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6月，广州一起16岁少年弑母事件引起了轰动，11月，《南方人物周刊》围绕这个案件刊出了一篇特稿《少年杀母事件》，其情节极富戏剧张力，引起了巨大反响和争议。这篇特稿荣获《南方人物周刊》“年度特稿奖”，而它的作者林珊珊当时只是一个大三的实习生，她也因此被称为“《南方人物周刊》史上最牛实习生”。
张明明决定杀掉他的父母。
这个想法在他脑中盘旋了差不多两个月。
“我想，只有杀了我的父母，才能让我多年积累的仇恨得到释放，让我真正地过着无拘无束的生活。”
1991年11月25日，陈菊生下了他；2007年6月12日，他将陈菊打晕、掐死，然后割喉。
其间，陈菊打开大门惨叫一声，但门很快又被关上。那就像荒林里一声绝望的鸦叫，一切又恢复了寂静。
这幽暗的小巷的深处，有一个拐角，几栋四层高的楼房围成一口天井，张明明的家在这儿。抬起头，天空依旧是一条狭长的线，被错综复杂的电线切割得支离破碎。一米多宽的小巷两边房门紧闭，垂吊的女人内衣透着湿气，牛仔裤则似乎长年挂在一边，一动也不动。还有一个个小口子，连接更小的巷子，有时候，一个安静的小孩跟着一个女人拐进去，或者，一个谢顶的中年矮男人藏在巷里，睁大眼睛瞪着过往行人。声音从远处隐约传来，光亮在100米外的巷口。
那天下午，父亲张柱良就从这个巷口逃了出来。
“今天是个好日子……”在广州一家嘈杂的手机卖场，劣质的音响播出的音乐就像是暴发户在大声说话。
张柱良抽着红双喜，手微微地颤抖，烟雾轻轻袅袅悬浮着空中，他的目光飘到很远很远的地方。数十年后，有一天，我们也会经受这样的疑问，你收获了什么。张柱良的答案是：赚钱。
1994年的春天，我只身来到广州。想象中的广州很繁华，但不是那么回事。站前路那家大酒店当时还只是一个大土堆。下了火车，我看见到处是赛马的宣传，涌动的人头。我挤在人群中寻找大哥张光荣，来之前，他对我说，下了车说找河北老张，他们都认识我。可当时大哥在花都。当晚我睡在韶关大厦下面的广场，半夜一拳头打在我胸口，我惊醒过来，丢开旅行包逃走了。接下来的两天，我在车站晃来晃去，检查人员盯着你，你吐口痰，丢一片纸屑，就跑过来，罚款十元。我仅有的四十块钱很快被罚光了。我只能帮人提提行李，两三天就混过去了。
我跟随大哥卖黄牛票。那时火车站的生意真好，天天都像春运。那些人排着长长的队伍，到了窗口，售票员就说没票了。我们就凑上去问，老乡，去哪的，帮你买票。我们很容易拿到票，他们售票的每天回家两个口袋满满全是钱。仅做了两三个月，我就做不下去了，我总问到便衣，而且，骗人这事我干不漂亮。当然，最无耻的不是我们，而是那些敲诈的。他们夺过旅客捏在手里的票，“给我一百块，不然把它撕了。”
接下来将近十年，我几乎都在当保安，跟过服装场、酒吧、夜总会、地下赌场……
1996年，你知道，到处都是歌舞厅。那时我在沿江路一家歌舞场当保安，圣诞节那晚，门票200块钱一张，等着跳舞的人排着长队挤在阳台上。那一年前后，我认识一群流氓。我们四五十人自称河北帮，帮人看场、收债和打架。老大一叫集合，我们就抡起水管、排骨刀，涌上去往人家背上胳膊上乱砍。有吃有住有玩，我们都很乐意。我们被抓进派出所无数次，又放出来。
当时，大哥承包了几家酒店的洗碗活，几十个工人都是去火车站找的那些没饭吃无家归的人，提供吃住，一个月350元，大哥每人赚上一百。老李是这些流浪儿中的一个，后来他结识了赌场总经理，就介绍我去当保安。老李后来失踪了，那时我就知道，我们这些人都是不长久的。
那是1997年，一个地下赌场每天赚上十几万。只要我站在那里，就会忍不住想赌。结果工资刚发，一眨眼就输光了。一想到该寄钱回家，我就特别紧张。到了年末，赌场闻风警方要大规模打击地下赌场。我们就自行解散了。
1998年，我在一家楼盘终于当上正规的保安，到了2001年，还混上了保安队长。可是，不久，开发商与物业分家。我又失业了。
我重新回到赌场，这下赌场都是先进玩法了，最主要的是玩老虎机，还有一些黑网吧。一次警察来检查，我们立刻赶走所有的少年，但还有一个少年玩得入迷怎么也不肯走，就被我们打了。再后来，他的妈妈闯进来了，操起凳子往电脑砸过去，我就骂她：“是你儿子自己要来的。我们又没强迫他。”
