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处在社会发展的幼稚时期，很多事物尚无定论，他们不用总透过现象看本质，也不必太计较逻辑、体系这些东西，说话、写文章都显得要随性、自由很多。美丽的《诗经》，有赋比兴三种修辞手法。赋是对眼前景色、心中情感不断铺陈地去描述，有点不厌其烦，着力于精工描绘；比是扯东说西，言传之外更有意会，说事讲理都力图形象化。兴的弯子绕得就更远了，表达主旨之前，先用气性相通的事物陪衬一下，烘托出一种气氛来了才切入主题。
那时候的社会风气允许语言、文学的表达轻松、活泼、自由。有事可以含糊说，有话可以缓缓说，讲的人固然可以慢条斯理，听的人也有一个从容宽缓的好心态。也不是说，这样的习气就完全好，但它自有一番后世难以企及的魅力。比如看到一美女，古人愿意一唱三叹，“蒹葭苍苍，白露为霜；蒹葭萋萋，白露未晞；蒹葭采采，白露未已”说得那么委婉，同样的意思，换个形式来复着说。绕是绕了一点，但总比现在的一句“姑娘，约吗”，要有味道多了。
不仅表达爱情如此，甚至朝堂之上的对答也相类似。“邹忌讽齐王纳谏”、“触龙说赵太后”、“一鸣惊人”这样的文章和故事不胜枚举。即使到了封建社会的鼎盛时代，唐朝开科取士用的居然是诗歌这样最不“靠谱”的文体。哪像如今，咱们高考作文也罢，公务员考试也好，反过来是要明确标注诗歌的文体除外的。
我们的社会已高度发达，事物繁多，信息量大得被描述为“爆炸”。对应地，对语言的要求越来越趋向了准确、清晰、快捷，在语言和文学的表达上，说的人和听的人都成了急性子。我们为不耽误别人的时间，都有意把话说得严密、快捷，逐渐形成了现代化的一个个套路。首先、然后、最后，因为、所以、之所以，一方面、另一方面，过去、现状、未来，原因是、结论是…进步当然是进步了的，只不过有时候想想也未免太机械化了一点。难道非得一切的表达都要这么滴水不漏、一览无余吗？多点人情个性，自由活泼一点还行不行？
读胡兰成的《今生今世》，说到他和张爱玲的点点滴滴，其中有一段文字我觉得颇可寻味。胡说他做政府工作，理性思维太强，写了一篇自认为不错的文章，给张爱玲看，张看后却说这样体系严密，不如解散的好。胡兰成真是个聪明乖觉的，“我亦果然把来解散了，驱使万物如军队，原来不如让万物解甲归田，一路有言笑。”
这个比喻很生动，也很能启人联想。写文章也好，措置世事也好，难得的是人我俱各自主，见情见性，一路有言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