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隐乐天白居易

文/司艳平

《妖猫传》热映，白乐天在国人心中又火了一把。当我们穿越历史的滚滚烟尘，回到公元9世纪，下至民间市井，上至王宫贵胄，外至高丽日本，他们无一例外地垂青白居易的诗歌。无论是白居易的讽喻诗、感伤诗还是闲适诗、杂律诗，都深受人们的喜爱，凡有井水处，皆能歌白诗；凡有圣水处，亦能诵白诗。

白居易幼年时期正值安史之乱之后，藩镇割据日益严重，朝野乱势绵延不止。军阀之间时常战祸连连，民不聊生。白居易之父白季庚作为大唐官吏，对藩镇割据深恶痛绝。或许正是因为父亲对时局的深深忧虑，风骨正义，在白居易幼年的心田播种下为国为民兼济天下的种子。只是，因为军阀之间战乱频仍，白居易一家不得不四处流离，躲避战乱。建中四年，公元783年，他远赴越中叔父家躲避战乱，在苏杭一带的流浪，他近距离地感知了两个大诗人的风采，一个是时任苏州刺史的韦应物，一个是大名鼎鼎的刘禹锡。可是，处境困窘、寄人篱下的白居易有心无力。可以说，青少年时期的白居易是在颠沛辗转、窘迫困苦里度年过日的。“感时思弟妹，不寐百忧生。万里经年别，孤灯此夜情。病容非旧日，归思逼新正。早晚重欢会，羁离各长成。”是他羁旅异乡、一病不起时写的。

少年时期的苦难经历奠定了他的成长底色，白居易挑灯苦读，通宵达旦，以致于牙齿松动、未老先衰。他想去长安一试锋芒，为他“兼济天下”的抱负迈开勇敢的第一步。他辞别叔父白季康，来到长安，才知道在长安有一块立锥之地，何其艰难！晚年的白居易热衷于买房置地，与他青年时期的颠沛分不开吧？他经过重重举荐，方才得到谒见当时大诗人顾况的机会。心高气傲的顾况漫不经心：“京城米贵，居大不易，何不趁早归去？”乃批卷，“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读完此诗，顾况赞不绝口：“得道个语，居亦易矣。”一时之间，困窘的少年诗人名噪京华。

尽管白居易的诗才已崭露头角，但要真正踏上仕途之路，必须要踏上那条苍茫孤绝的科举之路。此时的他还是辗转颠沛，从越中回到故乡，又从故乡去到襄阳，再从襄阳到洛阳，又从洛阳到长安。公元799年，28岁的白居易写下伤感孤苦的《望月有感》：“时难年荒世业空，弟兄羁旅各西东。共看明月应垂泪，一夜乡心五处同。”天涯孤苦，兄弟离散，前程渺茫，对一个已至而立之年的男子来说，内心的凄惶可见一斑。

贞元十六年，公元800年，这一年长安的春天和风徐徐，暖意融融，白居易终于得中进士。而他和湘灵，少年时期青梅竹马的恋人也到了诀别之时。白母不喜农家女儿湘灵，要他们就此永别。白居易迟迟不婚，与湘灵姑娘莫不关联。“生别离，生别离，忧从中来无断绝。忧极心劳血气衰，未年三十生白发。”这首《生别离》无尽悲苦，写出了二人之间无法永结同心的忧伤。

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白居易终于通过了吏部的博学宏词科的考试，从此正式踏上仕途之路。彼时，他在刘禹锡的府上结识了元稹，从此与元稹相互陪伴，成为一生至交。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王叔文领导的“永贞革新”运动失败，王叔文被杀，刘禹锡、柳宗元被贬，当时的白居易任校书郎，因与刘禹锡交往甚密，被人诟病。幸好当时的白居易只是一个小小的校书郎，逃过一劫，宦海艰险，白居易惊恐不及。这些或看到或听到的官场沉浮，成为他“退则独善其身”的思想诱因。