2003年，我开始和老婆在广州卖烧烤，到了2004年，老婆说儿子也大了，让他来帮忙吧。于是，我们一家三口住在瑶台，相依为命，靠卖烧烤为生。
这是瑶台，离广州火车站不远的城中村。一座不夜城，夜幕降临，它的黎明刚刚开始。浓烈辣椒味混着啪啪炒菜声弥漫在小巷里。夜晚九点钟，才起床不久的张柱良踩着他的黑色28吋自行车出发了。
车后架上躺着一个泡沫箱，里面堆着鸡翼、鸡腿、羊肉串、秋刀鱼……盒盖上倒扣着两张小凳子，茄子、菲菜陷在里头。紧跟在他后面的，是儿子张明明，骑一辆26式自行车。8点半，他准时从网吧归来，把一张沾满油污的长方形小桌子，烧烤炉紧紧绑在车架上。此时，陈菊刚刚上了香求完平安，关上灯，锁好门窗，也出门了。
张柱良经过一个小店，几个外省大娘在看电视扯家常，店主是一个穿着睡衣的微胖男人，几个小女孩呱呱地吵。往下走一点，有一个公用电话店。窄小的店面里，散散落落地在墙边摆着几部电话。
这一家人在三元里一带卖烧烤，过着日夜颠倒的生活，晚上九点钟出档，凌晨三四点收档，然后睡觉。中午醒来，切肉、洗菜、调料、串羊肉串。晚上再睡上两个小时，又出档了，日复一日，如今是第五个年头了。
这一天是2007年6月11日，只是时间洪流中一个不起眼的小日子，却足以拒绝这个家庭继续前行。
张柱良往左拐出小巷。这条街总是这么热闹。穿开档裤的小男孩在路中间嗑瓜子，鼻涕滴答、懵懂地看着你，中年男人围成一桌桌喝酒、搓麻将，小摊贩的玉米、番薯散发出热腾腾的香气，手机店里各种音乐混杂着人声车声孩子的哭闹声鼓捣着人们的耳朵。
在路的尽头他向右拐，那是一条阴暗狭小的路，只能推着走。下午四点钟的时候，这条街还很安静，到五点半，每走几步就可以看到一个站街女。
有时她们抓住他的手，“要不要？”他骂道，“每天都看见我经过，还抓！”他厌恶地甩开手。
可有时，他也心生同情。一天中午，他在街上乱逛，一个十八九岁的女孩，穿着短裤，黑色男装背心，呆呆地站在前面。突然，她大喊大叫，闯进档口，拉住一个男人的衣角，哭喊着：“爸爸，别不理我！”那男人用力地踢开她，她又闯进另一家铺面，又被狠狠地踢在街上。他看着她，真想把她送到派出所。但很快，他打消了这种念头。这些人都认识他，很多双眼睛盯着他。他只是想着，这个倔强的女孩子，一定是想不开，受不了，被生活逼疯了。
要是软弱一点的，就屈服了，不久后还会招来同乡姐妹。她们或许在火车站流浪，或许是离家出走的，被骗到一个地方，卖淫。在这个街头，他撞见过七八个神经错乱的小姑娘，有的乱跑乱叫，有的痴呆地望着天。此后，便永远地消失了。
眼下，这条路成了一个小经济地带，人们在这卖手机、食物、性用品、药品。
几分钟后，一家人挤出瑶台村，来到广园西路。一条宽阔的街道就在脚下延伸了，到处都是汽车，高架桥上的疾驰而过，地上的拥挤混乱。
他们横穿过车流。沿着三元里大道一路上坡。沿途都是崭新的酒店及贸易公司，招牌上有各种语言，英文、俄文、阿拉伯文都有。
一段长长的上坡路。张柱良吃力地踩着。他忍不住想，这满大街的人谁看得起我呢？
这天中午，他穿着粘乎乎的大裤头，趿拉着拖鞋，两手满满提着肉和菜从市场回来，朝一个30多岁的男人点点头。那个男人头发齐整，皮鞋锃亮，礼节性地点完头又和周围的朋友谈笑风生。
他决定，别再和他打招呼了，显得自己多卑微。他想，那男人一定轻声地说，他是卖烧烤的。“卖烧烤的！卖烧烤的！”十年前，这男人和他一样，也只是广州一家夜总会的小保安，他们一同打架，没准还打过他，如今，人家漂漂亮亮地成了个悠闲的地头蛇。
他被这男人刺痛了，但他不停告诉自己，不能停！不能停！
2003年以前，他不过一个穷光蛋，倒霉鬼。一做生意就亏得血本无归。
在河南老家，他卖过卤猪，每天把生猪肉一千斤一千斤地运回家，卤完后再运到50公里外的安阳市区去贩卖。不幸的是，来了个五号病，没人敢吃猪肉了。猪肉堆在家里让人发愁。再后来，看到别人倒卖棉花发了财，家乡盛产棉花，他也就偷偷地收购一些拿去卖。朋友开着改装摩托车，他坐在一车软软的二级棉花上，喜滋滋地想着赚上一千块。可到了隔壁镇的工商局门口，爆胎了。他跑回家来拿轮胎，回去时，车子被工商所带走了，他们开了四级鉴定，低价收购了这一车棉花。后来，他横着胆再干一回，结果又让邻县的工商局给抓了。
