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转身，光阴便成了故事，一次回眸，岁月便化作了云烟……
医者刘荣洁
刘荣洁是我相识同学中唯一在医院里工作的医务工作者，她工作的单位是北京同仁医院。
称刘荣洁是医者显得有些牵强，因为她没有真正系统地学过医，她在同仁医院时一直负责门诊挂号，这一干也是很多年。
下乡时与刘荣洁同在一个连队，感觉与刘荣洁相处要比同其它女知青相处更熟络些，那是因为她为人直率，尤其与男同胞们之间没有任何芥蒂，人好相处，话也敢说，反倒是她与女排的同胞们常会因一些小事，时不时的发生些小摩擦，她在争执中从不会处在下风，能争善吵，久而久之，她竟有了个“土霸王”的绰号，绰号稍显贬意，但也映出了她性情上的率真豪爽。
刚到连队时，很多人都喜欢穿军装，且无论制式新旧，即使没有军装，也愿意穿一件或绿或黄的上衣，以为其荣耀。刘荣洁就有一身真正的六五式军装，她穿起来修身合体，飒飒的样子。她不但有合体的军装，她还有一顶真正的、只有陆军野战部队里才会配发的防蚊帽。
夏锄时，刘荣洁曾将这顶蚊帽借我戴过。蚊帽的式样有些像贝雷帽的样子，军绿色的帽身和深绿色的尼龙纱组合在一起，即轻巧又秀气，比我戴的那种白色蚊帐布做的、像养蜂人戴的蚊帽好看多了，军绿色蚊帽还带着淡淡的，经久不散的发香，那几日我戴着这顶防蚊帽夏锄，竟觉得有些神不守舍，满脑子好像都是“只知魏晋、不知有汉”的眩晕感。
我们回京后，大家都忙于各自的事情，工作、学习、单位、家庭、孩子、老人，每人都在各自的圈子里像停不下来的陀罗，转得不能自持，无暇顾及其他。
刘荣洁回城后虽在医院里上班，但并没有因此而远离疾病，她好像是我们新初三年级中最先罹患重病的人。
后来也只是断断续续地从友人那里听到些关于她的消息
“她生病了……
家庭好像也出现了裂痕……
一直以来情绪都不是太好……”
后来……
她竟悄悄地离开了我们……。
记得北京曾经有一段时间，相熟的人见面时，多是在谈如何经商、如何挣钱，对话内容也基本是钢材、焦炭、木材、车皮一类的紧俏物资，每个人手中好像都把控着国民经济所需要的大宗商品。刘荣洁那时也禁不住经商大潮的诱惑，不过她做的不是什么大宗物品，而是火爆京城的墓地生意。
熟识刘荣洁的人曾这样说过她
“时值盛年的她罹患重病，或许与她和朋友做墓地的生意有关！”
毕竟墓地生意让人听起来不是那么入耳，也许，就真的是有着某种不可知的联系吧。
过去了那么多年，我依然还记得刘荣洁说话的样子，记得她曾经借给我戴过的那顶煞是好看的防蚊帽。
排长宋化连
下乡时我分在一排，一排长便是宋化连。
宋的个子不高，身体结实，年岁稍长我几岁，与排里大多数知青的年龄相仿，后来才知道，他也是从学校刚刚毕业出来的学生。
在接触中，感觉宋的行事风格没有丝毫的学生气，说话干脆老练，办事雷厉风行，还总戴着顶绿色的军帽，倒真像是个转业下来的部队干部。
一九七一年冬天，五连男知青中一部分人要去参加兵团组织的武装拉练，一部分人要去萝北蒲鸭河为搬迁建点打前站。任务分下来后，以担架1班、2班为主的十二人确定下来去萝北，由宋化连带队，几天后我们便分乘两辆卡车（一辆拉人，一辆载物）载物的车上装着水桶，铁锅，绳子，几麻袋装好的煤块、粮食和我们要用到的锹、镐、镰刀。那日清早从连里出发时，还受到了事先安排好的夹道欢送。
搬迁前站的工作异常艰苦。在大半个月的时间里，我们每天要在没有路的路上，从基建指挥部（二十八连）走到柳木岗去搭建帐篷，在这片没有人迹的荒原上，只有我们十几人顶风冒雪地往返在长着齐腰高野草的荒甸里。宋化连是我们的领队，吃住一起，同事不避劳苦，同食不贪甘美，同寝不占床席，艰难一处，困险共担，朝夕相处的日子让彼此间有了更深的了解。
转过年来的七月，我们一排的十多人又在宋化连的带领下，一起受命回到汤原原来的连队，收查清点遗存物资，这一次的工作任务没有像上次那样艰苦，十几天的工作大都是在非常轻松的氛围里完成的。
在连队与宋化连在一起工作的时间并不长，犹以执行的这两次任务记忆最深刻。再后来，我们各奔了东西，我回了北京，宋随林大姐去了上海。
好多年以后，我听说宋化连病了，身体日渐衰弱。
