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奕含已经开始了她的新旅程，而我从得知她死讯才关注到她的生平，内心愤懑、呐喊堆砌至今，才敢小心写出。
我相信，与她类似的受害者众多，每一位在心灵上受到的创伤都远大于身体的伤痕。她在受伤后反复怀疑自己，直至信仰崩塌，开始发问“艺术是否可以含有巧言令色的成分”，甚至于挣扎是否“艺术从来就只是一种巧言令色的而已”？
她太聪慧，在《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中写下的一个个套中套，是对自己内心的叩问和解答。她评价胡兰成是一个“思想体系畸形”的人，又同时认为这种畸形的思想很精美，因为矛盾，所以无所不包。这种试图从文学、信仰角度来解开内心死结的办法，最终让她产生的是“文学辜负了她们”的想法。
文学有没有辜负谁，这太难说。文学本身就是一个人类操作化出来的概念，如果用阿兰・巴迪欧的话说，文学是一个“赘生物”，是“不存在于情势中，但存在于情势状态中”的概念。这样一个纯操作化、不可具象化的概念，如何要求它“不辜负”呢？
不如仅从人的角度来看吧。毕竟这是人本身的问题。
汉娜・阿伦特曾在《艾克曼在耶路撒冷》提出过一个概念：恶之平庸。阿伦特借这个词来表达，艾克曼——很可能是大部分纳粹分子——都不是恶魔或者变态，他们只是普通的正常人，但成为了作恶命令的执行者、恶的链条中的一环，是“对命令不假思索的执行”，让他们成为了臭名昭著的纳粹分子。
我想从中提取出几个概念：社会角色、本人、面具、别人眼中的人（镜像）、标签。一个人（本人），在戴上面具后扮演不同情势下对应的社会角色，这一连续性的行为会形成别人眼中的人（镜像），然后别人对他产生出相应标签，并直接将带有道德倾向的标签贴在本人身上。之后，依据标签对其行为进行期待和评价。
阿伦特笔下的艾克曼如果用这一模式来解读，可以理解为是：艾克曼（正常人）带上了纳粹的“面具”成为一名纳粹分子（社会角色），在执行希特勒的命令过程中，成为世人眼中的恶魔（镜像），对应标签是“变态”、“残忍”等对他本人道德和心理健康的否定。但在精神科医生鉴定艾克曼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正常人后，镜像与本人并不一致。
林奕含描述的“迷信文字”，也是一种对标签、对社会角色的迷信，“文学”、“文字”这种标签有明确的道德指向性，迫使她相信遇到的狼师陈星，是一个“真正相信中华文化浩浩汤汤五千年文化的人”。结果，她看到的陈星是镜像，遇到的陈星是其本人。不管陈星本人在伤害她的过程中说了多美多“高度艺术化”的情话，这个人本身就不是林奕含认为的那个骨子里追求美的人。
在采访中，林奕含提到自己得知奈波尔虐打妻子时内心的震撼，提到一层又一层了解到喜爱的艺术家某些道德污点时的痛苦。这种崩塌的痛苦谁没有过呢？高中学理，最最经常接触的是“站在巨人肩膀上”的牛顿，当我知道他对胡克做的那些事之后，心神恍惚许久。后来终于找到一个办法解脱——只看作品。只有作品呈现的人是最接近其社会角色的，作品永恒，那些对社会角色和其本人善恶的争辩，最终都会被时间的尘埃覆盖。苛求一个人永远戴着面具在其社会角色下行为，这难免太过绝望。
斯人已去。希望那些对“文学痴情”的房思琪们，能早日解开心中的结。虽然希望渺茫，但还是祈求这样的事情越来越少。赤条条来赤条条去，欢笑和恸哭都会消散，刻下的痕迹却长留生者心底。
至于社会角色和标签通过镜像作用于本人的可行性和事例，这将又是另一个故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