他妈妈说，会做生意才算男人。现在，他卖烧烤，每晚能赚几百块，他成了五兄弟中最有钱的那个。2004年，张柱良母亲得了食道癌得动手术，几兄弟中他出钱最多。
多亏了这小生意，家里才建了楼房，那是给张明明娶老婆用的。在河南老家，结婚总是那么早。张柱良和陈菊结婚时，才20岁。
坚持，坚持，再过上两年，他将做爷爷，老婆将做奶奶，终于享清福了。陈菊总说，你不会赚钱，随便再找一个都比你强。他笑着说，有了钱，就不要你了。有时，他也会哄着她，年轻时总得吃苦，等儿子大了，做了奶奶，就可以享福了。
他告诉自己，他是一家之主，他要在前面领跑，其他人要跟着他跑。
张明明呆呆地骑着车跟在父亲后面。他盼着下雨，下雨就不用开档了。去年，他总是找比他大两岁的老乡，同是卖烧烤的周周一块玩。有一次出去摆摊前天色忽然变暗，大雨将至。张良柱踩上车了，他却往相反的方向找老地方上网。到了烧烤点，张柱良发现儿子没跟上来，立刻打了电话给周周。
“明明在你那吗？”
“没呢，叔叔，快下雨了，今天就别摆了吧。”
“不用骗我了，他一定在你那里。”
周周只得把电话给了明明。
“你马上给我过来，我是一家之主，我说了算。”
他嗯了一声，挂了电话，踩上车走了。
“从我被妈妈带到广州那天起，我仿佛就于（与）世隔离了。”
2004年9月，张明明在河南老家读完4年级，陈菊决定将他带到广州。
临走前，张明明拖着堂妹静静的手说：“过去的明明已经死了，现在的明明已经不是以前的明明了。”
在前一年，他也来过广州，在广州金泉学校念4年级，这是一家外来工子弟学校，一个学期的学费大约是1200元。
有时，张柱良看到他浑身淤青，问他，总说是摔伤的。“为什么身体前后都有伤呢？”他不说话了。
至今为止，也没人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
一个学年以后，他对母亲说想回河南了，他离开了金泉学校。今天再去那里，找不到他的档案，找不到他的照片，找不到认识他的老师，和他生命有关的痕迹都没有了。
他似乎只有网络了。
在广州的现实中，他没有朋友。从前有过，在金泉学校他有个要好的哥们，打架都在一块。那时明明被欺负了，他就帮他。哥们上了初中，他俩也失去了联系。
他有个网络好友叫小白，他叫她姐姐。
他对她说：“我很闷，我没有朋友，也不会讲话。”
下午六点到八点半是他的上网时间，“可是，爸爸妈妈却不允许我去上网，让我用上网的时间多睡会。我觉得这是在禁止我的自游（由）”。
“广州很繁华，但我很孤独。”
张明明跟着父亲往前骑，将瑶台抛在身后。旁边的瑶池酒店依然霓虹闪烁，漂亮的服务员在门口排成两排长长的队伍，每有客人进入，就齐刷刷地弯腰鞠躬。
去年五一，张明明看见一个比这个更高级的酒店，门口贴着招聘启事，上面写着招一名经理和几名服务员。那时他陪最要好的堂哥阿强在广州找工作，他拉着堂哥凑上去，指着第一行：
“哥，赶明儿我去面试总经理。”
“就凭你？你啥也不会，凭啥去当总经理。”
“就凭我的智商，过几天当给你看。”
来广州之前，阿强想象这个城市漂亮，干净，就像电视里演的一样。要在这谋上一份工作就好了。中午下了火车，他跟随着叔叔张柱良，一路来到瑶台。第一次走进这条小巷时，他就想，我再也不要走这条街了。穿过几条阴暗的小巷，阿强来到叔叔的家。张明明还在房间里睡觉，阿强敲敲房门，是表弟小状来开的，小状大声说，“明明，明明，快起床，你哥来看你了。”两年没见面了。张明明睁开眼，慢慢站起来，声音很轻：“哥，你来了。”
“我心里有点失落，他不是兴冲冲跑上来说，哥你来了。”阿强说。
他眼前这个小男孩变了，满脸痘痘，闷声不语。
张明明其实是很开心的，只是不爱说出来而已。小时候，他被欺负了，堂哥一定是第一个帮他去讨回公道。张明明不爱打架，别人打架，他就站在一边看，不动手。不过，要是给人欺负了，那是一定要报复的。那年他12岁，被同学欺负了，他气冲冲跑回来，脱掉上衣，抡起棍子就往人家家里跑，被人家打回来了，他才叫上堂哥，堂哥又叫上他的哥们。
接下来的日子，他晚上照常出档，白天就陪堂哥四处找工作。
有一次，经过一条黑巷子，一只只硕大老鼠在他们面前窜过。
“真不想走这里。”阿强说。
张明明走在前面，没有说话。
