是因为一间房子。
我想到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一个没有故乡的人，一个有很多故乡的人，四海为家，我早就不期待哪里一定要有个地方，他被称之为“故乡”。我并不认为这样很可怜亦或很可悲，我没觉得我哪里对不起故乡，我也没必要一定要逼迫自己说我爱着我的故乡，我如真爱我的故乡，为何还要漂泊他乡，直接回家呆在故乡不就完了吗，天底下有几个人真的呆在故乡会饿死？
藏地作家阿来有一次遇到一个记者，一定要问他这样一个问题：
“说你感谢不感谢你的故乡”。
阿来说：“为什么“我要感谢我的故乡？”
记者说：“因为你的故乡才让你写出了那些让我们知道的作品，才写出了《尘埃落定》、《空山》”。
阿来说：“那么请问你，为什么我的故乡还有成千上万人，他们没有写呢？就是说，这个故乡难道突然在某一个方面给我一个特别的恩准或者允许吗？我们永远需要抱着报答的心态，或者感恩的心态吗？”
阿来和德国文学评论家格雷戈尔•德绍关于“故乡”的聊天让我沉思良久，我没空研究他们说的对不对，我只是想问问自己的内心，去发现那个整天被我挂在嘴边的“故乡”究竟在我心中有何分量。
我依然不能说清楚“故乡”是一个什么样的词，也许就像阿来说的——故乡是个多么纠结的词。可我明确的是：
故乡于我而言就像我家里的那间房子，如果有些东西不在了，他便什么都不是。
也是木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