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文明的最大心理品性是建筑在个体自由基础上的宽容并存。对上海人来说，宽容也不是一种政策和许诺，而是一种生命本能。”

今天读到余光中老先生写到的上海人这一篇散文，不自觉的对上海文明有了一种新的认识。我们大多数人印象中的上海人，精明、骄傲、会盘算、能说会道、自由散漫、不厚道、排外、瞧不起领、缺少政治热情、没有集体观念、对人冷淡、吝啬、自私、赶时髦、浮夸、好标新立异、琐碎、世俗气……如此等等，加在一起就是外地人心目中的上海人。

刚看完老先生在书中所写的外地人对上海人的印象是心中不免一一比对。是啊，在中国近代史的岁月中，上海人好像始终都扮演着这样一个角色。然而，在这漫长的中国历史中，我们也不能忘记那个明朝时期的礼部尚书——徐光启。徐光启可以说是中国封建王朝末端时期第一个精明的上海人。这位聪明的秀才，南游北逛，在广东遇到了传道士郭居静。已经34岁的他对于儒学为主干的中国宗教精神早已沉浸已深，然而，当他接触到西方宗教史，并不是一笑而过。在他之后的官宦生涯中，他更是与另一位传教士罗如望以及利玛窦颇为交好，并一块创作了近代史上一本为后人称赞的《几何原本》。徐光启死后更是被崇祯皇帝所追谥为“文定公”。徐光启所葬的处所现在已经形成了上海文明的汇聚地——徐家汇。老先生还在书中提到徐光启的第16代孙是个军人，他有一个外孙女名叫倪桂珍，这位女子便是名震中国现代史的宋氏三姐妹的母亲。她所哺育的几个儿女对中国现代社会的巨大影响，也可看作徐光启发端的上海文明的一次重要呈现。读到这里，我不免惊叹这几个叱咤中国近代史的宋氏三姐妹竟然是明朝先驱者的后人。当然，我所说的这些观点也只不过是从老先生书中所提炼出来的只言片语，算不得完整，更谈不上见解。

与此同时，老先生还提出在现代中国与上海人宽容式的文明相抵触的，是一种与封建统治长期相依偎的“京兆”形态。我猜想老先生所说的京兆心态应该是指北倚长城的京都心态。与上海不同的是北京同样作为一个现代化的大都市，少了上海人近代发展中所具有的资本气息。用现代的话来说，上海人大多数都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说是精致利己主义者似乎有点过了，可读到余老先生这篇《上海人》中对上海人在近代社会中所体现的事例所陈述的现象，不免觉得言之有理。

在文化学术领域深得上海心态的学者大多是不愿意去与别人商榷的，或去迎战别人的商榷的。老先生在文化学术领域也对上海人进行了一番分析，并用了一句经典的上海话“关侬啥事体？”来反映上海人在学术领域的心态。也是基于这种理念，上海人在整个中国多了一种创新精神，与此同时，这种普遍性的存在，也使得上海的创新精神变得单薄而又无力。

说了这么多上海文明的弊端，心中也不免存有疑惑，难道上海人真如外地人所看到的那样吗？当然不是。上海作为一个国际性的大都市，它的包容性是我们其他城市所远远不能比拟的。就比如近代时期的京剧发展在上海这个非京剧重镇得到了一次新的飞升。老先生在文中说道：“上海人可以不讲任何道理，一夜之间喜欢上了初出茅庐的越剧小生赵志刚、沪剧演员茅善玉，根本不管他们还没有唱上几回戏或刚刚来自农村”。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真真切切的感受到上海这个大都市所孕育的包容性。也许正因为这种包容性，才使得上海文明在现代人看来变得斑驳杂乱，上海人也更被外地人看的精明。然而，上海文明中对艺术的热诚是不容置疑的。

在当代社会急速发展的情况下，每一个需要精明计算的单位都离不开上海人的周转。这可能也是徐光启的《几何原本》余脉尚存的体现吧！老先生在文中说道“搞科学研究，搞经营贸易，上海人胆子不大，但失算不多”。从这点可以看出对上海人所产生的上海文明一概而论是实在不妥的。

另外一方面，上海人对子女的教育是十分重视。只要经济允许，家庭有足够的实力，一定会送子女到国外留学。这种兼容并包的精神在北方的其他城市还是很少出现的。也是这种原因造就了上海人与外地人格格不入的情景。

我所总结的上海文明也只不过是从余老先生这篇散文中摘取的只言片语，并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只能当做一个文字小白书后的些许感慨，并不具备可以宣讲的资格。

读书感悟，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