来在大路上，张明明突然说：“哥，广州和你想的不一样。”
“这么晚才回来，要耽误生意了，干活去！”张明明踏进家门，陈菊劈头就骂。他不耐烦地说，“很累了，让小状干去。”他把门用力甩上，倒头就睡，陈菊在门外唠叨起来，“连小活都干不好，怎么挣大钱！”
但这一天，他心情颇好，他对阿强说，我要写两本书，到时请你当男主角。阿强笑笑。心里想，你怎么写得出来呢。
接着，他对着阿强手机陶醉地唱起林俊杰的《曹操》：
“不是英雄不读三国，若是英雄怎么能不懂寂寞。独自走下长坂坡,月光太温柔。曹操不罗嗦，一心要那荆州，用阴谋 阳谋 明说 暗夺，淡薄。
东汉末年分三国，烽火连天不休。儿女情长被乱世左右，有谁来煮酒。尔虞我诈是三国,说不清对与错。纷纷扰扰千百年以后，一切又从头。”
他把自己的歌声录在阿强的手机上，一遍又一遍。他已经很久没说过那么多话了，也没这么开心过了。他的嗓子很快就累了。中途休息的时候，他对阿强说：
“哥，我就是要做曹操那样的人。”
“为什么不做吕布呢，吕布最能打，身边还有个美人貂婵。”
张明明想了一下，说：“不，还是曹操有勇有谋。”
跟着，他又对着手机唱起来。
声音有点大，张柱良啪啪地打着他的房门，他们不敢再出半点声音了，盖起被子赶紧睡觉。
张明明的确写过两本小说，一本叫《雪山剑派》，一本叫《十八金甲将》，在他心中，这是他梦想起飞的舞台。
一天晚饭时，小状迸出一句话：“咱们家出了个作家啦！”
“什么作家？”父亲很好奇。
没等张明明回话，小状接着说：“他要写剧本，还要请成龙拍。”
父亲一下笑了：“好呀，写了给爸看，我虽然不会写，但还是会看的，要写就买笔买稿纸去，好好地写。”张明明点点头，静静地吃饭。
不久后，一天夜里，客人散尽，一家人收拾着档口。在三元里纪念碑旁边，张明明发现了一张被丢弃的桌子，他将桌子抡起放在车架后面，搬回家，擦得干干净净。接下来几天，他安安静静地趴在桌子上写作了。
傍晚六点钟，一家人吃过了晚饭，父亲躺在床上半闭着眼睛，张明明挪过去，将两页稿纸递给父亲。
“嗯，错别字很多，但情节还不错，好好写下去。”
张明明腼腆地笑了。
一年之后，张柱良回忆起这几天，他的脸上总挂着微笑，这几乎是他们父子最温馨的时候，那时候，张柱良傍晚不睡觉了，专心看儿子的小说。除了找资料，张明明也很少上网了，专心写小说。
就在这个时候，他遇到了湖南的网友小白。
“你是做什么的？”小白问。
“我没做什么，在家写小说。”他很骄傲地回答。
“好厉害哦，写得怎么样？”
“我爸说不错。”这应该是这两本小说的唯一读者了。
……
“你知道成龙的邮箱吗？”
“我不知道，你可以到网上查查。”
“你有邮箱吗，能不能借我？”
小白将她的邮箱借他了。后来，他找到了成龙的邮箱地址，成天给成龙写邮件。
2006年9月27日，他在新浪开通了自己的博客——名字叫“等待梦想”。
张明明每两三天就拿一集给张柱良看，但父亲发现他的字越来越潦草，情节越来越混乱。
二十多天，儿子写了十多集。有一天，张柱良说：“我不知道你在写什么，肚子里没墨水，自然是写不好的……你这是没先学走先学飞，还是从小文章写起，好好研究《广州日报》那些小文章是怎么写的，然后去投稿。”
一天清晨，他和周周去进货，他问周周：“知道广州日报在哪吗？”
“知道，那有我很多卖烧烤的朋友。你要干嘛？”
“带我去。”
终于到了广州日报社，他停下了车，抬头望着那几个红色大字。
“你来这做什么呢？”周周问。
“我想投稿。”
“哪有那么容易呀？”
张明明没有回答，只是笑笑。
“进去看看吧。”
张明明看看守在门口的保安，摇摇头，骑上自行车走了。
2006年12月6日17点14分，他在博客上写道：广州日报的各位记者你们好。我是向你们报社连载栏目中投稿希望可以上报。有什么意见可以给我留言。
雪山剑派//////作者<张明明>武侠小说.第一集..天玄地门一
下面没有了。
每次上网，他就问小白，有我的邮件吗？
没有。
一天的烧烤忙完了，一家人围在桌子边休息。
“作家，成龙给你打电话了吗？”小状逗着明明。
“不久他就会给我打电话了。”
父亲心里暗暗发笑，于是故意问道：“他怎么给你打电话？”
张明明指了指父亲别在腰间的手机：“就打咱们叫烧烤这个电话。”