白居易第一任官职是任陕西省周至县的县尉，县尉一职名义上是“拘捕盗贼”，实际上是“拜迎长官”，这种摧眉折腰、逼税索赋的琐碎工作让白居易苦不堪言。但是，他依然做得尽心尽职，依然深入底层，体恤百姓疾苦。那首《观刈麦》便写于在周至县的县尉任上。“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 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 妇姑荷箪食，童稚携壶浆， 相随饷田去，丁壮在南冈。 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 力尽不知热，但惜夏日长。 复有贫妇人，抱子在其旁， 右手秉遗穗，左臂悬敝筐。 家田输税尽，拾此充饥肠。听其相顾言，闻者为悲伤。”农人的艰辛劳苦跃然纸上，但更令人悲伤的，是“家田输税尽，拾此充饥肠”的贫妇人，苛捐杂税之厉，真是远胜猛虎啊！身为县尉的白居易自我反思，忧心忡忡，面对如此境遇的百姓，怎能忍下心来对他们催租逼捐呢？这首《观刈麦》或许开创了白居易讽喻诗的先河，他目光朝下，体察百姓疾苦，勇于批判统治者的不足与缺陷，他对百姓的人文关怀力透纸背。

而在周至县尉的任上，他还写出了千古绝唱《长恨歌》。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少年时期的苦读苦学已经内化为习惯渗透在白居易的血液里，他没有虚度一日的时光，虽然官务不甚遂心，但他把精力转化在诗歌创作上，在现实的罅隙里依然用心经营，苦心孤诣地创作诗歌，这首《长恨歌》一经问世，便口口相传，歌唱于市井皇宫之间。有人说，这首诗亦是白居易的感伤之作，在夜半无人之时，他又想到了心心念念的湘灵姑娘。“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这些唯美的诗行道尽了多少有情之人的心愿，据传，当时的皇帝唐宪宗也非常爱读白居易的诗作，读到《长恨歌》的时候连连赞叹，大唐皇帝们的包容为诗人们纵横驰骋的创作奠定了稳固的政治基础。

元和三年，公元808年，白居易拜授左拾遗。左拾遗一职属于要职，可直接向皇帝陈述政治得失、天下利弊，能参与朝政，施展抱负。白居易不畏强权，仗义执言。面对科举试场，白居易同情并欣赏那些纵议朝弊、剑指宦官的考生们。但此举得罪了宰相李吉甫与众宦官，宪宗登基得益于俱文珍等大宦官的助力，他时时受到宦官的牵制。对白居易的热度也大大减弱。

仕途的屡屡失意让白居易内心苦闷而孤独，他需要另寻出路，宣泄情绪、表达观点，于是，他想到了讽喻诗。他对好友元稹道出他创作讽喻诗的想法：“启奏之外，有可以救济人病，裨补时阙，而难于指言者，辄咏歌之，欲稍稍递进，闻于上。此所谓‘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何为事而作’。”就这样，轰轰烈烈的新乐府运动开启了崭新的一页。一诗一事一题一意，阐述细致。“厨有臭败肉，库有腐朽钱。谁能将我语，问尔骨肉间。岂无穷贱者，忍不救饥寒。”这是《伤宅》；“意气骄满路，鞍马光照尘。借问何为者，人称是内臣。”这是《轻肥》；“帝城春欲暮，喧喧车马度。共道牡丹时，相随买花去。”这是《买花》；“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这是《卖炭翁》。白居易以博大的恤民之心，悲悯的笔触之力，字字血泪，声声哀号，写出一篇篇悯怀疮痍、光耀千古的诗篇。

元和六年，公元811年，白居易母亲去世，白居易返乡丁忧。四年之后，返回长安，做了左赞善大夫的闲职，主要职责便是规讽太子。此等闲职让白居易有了大把的时间交友饮酒，享受人生，他与元稹、李绅、张籍、刘禹锡交往甚密，文人们聚在一起，总能想出各种方式让自己的灵魂安放，“退则独善其身”，大概也是白居易在闲适状态里的另一番人生总结吧！

元和十年，公元815年，宪宗召回永贞革新的旧臣，柳宗元、刘禹锡得以返回长安，梦想着能够再展宏图大业。可是，刘禹锡的一首《再游玄都观》，“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极尽对权贵们的轻蔑之意，他们迅速禀告宪宗，宪宗大怒，继而又把刘禹锡、柳宗元贬到更偏远的地方，元稹因为同情革新派，被贬为通州司马。白居易看到这惨淡的一幕一幕，内心凄然。正当此时，朝野又发生一场血案，宰相武元衡被刺身亡，而罪魁祸首便是各地的藩镇们。白居易忍无可忍，越职上书，请求朝廷出兵镇压藩镇。不料此举被朝中小人抓住把柄，大做文章，宪宗无奈，只好将白居易贬往江州做司马。

