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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企业即便领受了国内产业政策的利益倾斜（例如减税、直接补贴和其他金融便利），最终也不得不遵从全球市场规则。这种外部约束，叠加不具有先天的庞大国内市场，使韩国财阀企业要非常努力的追求技术创新和精细化管理，才可能在全球市场保有一席之地。换言之，以日韩为代表的东亚模式，其产业政策的直接目的虽然是集中资源形成优势产业、打造优势企业，但最终目标，仍是要直面激烈而残酷的全球市场竞争，这是资源欠缺的后发国家的生存根基所在。
与韩国乃至日本不同，中国广阔的领土和庞大的人口基数造就了全球首屈一指的国内市场。正面看，资源优势明显；反面看，对大多数中国企业而言，关起门来抢市场，就可以活得有滋有味。中国企业中，真正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与自身体量相比，可谓屈指可数。无论是传统制造业，还是所谓“新经济”，绝大多数都以满足国内市场为目标。事实上，只要满足了国内市场，的确就可以实现财富的快速积累和通俗意义上的“成功”。看看Fortune 500的中国榜单就知道，无论所有制性质，无论是传统制造业企业，还是作为新经济代表的互联网巨头，无不是在向国外投资者不断诉说着中国的美好故事，而它们对世界的理解和真实影响，究竟已有几分？
如果能够实现新时代的闭关锁国，这样的发展模式还真可能持续。但非常遗憾的是，中国早已融入全球市场，国门再不可能关上。中国模仿日韩，在工业化初期大规模实施产业政策，作为后发国家而言成效显著。这与过往数十年重视基础教育，打破计划束缚，不断解放国内市场的进程相匹配。但在任何一个时代，中国的产业政策制定者必须牢记的是，中国与日韩最大的不同，在于中国的企业由于有国内市场作为依托，只要你给它塑造一个封闭的、可享受的内部市场，它一定没有动力走出国门谋求更大的发展；反过来讲，没有全球市场的竞争压力，中国企业对技术革新的追求大部分时候将仅限于满足国内市场的需求。这就是我们身处今天这个拐点所看到的，当国内市场日趋饱和时，中国企业能够走出去的，大部分仍然只是低附加值、低利润率的产品，以及，伴随中国“先富一点”那部分出境人群所需的产品。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过往数年，代表所谓“先进生产力”的中国互联网经济，宁愿付出成百上千亿的打价格战，寻求国内市场的垄断，再去资本市场做收割，也罕有愿意主动挑战全球者。外国进不来，本国不出去，互联网企业融资出海、业务不出海的模式，却可以让中国的互联网投资者和境外投资者达成利益一致，在过往数年尽享“封闭”带来的红利，这样的游戏不亦乐乎，新贵们受到一次又一次的追捧。境内市场的劳动力价格高度扭曲，地产、金融和互联网行业吸纳大量各行业人才，但这些人才的汇集并没有为未来新的就业领域开拓打下足够的基础。这样的好日子会长久吗？如果一个企业或者行业可以在本国市场饱和之后不再追求市场的继续扩张和技术的革新，那就意味着它一定会追求实现局部垄断，而获得垄断利益最好的办法就是如同韩国财阀一般，通过自身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力，以就业来要挟获得特殊政策，这就是韩国财阀经济的开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