“那你叫成龙晚上9点后才打过来，白天我们可接不到电话。”父亲哈哈笑着。在城中村，他们花360元租的房子里，手机是没有信号的。
张明明不吭声了。
这些关于小说的往事被2006年的尾巴甩开，张柱良再没听过，也没向儿子打听过。
张柱良恢复了晚饭后的睡觉，张明明又恢复了上网。
2006年底，他和父母回老家过年，这是他来广州两年后第一次回家乡。当晚，他叫上最好的朋友佳林、李闯直奔网吧，玩一个叫“半条命”的游戏。凌晨，他不想回家，和佳林跑到庙里头，折了一小捆树枝生火取暖，火苗一下蹿了一米多高，他俩赶紧把火熄灭，撒腿就逃。
这年春节是这几年中最好的时光了。18岁的堂哥阿强也结婚了，他有了自己的家庭，不再上网玩，他要更努力地赚钱。
20多天的假期转眼过去，来广州前，张明明对阿强说：“哥，我不想去广州了，我想在家里打工。”哥哥帮他向陈菊说情。但母亲说，再说吧，再做一两年。
再说，再说到什么时候呢。
张明明跟随父母再次回到广州。
他渐渐不和李闯来往了，这个童年时的伙伴，已经在老家的公交车上上班，每天负责拉客。张明明疏远了他，只说了句，“他变了。”小状到过完年就到天津打工去了，这个爱说话的孩子一走，张明明清静了，但这个家庭也越发沉闷了；去年同他一块进货、打篮球、跑步、上网的周周开了烧烤分档，有了摩托车，有了更多朋友，也更忙了。
现在，他的世界里只有父母。
他像是生活在时钟上的秒针，被其他两根牵动，日复一日地干着同样的活：凌晨四点帮忙收档回到家，然后踩40分钟的单车去和平西路的冻品市场进货，四十斤鸡腿，二十斤羊肉和火腿。
他第一次在凌晨单独进货的时候，妈妈很紧张，骂张柱良怎么可以让他一个小孩去，出事了怎么办。父亲也很担心，睡不着觉，就一直站在路口等。结果等到早上7点多他才回来。“问他怎么那么晚，他就说车坏了，要修理。心里还是生气，但看他满身大汗，就没生气了。以后就让他一个人去。”
半年时间，他就像一只老鼠，在深夜独自穿梭在城中村。
他上网越来越频繁了。
网吧藏匿在邻巷一家小卖部后面，张柱良在儿子和老乡的一次对话中得知网吧地址。他走进去，逼仄的空间摆放几台电脑，坐满了人。张明明弓着背双手交叉快速敲打键盘。他推推他，儿子扭过头，两人相互看了一眼，面无表情。张柱良没说话，转身慢慢走了，过一会，儿子运桌子和烧烤炉来到了卖场。
平常，父子俩一天说不到五句话。几乎连架都没吵过。他们的对话只有三种可能：一是父亲自上而下的命令，二是儿子自下而上的汇报，三是上网前借口与反借口的对峙。
下午五点半是家庭的晚饭时间。张柱良坐在床上，老婆和儿子则坐着小短凳，他俯视着他们。他喜欢这种感觉。
张柱良吃饭很快，两大碗一下就吃完了，然后坐在床边看电视，这时他们都还端着饭碗。张明明注意着父亲的一举一动，父亲一走开，上个厕所或洗个手，他趁机就溜了出去。有时父亲躺着，哪也没去。时针慢慢摆到六点，他等不及了，网友在等着他呢。
在网上，他可以和好友聊天，在他的QQ上，有72个好友。和他们聊天让他可以找到在孤独之前的那种快乐，这种孤独在他来广州后已经像爬山虎一样死死缠住了他，无法摆脱。他还可以在游戏中做另一个自己，他不再是一个卖烧烤的，而是一个除暴安良的警察或者是一个拉风的卡丁车车手。这两种快乐让他在这种厌烦的生活里有一点放松。
“我去打个电话给朋友”，“我去买东西”……他低着头等张柱良回话，张柱良没吱声，只半闭着眼看着他。他慢慢抬起头瞅瞅父亲，又低下头。
有时父亲就直接说“不行”，他就咬着嘴，扯着衣角，站在门口不时扭动身子，犹如毒瘾发作。父亲五指轻轻一扬，他立刻弹了出去。
父亲知道他去上网，他也知道父亲知道。
有时候，张柱良怒了，吃过晚饭，突然把饭碗往桌上用力一掷，指着张明明，一字一顿地说：“从今天开始，不许你再去上网。”张明明不敢吭声，放下饭碗往房里跑，啪的一声把门关上。母亲敲敲门，“什么事？”他没好气大声说。“拿东西！”“明天再拿！”张柱良亲自出马，咚咚咚敲着门，“什么事？”“拿东西。”张明明连忙开了门，又躺到床上去了。
第二天，他又在屋里团团转，不时观察父亲的动向，如果无机可趁，他又支支吾吾开始找借口了。
借口找多了，他就赤着上身穿着短裤跑出去。张柱良想，他总不会赤着身去上网吧？便没叫住他，可他还是8点半才回到家。卖烧烤时，张柱良对他说：“上网也总得穿上衣服吧。”他不回答，走开了。