元和十年十月下旬，白居易独自踏上漫漫贬谪之旅，江州位于江西，也是陶渊明的归隐之地。白居易痛心疾首：“仕途险恶，吾当痛改前非，一洗人间恩仇，今日从此去，只管流连于山水之间，不再关注朝政，像陶渊明那样归隐田园。”他的内心在激烈地撞击着，面对日益严峻的朝政形势，强大的藩镇和宦官势力像压倒城池的黑云，让他顿感无心无力。好在，无论在怎样的境遇里，他都文思泉涌，笔耕不辍。他在去往江州的那一刻，似乎没有想到，一首伟大的诗作会诞生在江州，那就是《琵琶行》。

在江州生活了一年多，彼时的白居易已经习惯这种漂游江湖间的隐居生活，元和十二年的深秋，秋风萧瑟，草木摇落，芦荻丛生，纷纷扬扬，注定有一场不同寻常的奇遇。白居易送客江边，传入耳畔的竟是婉转动听的琵琶声，他循声寻去，看到一个美丽的女子临船弹奏琵琶。便与女子简单交谈，顿生“同是天涯沦落人”之感，琵琶女一曲如泣如诉、若有若无的琵琶曲之后，大诗人挥笔写下“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谈，大珠小珠落玉盘”的琵琶绝唱——《琵琶行》。这首长诗与《长恨歌》遥相呼应，成为唐诗中的艺术精品。而那个琵琶女的原型，亦让后人浮想联翩，对号入座，猜测此时的白乐天是想到了湘灵姑娘。

后来白居易改任忠州，与在江州不同的是，他此次担任的是刺史一职。白居易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总是能依势而生，在相应的人生形态里选择适宜的安放方式。他在忠州期间，尽职尽责，广施德政，励精图治，将忠州治理得井井有条。在此期间，大唐王朝的中兴之主唐宪宗被宦官杀害，由此可见，这些宦官的气焰嚣张到何种程度，难怪朝廷大臣们有心无力。

唐穆宗即位，召回白居易。一生辗转的白乐天，此时此刻仍然没有安身之所。否极泰来，人的一生总会有芳草如茵的转机，白居易被授为翰林学士，深得当朝宰辅裴度的垂青。只是，利欲攻心的元稹一心想要谋取相位，不惜攻击裴度。在这样的原则大节上，白居易没有站在好友一边，他深知朝政国事的要事大义，但也深感朝廷之内朋党之争的酷烈。于是，他决定离开长安。

长庆三年，公元822年，白居易到杭州出任刺史。白居易一到任，便发现杭州地下饮水管道已常常淤塞，水流不畅，影响了城内六井的供水。白居易决定疏浚六井，他翻查了西湖水域的历史资料，又进行实地考察，经过半年多的整治，完成了这一利民工程。“其郭内六井，李泌相公典郡日所作，甚利于人，与湖相通，中有阴窦……”这是他写的《钱塘湖石记》，至今刻在湖岸的石碑上。“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白居易的《钱塘湖春行》，写得春风浩荡，得意尽欢。之后的白居易又移任苏州，他照例精心治理，苏州城比往昔更加繁荣，百姓生活的幸福指数逐渐升高。

只是，身为朝廷命官，他依然身不由己。地方朝廷，朝廷地方，白居易还这样流转着。回到长安后，历经大半生的宦海沉浮，白居易已然冷却了“兼济天下”的宏图大愿。之后的白居易返回洛阳，过起了半官半隐的生活，既不同于东方朔的大隐，也不同于陶渊明的小隐，

他这种中隐的人生态度，让他后半生衣食无忧，受尽离乱之苦的诗人，大概此时所求的，便是人生的安稳与和乐吧！

纵观白居易的处世态度，他总能在人生的每种状态里安放好自己的灵魂，真正做到了“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矻矻营营，创作不止，能将自己的诗作如此眉清目秀地分类，白乐天怕是第一人。而今，当我们传唱他的讽喻诗，或者是感伤诗的时候，总能想到那个一体多面的大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