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大热的球队纷纷回家，朋友圈晒世界杯的热度慢慢散去。就在这个节点上，一部催泪喜剧电影《我不是药神》上映，触动了整个朋友圈的神经。
徐峥的精湛演技、王传君的大胆突破、周一围的帅气圈粉，85后新生代导演文牧野的出色表现，这样的组合注定了这是一部不平凡的电影。
但是很快，我发现朋友圈的评价开始从电影本身抽离，逐渐分化成了两派：一派是医药圈外人，吐槽高药价，宣扬生命宝贵；另一派药企中人，感叹药品研发之难，集体喊冤。
到底谁才是坏人？
在这部电影中，有几个关键角色，“药神”程勇，从一开始为了赚钱开始代购印度仿制药，到后来对病患心生悲悯，无偿甚至赔钱代购。
慢粒白血病患者吕受益，因刚出生的儿子，重燃生活的勇气。为了生存，联系上程勇开始代购药品。也因为他的努力，更多的病友吃上了便宜的救命药。
曹警官，奉命调查印度仿制药一案。在案件调查中，因为病人那段“谁家没个病人”的哀求，在职责和良心之间挣扎，到最后目睹了另一个病人为保护药神而死。他放弃公职，选择了站在良心这边。
他们都是好人，甚至称得上是悲情英雄。
可为何好人们的世界会如此凄惨呢？大家很难接受这样的逻辑。要讲一个好故事，此处必须有个坏人。
电影中的那位西装革履、不近人情的药企代表便成了坏人担当。他所代表的外资药企坚持高药价，逼警方出手查封仿制药渠道，成了病人们眼中彻头彻尾的坏蛋。
“坏人” 原是救命人
如果不是身处外资药企，我大概也会被电影中的故事感染，痛骂高药价，感叹生命无价。
但朋友圈一组组的数据，一篇篇有关新药研发的文章，时刻提醒我有更重要的事实值得关注。
电影中提到的治疗慢粒白血病的格列宁的原型药叫做“格列卫”，这是一款历经整整41年，数十位科学家呕心沥血，花费巨大的成本才得以发明的药物。正是它把慢粒白血病人的5年存活率从原来的不到30%，一下子提高到将近90%。
而这些，正是电影中被丢鸡蛋的“坏人“所做的事。因为这样的发明，疾病才有药可医，病人才有药可用，印度药厂才有药可仿。
可是，药品的研发需要巨额的投入，下面这张来自罗氏公司的图给出了直观的解释。一个成功的药品，背后对应的是数10亿美金的成本。如果没有足够的利润，敢问哪家公司会愿意做这样的赔本生意？
印度仿制药是盗版，不需要付出研发成本，价格自然也就便宜。但假如药企不再研发新药，那仿制药又要从何而来？降低药价可以救治更多现在的病人，但同时也意味着未来的一些病人会无药可用。
谁之过？
仅有的坏人也不是坏人，事情似乎走进了困局。如此境遇，难道就没有谁该被责怪么？
急诊科女超人于莺在微博上的一段话写得透彻。
环境污染、人口老龄化等一系列的原因，使得癌症发病率逐年增加。越来越多的人经历着疾病带来的痛苦，越来越多的家庭被疾病引起的经济问题拖垮。所以，疾病和资源稀缺才是我们共同的那个敌人。
虽然电影把外资药企刻画成了那个坏人，但在影片的最后我们也看到，解决这个问题的有效办法是把格列卫纳入医保范围。终究，这是一场医疗资源分配的博弈。
经济学是真实而残酷的，市场的每个决策依据从来都是：如何最大化地利用有限的资源。公平性和弱势群体的利益，则要靠社会保障体系来平衡。
在过去的十几年里，国家一直在努力做医疗制度的改革，越来越多的改变正在发生着：仿制药一致性评价、两票制、加快新药上市等等，无一不是在想办法优化医疗资源配置、降低药价，以使更多的人受益。
只是，路还长
电影上映后不久，全球最大制药企业辉瑞，宣布对其15个品种药品实行降价。其中既包含已过专利保护期的原研药，也有尚在保护期内的专利药。几乎同一时间，西安杨森主动申请对旗下一款抗白血病药物进行降价，降幅超51%。
外资药企主动降价，有人说这正是这部电影的价值所在。
但我们也必须看到，这种降价对于本土药企并不一定是好事。原本，国内企业仿制到期专利药可以大幅降低药品价格，让外企面临专利悬崖，而原研企业主动大幅降价，会使本土企业面临更大的竞争压力。如果本土药企没有足够的利润支撑新药研发，那将会使得本土原研之路更加难走。
与此相关，还有另一个事件值得关注。华海药业的缬沙坦片，在6月4号通过国家药监局核准并签发的“一致性评价“后，仅仅一个月，便因为有毒杂质问题，在欧洲遭受大面积召回。可见，我们面对的问题需要被更准确地定义为：如何在保证药品质量的前提下降低药价。
从来没有完美的方案，抱怨也从不曾让我们的人生变好。我想，这部电影的意义之一还在于，逼着我们想想自己还能做点什么。
自我提升，获得更多社会资源；锻炼身体，降低患病风险；借助商业保险制度，提高家庭的抗风险能力。也许，这才是我们面对残酷生活该秉持的态度。
最后，借罗曼罗兰的一句经典做结：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在认清生活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