借口仍然需要找。一次，张明明吃过晚饭，对父亲说：“我要去买鞋垫。”父亲说：“行，五分钟后回来。要是想上网，就别找借口。”他靠在门上，歪垂着头，一动不动，也不吱声。陈菊看着难受，推着张明明说：“行了行了，你快走吧。”
张明明一出门，气得直往墙上打。这天晚上，他在床头刻下两个字：仇、恨。
啪，啪……这段时间，他紧闭的房间里总是传出打火机的声音。
6月11日晚上九点半左右，中港皮具城。大厦紧闭，白日里锵锵的皮鞋声，货物运送的哗啦声全然退去。
往后走，一条冷清的街道伸入黑夜，两边停着十几辆脚踏货运车，一些搬运工无所事事地坐在上面，或是聚在右边的小卖部门口看电视。左边是一个地下停车场，各式各样的小轿车从底下拐出街头，每天，这一家人就从这街头拐进来。
此刻，烧烤炉火生起来了，停车场边的空地也渐渐热闹起来，生意还是如同往常红火，张柱良不停烤着鸡腿，鱿鱼……张明明马不停蹄地递生肉，送外卖，陈菊收钱找钱，温和地招呼着客人，对久等的客人道歉。
这一天，他们并不愉悦。
张柱良跟陈菊商量着，咱们开个小饭馆吧，四处躲避城管，讨好客人，多窝囊呀。陈菊说，给我乖乖把这生意做好，你现在能做什么？你能赚大钱么？于是他哑了。
陈菊深谙和气生财的道理，看车的保安老卢说，这里的人谁敢说她一句不好？她总在张柱良耳边唠叨，千万要忍住！要忍住！张柱良也总按住张明明的火气，给我忍着，人家有钱有势，把你整死还不容易，等咱不干了，看谁不爽就打谁。
张明明哪一点最像张柱良？他眼光冰凉，吐着烟圈，轻轻飘出两个字：记仇。
张柱良记住得罪过他的每一个人。
一个是大厦的小保安，那一次城管没收桌凳时，本没注意那箱生肉，小保安领着城管去了。张柱良看得咬牙切齿，他想，你这小保安也太自不量力了，想这样要制服我。他请了保安队长上酒楼吃饭，保安队长拍胸脯保证，这种事绝对不会再发生，小保安真的来道歉了，但这还不解恨。
另一个是居委会的，那个30多岁的湖南人有一天跑过去对张柱良说：“你们这样摆摊不行。”张柱良沉默地看着他。“不过——”他又继续说：“我跟主任说了，关照一下你。”张柱良说，“谢谢关照，以后城管来了，可要麻烦你通知我。”“一定，一定。”以后，每隔两三天，他就拿一瓶碑酒坐在他的档位，张柱良总得给他添酒，烤鸡腿、羊肉串。城管来之前，他果真放出风声了。他有时还借钱，但从来不还。撞见对面小卖部卖六合彩，他看看记六合彩的本子，又看看店老板，然后说，给我来包经典双喜，他装进口袋转身就走。
张柱良憎恨这两个人，他看着他们，总在想，要是哪一天我先不干，老子一定把你们狠狠揍一顿。当然，那个居委会的，要先还钱，再揍。
儿子总是呆呆的。张柱良从来不知道他的脑子里装着什么。
老家的一个朋友对张明明极为赏识，总当着众人的面夸他，这小孩，将来准能干大事。他这个朋友也算是干过“大事”的人，十多岁强奸少女，在牢里呆上那么几年，学会了骗人的绝活。出来后就拿着瓜子壳、弹珠，到处骗人赌钱。
张柱良心有余悸，他是不是养了一头狼，在此之前，从不咬人。
卖烧烤时，张明明时常一人自言自语，“为什么赵子龙打不过吕布呢？”他喜爱《三国演义》，听到有人要重拍三国，他在博客上写道：“干嘛要重派，有人跟我说‘没剧本’听的后我很难过，我空有好剧本可就没人知道，经典再重派就不好，哎再想起三国真是‘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真感人。”
他幻想自己能去演赵云，“我的形象也符合啊，哎，我的剧本就是没人看。”
客人骂他他从不还嘴，有人点菜了，他就站在旁边，却要父亲再向他传达一遍。
他不停催着父亲，“外卖的先烤！外卖的先烤！”外卖送晚了，是要挨骂的，有时候还拿不到钱。
陈菊则挡住他，“不行不行！这里的先烤！”旁边的客人总一遍一遍地催。
每次送外卖之前，他总要计算好要找的零钱，有时候将零钱和外卖一同递给人家就回来了，陈菊就问了：“钱呢？”哦，他忘了拿。他的算术从小就很差。
那时他才小学一年级，张柱良难得回一次家，翻起了他的作业本。满是大大的红叉。他很气愤，怎么三九二十七都算不出来！他逼着他再算一遍。他直冒汗，但怎么掐手指也算不出来。父亲怒了，啪啪给他两个耳光。孩子站起来，不哭不闹，含着泪水直瞪瞪盯着父亲。