2001年，总公司为解决上海分公司下属工厂转型和员工退养的问题，派出工作组安抚解决，我受命在上海常驻了一段时间。这期间，宝奎来宾馆看过我两次，因为工作紧张，每次见面都是匆匆忙忙，谈话也不是很尽兴。
宝奎第二次来时，同我讲起宋化连前几日拖着重病之身同林金妹大姐来我住的酒店看我，等我许久却没能见到而悻悻而归的事。
我们原本是有机会见面的，只是因为那几日要急于向总公司领导班子汇报工作而赶回了北京。没想到的是，没过多久，宋化连因病情恶化而离世，我们连最后一面也没有见到，这让我唏嘘不已。
我在上海的那段时间，分公司每天早上便派车把工作组送到厂里与工人对话，下午直到晚上，我们又都在分公司里研究工作和协调安置方案，总是很晚才能回到住处，每天周而复始面对吵吵着要上访、上告，游行的几百位工人，身心疲惫的我错过了与宋化连最后的见面机会，愧疚一直萦绕在心，至今都难以释怀。
我们这一辈人，现在大半都到了说走就会走了的年龄，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会先一步到来。细想起来，真是要格外珍惜每一次见面的机会，说不定这一次的见面就会是下一场没有来得及辞行的诀别。
倘若我们在今天还有任务要去完成，那么，活在当下，过好每一天，就是我们今天最不容置疑的、要好好对待且认真完成的任务。
副指杨士褀
时间过得真快，士褀兄走了已经有五个年头了，他是2017年暮冬在景色宜人的海南去世的，他走的很猝然。
在连中与杨士祺交往不多，我在担架班做农工时，他已经是连部的文书了，担架班的农工与连部的文书就像是平行的两条直线，虽同在一个连队，却几乎没有工作上的任何交集。
杨士褀是较早就被选为基层领导的知青，但杨指虽身为领导却没有半点官气，这在知青担任的领导中也不多见。
印象較深的一次是在七零年的春夏之交，一日晚饭后李忠山在连部召开支部会议，会间，李披衣如厕，经过一排一班宿舍时，我拉琴的琴声惹恼了李，而后又因争辩时的话语将李激怒，李指着我高声向他人吼道“没有王法了，把他给我捆起来……”，僵持之下，杨文书与乔统计从连部赶来，他们并没有依从李忠山的命令行事，而是相劝于我，既为息事，更为宁人。
若不是杨士祺与乔秉真两位年轻兄长的相助，换了其它什么鸟人助纣为虐，将我绑了去，不知我会落个什么下场……
有人曾对我讲过一件连队里关于我的故事，这是多年后杨指在饭桌上做为笑谈与别人讲起的连队旧闻。
杨指说：“有一晚，忠山队长意味深长地在连部对我说，咱连里还真有在历史上有严重问题的人啊，光档案就老厚了。我小心地问起，是谁啊！忠山队长指着档案页上的名字说“娄钊（jian）啊 ”。
我看着这个“钊”字，心中暗暗发笑。便对忠山队长说道：李连长，这个字不唸 jian，唸zhao，这是他父亲的名字。
忠山队长此时虽有些尴尬，但胸中的忿然却显而易见……。
没有杨指的这次笑谈，不会想到因为一字之差，我竟然受到了来自连首们的集体鄙视，这种源自卑下心理的鄙视就像是种子，一直深植在连首们狭隘的内心里。
……
我再见到士褀兄时已经是几十年后的事了，那次是在北大的勺园，蔡永恩大哥做东，宴请从海外度假回来的杨指夫妇和从杭州来京探亲的顾天祥夫妇，我有幸受邀出席作陪。
经年累月的磨砺让杨指放弃了很多，羸弱的身体对他性情也有了不小的影响，他工作和事业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我们的闲聊中，看上去他还是稍显虚弱，脸上泛出的是淡淡的青白色，但他却精神矍铄。看得出来，在同我们这些老友的相聚中，他更像是在体悟着一种精神上、难得的享受。
那次见过士褀兄后，我感觉士褀兄变了，人生各种的经历让他变得更沉稳和睿智了；我又感觉士褀兄没有变，他的德性和品行没有变，坚守做人的根本没有变。
当年在为杨指举行追思会上，家人和朋友们对士褀兄长给予了十分中肯的评价，我为士褀兄作的悼文中这样写到：
“……多年来，士褀兄做事做人堪为楷模，他重情重义，济困扶弱，常施惠于人。他为官时是个亲民的好官；为民时更是位仁义的好人，他是我敬佩的一位好兄长。
士祺兄走了……，连中失去了一位令人尊敬的益友，世上少了一位有德行的好人！”
今年清明，我会到天寿山士褀兄的墓前，为他培上一捧新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