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梦想是成为一个很会说话的人。
七十年代末我出生于浙南的农村，按理说，江南水乡润泽的大地应该养育出一个水灵灵粉扑扑的秀气女孩，但大地没有按照惯例，给我的物件都带上瑕疵，头发枯黄，皮肤枯黄，个子枯瘦，标准的黄毛丫头片子。
这个黄毛丫头，细心地窥探着这个令人不安的世界。父母亲忙于自己的农活，没有时间照顾我们，我生性胆小，不敢面对生人。当时，农村有人提相机上门吆喝”拍照--”,还算新鲜事，父母亲准备给我们三兄妹拍一次，邻居们纷纷赶来围观，我被吓哭了，而这一哭成了永恒，今天还留着这张照片。一度谣言盛行，说打防疫针会死人，我们小孩只要看到穿白大褂的都远远避让。农村中盛大的丧事，到处可见的棺材，村中老人一个个的死去，死亡的恐惧裹挟着年幼的我。小学要过一座桥，桥上没有围栏，有几块石板摇晃，每过一次我心纠一次。上厕所，那木制的高高的坐板，居然让我们班的一个同学掉了进去，幸好命大，被救了上来，吓得我每次如厕胆战心惊。
这一切，让我的视觉、嗅觉和听觉特别敏感，在不安中耗光了内力，不敢与同学热络交往，最不敢的就是张嘴大声说话。
有客人来，妈妈说：“叫阿姨。”我，站在一边，诺诺地喊了一声，闷在在嘴里。妈妈就说，这孩子，没长嘴巴。
浙南，方言极多，瓯语、闽语、土语、金乡语、畲民语。我们小学，操瓯语口音的编为甲班，说闽语的编为乙班。我坐进乙班，老师上课一半普通话，一半闽语。谁平时说一句普通话，就有调皮的男生嘲笑道：“普通机搅什么搅。”
初高中，是九十年代初了。我，还是一样不与人打招呼，不大与同学交流，跟男生交流，都要打好几次腹稿，然后还是面红耳赤。好多同学都开始说普通话了，说话都挺溜的，可我还是那个默默不吱声的女生。一回，我闹了笑话，就更加不敢说了。说到了什么事，说自己很“淘气”，其实我想表达的是生气之意。闽语里，生气的发音就是淘气，显然，我混淆了。
我擅长倾听，同学有心事，叨叨地向我说。没事的时候，我打开收音机，听他人的故事，听世界的声音。我也喜欢写，与笔友一封一封聊着青春期独有的无名愁与无名火，在日记本上工工整整地地记上几缕飘忽的思绪，也向文学社地投个没结果的稿。
到外地上大学，必须说普通话，偶尔忘了，就跳出几个闽语来。说普通话，对我来说，等于重新学一门语言。方音极浓，“凤凰”会说成“昏黄”，“恢复”会说成“飞虎”，更别说什么翘舌平舌，前鼻后鼻的，经常闹笑话。基于此，我苦练，从最基础的拼音开始，一个个拼出来，调值记起来，大学课堂很少发言，那闷闷的心，那想狂吼的心，只有日记本知道。
我想说话。我想大声地说话。我想有人能听我大声地说话。
工作后，参加一次朗诵大赛，读的正是《火烧云》，“喂猪的老头儿在墙根靠着，笑盈盈地看着他的两头小白猪变成小金猪了”，读到“小白猪”调值发不准，念成“大摆猪”，全场笑翻，我才意会过来。
再后来，参加一次演讲比赛，讲的是本职工作的幸福。我自己写了演讲稿，我淡淡然地讲完了，得了个三个奖。我并不喜欢那种声泪俱下的演讲，但我佩服他们，他们敢于亮出高分贝的声音，用声音振破对方的耳膜，那是一种原生态的呐喊，那是一句句生命的宣言。
为了学说话，我通过网上聊天室参加了朗诵和演讲学习。
从碧聊到UC到呱呱到51vv再到YY语音，近十年下来，传播媒介在变，我心依旧，聆听别人说，别人读，自己偶尔也说也读。每天浸泡在别人的声音中，那是一种享受。曾记得，有一段时间，我反复地聆听左旗老师朗诵的《千年》，伴着张靓颖“我用所有报答爱”悲情而高亢的背景音乐，“千年之后，你会是谁，千年之后，我会是谁”，极具时空感的叩问，听几遍，就泪流几遍，就淡定几回。声音，是有治愈能力的，她慢慢地治愈了我少时的不安。
朗诵名家寒风老师是江苏扬州人，有才华，课间会给我们吹葫芦丝，朗读和说话都好听，他带着我们读徐志摩，“假如我是一朵雪花，翩翩的在半空里潇洒，我一定认清我的方向——飞扬，飞扬，飞扬——”，就在这雪花柔和的飞扬里，卸下了多少年来身上附着的沉重，身心轻盈成了一片自由自在的雪花。
听别人的声音，到听自己的声音，小胆儿练出来了。继而参加《张嘴就来》演讲班，印象最深的是文若河老师教我们凡事说三点，列举了倪萍回青岛母校演讲的例子，“三个感谢，三个祝愿。”后来，渐渐地我说话，也变成了三点式。
从无声，到微颤，到今天能说一点，自如地说，还是没达成。我怕大场合。私底下，二三好友，我无话不谈，聊得来，会说，偶尔做几个鬼脸，或幽上一默。公开场合，别让我说话，我一说，明明一活络场合，我一帮腔，准冷。
说话，是生命的出口，我天生这个缝隙就比较小，三十多年来不停地抠出一点点通道，希冀有一天能流泻出生命的甘泉。
我终于明白了，我的梦想就是要做一个很会说话的人。暂且还没做到。路，还在脚下走着。给自己一个许诺，某天时机成熟，要让自己在喜马拉雅电台发声，说说自己的故事，也聊聊人生。其实，想自如地说话，就是想做一个有温度的人，能暖满全场，暖到你，也暖到自己，那时，说与不说，都是一种美丽的语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