这个眼神，张柱良终身难忘。看得他难受，害怕。
这天晚上，一帮潮州客人喝醉了酒，呕吐了一地，还摔烂了酒瓶，张柱良赶紧把地扫干净。但他忘了给他们烧茄子。客人大声说，给我快点，不然不给钱，大伙起哄大笑起来。
他低声骂道：“妈的，敢不给钱就揍你。”
张明明把刀往桌上一扔，对父亲说，“你喊打，我就打！”
陈菊责骂他们：“你们不要再说了，别让人家给听到。”
客人最终给了钱。
凌晨三点多，天空下起了小雨。周围一片寂静，只有快速驰过的汽车发出沉闷的呜呜声。父子俩骑着单车先走了，陈菊本该坐在张柱良自行车的横杠上。但这会，她一个人在后面走着。保安老卢递上一把伞，她没有要，她说：“我没时间还你。”
她是真的没有时间还了。这将是她在人世间的最后一晚。
陈菊总是喜欢当着张明明的面对张柱良说，“你这儿子，靠不住。”她并没意识到，这对张明明意味着什么。
“在爸爸限止（制）我自游（由）的同时，妈妈也不喜欢我天天跑出去玩电脑……妈妈却一天到晚说我这样不行那样不行，有时我顶撞她两句她就不出声，只是她会用一种讨厌和憎恨的眼神瞪着我看，我看到她这眼神的时候，心里一阵酸痛，眼里的泪水都要流出来，我强忍着把它压回去了。事后我想她竟然用这种眼神看我，她还是我妈吗？”
慢慢地，张明明适应了她的这种态度，只是每当她再看他的时候，他的心里还是会有些酸痛。
在他很小的时候，陈菊带着他长大，可她爱打牌，总是奶奶弄饭。2004年，在奶奶动完手术后的一天，张柱良一进门便朝着陈菊掴上一掌：“妈妈看病剩下的钱，你竟敢要。”陈菊哭闹着往外跑，一边喊着，“是我的钱，我就要。”他真抓住她继续打。这时，张明明挡在中间，“别打了别打了。”
之后，张柱良对儿子说：“现在你奶奶走路都走不稳，你妈妈还向她要钱，这完全不对。”他点点头。
张明明决定要实施他的计划了，此前，他想过三次，这回“就算是违背自己的心意也要做”。
6月7号那天，我一天没睡就是想趁令（今）天这个机会杀了他们，中午12点的时候我爸爸起床了，先去市场买货，他买完货回来后，妈妈又去买东西了，那时，在里屋的我不知道在外面的是谁，心想：“管他是谁呢，瞄准机会就下手。”我打开屋门，来到大厅看见爸爸正在切羊肉，我洗过脸后，在他后面梳头，心想：“先杀了他再说”，然后我从我下面的玻璃柜中拿出了准备好的铁棒，我举了起来想打他的头，可是当我要下手的时候，手却动不了，心里也在想他是爸爸呀，我要杀的是爸爸呀。最后还是没下手，事后我便想用铁棒打头，太狠了吧！那是你老爸啊。
张柱良后来看到这根铁棒了，他那时生气地说，谁把它放到我床边了。谁也没回答。
“让他们怎么安稳地过去，我先想到的是迷药，可以让人很快地睡着。于是我到药店里问：“有没有什么药，人吃了可以很快地睡着？”药店里的人买（卖）给了我两片睡觉的药，我对这药的信心（不）足，想试一下。我把药砸成粉放在了水里，结果水一下就变浑了，我喝了一口味道还有点苦，心想：“这水我爸妈怎么会喝呢”。
于是我放弃迷药，决定还是打昏他们吧。没想到我喝了一口那水，很快就睡着，这（第）二天醒（来）才觉得这药真历（厉）害。
我走出屋，看见爸妈都在做事，我也就做我的活，过了一会后爸爸要出去买东西，我想这又是一次机会不能放过。
爸爸走后，我装做（作）拿（东西）走到妈妈身后，从我房间里拿出了我先就准备好的木棒，本想也打她的头，可是还是下不去手，后来我就放弃了。
干完活后我在房间问自己，“你是想就这样的一辈子，还是想过自己的生活，”我回答，“我要走自己的路，过自己的生活。”
然后我的脑子里就出现了怎样杀死他们的场景，我对自己说：“下一次绝不能放弃”。
6月12日，周二。当天《南方都市报》的气象新闻标题为：《暴雨只是中途休息》——昨天傍晚，一场激烈的大雨导致广州难得的多云天晚节不保。更麻烦的是，遇害来得特别不是时候，淋息了下班人的回家热情。今天，广州还将有阵雨突袭，不过讨厌的还在后头，雨水只是中途休息，明天它又将卷土重来。
这则新闻把“雨还来得特别不是时候”，误写成了“遇害来得特别不是时候”。
6月12日下午，将近4点，张柱良提着鱼从市场回家。
你妈妈在哪里？在厕所。他十分平静。我把鱼放在厨房，走向厕所，他妈妈平时上厕所从不关门，这一次却半掩着，并且关着灯，但我没多想，推开门，见她妈妈躺在地上，我心里害怕极了。我往后退，这是怎么回事？
我只想到儿子了。我慌乱地往厅里跑，直喊着明明，到拐脚处，这一秒半时间，我来不及思索，忽地一把菜刀猛向我劈来，紧接着看到儿子凶狠的脸。他发疯似地朝我猛砍，肩上，脖子上……一共四刀，我一片空白，本能地把他按在床上，抢过他的刀，我的血喷了两米远，满墙都是。刀被抢过后，明明一下子安静了，恢复了正常的表情。
我害怕极了，只想往外跑。我打开了门，明明又用力把门关上，大声地喊，爸，我没得回头了。我什么也听不进去，只想跑，把他推开，逃了出去，他追上来，抓住我的手，边喊着，爸，你听我解释。我把他推开，只是凄凉地说，什么都听你说。
张柱良只想逃命。他往下逃，往亮处逃，没命地逃。
他一只手捂住脸，血汩汩而流，透过指缝，染红了衣衫，染红了幽长的巷子。
他一点也不觉得疼，他终于逃出这阴森小巷，他冲进小卖部，抓起电话拨了110，那妇女抱着小孩，吓得直后退。
他跑去对面的巷口直喊“大哥，大哥”。没有回应。
他又回头打了120，他走进去，那女人惊恐地望着他，指了指在外面的被血浸染的电话。他回头望望巷子，他害怕极了，张明明会不会举着菜刀红着眼杀出来。谁知道呢？
他朝卖烧烤的相反的方向跑去，跑向一条更大的路。他用尽全身力气跑着，可好像身体凝固了一般。他只觉得眩晕。我是在发梦吗？他不停问自己。
这条大街的人他都认识。
我的老婆死了，被儿子杀的。
偌大的街上只有他了，人全都退到了两边，远远地望着这个悲惨的男人。他感到这里如此陌生模糊，他几乎听不见任何声响了。忽然，一个女人尖叫了起来，“快救他。”之后，又是一片寂静。他蹲在路边，他感到血就要流干了。警察终于来了，他走向警车，警察拦住了他。他又蹲下了。
“他是去报警，我该怎么办？……跑吧，那时我只有跑了，楼下不能走只能去楼顶。”
到了楼顶后，张明明想过自杀，但这个念头很快被打消。
我怎么能死呢？
我不能死。
张明明在各个楼顶翻来跳去，就像这几年，他在河南与广州之间来回辗转，就像他在出租屋、烧烤点与冻品市场之间千回百转，就像各种梦想之间不断游移飘动。看了《羊皮卷》就想做推销员，打了游戏想写小说，听了《曹操》想做曹操……可没有一处属于他。
他从小就喜欢说梦想，“每个人都有梦，有梦的人活着才不会孤独，才有动力。追梦的过程是艰辛的。就是追不到，也没有百火（白活）。只要（有）你的梦是你的一切。我要给自己创造舞台创造机会。永不放弃。”
小学三年级的时候，他总和好朋友佳林逃课跑到学校旁边的大树下谈梦想、打弹弓、翻筋斗。佳林记得眼前这个好伙伴有远大抱负。他真喜欢张明明。他是一个父亲早逝，跟随着母亲改嫁而来的外地孩子，饱受欺负，被打得头破血流，那会只有张明明送他去卫生所，帮他打跑那些爱欺负人的小孩。
冬天到了，河里结起了一层冰，一群小伙伴想在上面行走，张明明说，我走前面。最后，他掉下去了，他们用干树枝把他捞上来。
他也邀请其他朋友到安静的地方谈人生，谈理想，但他们只喜欢谈打架的经历。他们问他，你的理想是什么呢。他摆摆手，“说了你们也不懂。”
有个卖烧烤的女孩，陈菊总想撮合他们，你看人家那女孩多好，又漂亮又能干。一天早晨，阿强和他、小状去吃早餐。小状偷偷指着那女孩：“哥，你看，就是她。”
张明明瞪瞪他：“真多嘴。”
阿强看看她，“长得真不差。”
“真是的，不漂亮，不漂亮。”他连忙说。
“如果差不多，就跟人家说说。”
他笑笑，不说话。
现在，这一切都过去了。
逃上楼时他忘了拿钱。他的桌子上，有大大小小的盒子，里面放有一条项链、小说草稿、一部MP3、一张平平整整的印着“李师傅山东风味锅贴”的优惠券。2005年他生日时，一家人到那里去吃饭，他们吃了烤羊腿。走的时候，柜台送了一张优惠券，父亲随手给了张明明，当时父亲只想，下次再来都不知是什么时候了。
MP3是亲戚送的。张明明总是随身听着，有一次，父亲随口说，你怎么总一个人听呀。隔天，他买了两个小音箱，他播好音乐就走了。陈菊说，你看，你儿子多孝顺你。
可惜他永远都听不到她说这句话了。
凌晨零时许，他从楼上下来，慢慢走在路上，一点都不慌。
三名便衣上前将他抓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