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作者卡伦·霍妮（1885-1952）是医学博士，德裔美国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与阿德勒、荣格、兰克、弗洛姆等齐名的西方当代新精神分析学派的主要代表。
霍妮对正统精神分析学的修正，主要表现在她以文化决定论取代了弗洛伊德的生物决定论。她认为产生神经症的个人内心冲突，虽然不排斥性压抑、遗传禀赋、童年经历等个人特征，但本质上却来源于一定社会的文化环境对个人施加的影响。人性、人的各种倾向和追求、人所受到的压抑和挫折、人的内心冲突和焦虑，乃至什么是正常人格、什么是病态人格的标准，所有这一切都因文化的不同、时代的不同而不同。这一思想在《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一书中已经形成。
本书对神经症人格种种的精彩而透辟的分析，对一般读者说来更是十分有趣和引人入胜。在我们所处的当下，再来谈卡伦·霍尼的《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这本书，变得更具有实质性的意义。作为霍尼的第一本重要的心理学专著，书中系统阐述了霍尼对文化神经症理论的基本主张，详细论证了文化因素与神经症形成之间的关系，着重分析了焦虑、敌意、冷落、逃避等一系列神经症表征以及神经症病人对爱、财富、权力等病态追求后的文化基础和根本动力，强调了神经症病人在面对现实冲突时的反应，以及为化解冲突病人所承受的痛苦和为此付出的巨大代价。
四种逃避焦虑的主要途径：合理化；否认；麻痹；回避引起焦虑的想法、感受、冲动和情境。
第一种途径是合理化，该种途径是逃避责任的最佳解释，它将焦虑变成合理的恐惧。
第二种途径是否认焦虑的存在。其实这种途径只是否认焦虑，把焦虑排斥在意识之外。这时随之而来的则是恐惧或焦虑的生理反应，如生理上的颤抖、出汗、心跳加速、窒息感、尿频、腹泻、呕吐等，以及心理上的焦躁不安、仓促或麻痹等。当我们害怕和觉察到恐惧时，我们也许会面临所有这些心理感受和生理反应，也许是其中某一些反应，我们需要借此释放被我们压抑着的焦虑。
第三种逃避焦虑的途径是麻痹。这个途径可能是有意识的，甚至依靠酗酒或嗑药。然而，还有很多关联并不明显的方式。其中之一便是出于对孤单的惧怕而投身社交活动，无论是确凿的害怕，还是隐约的不自在。另一种麻痹的方式是投身工作，其特点是工作上的强迫性倾向和节假日中的焦虑不安。无节制地需求睡眠也能达到麻痹的效果，尽管更多的睡眠已无助于恢复精力。最后，性行为成为安全阀，性行为被用来释放焦虑。人们早就意识到了强迫性手淫可能源于焦虑，但事实是所有性行为都是如此。那些主要通过性行为去缓解焦虑的人一旦不能得到性满足——哪怕只是暂时的，就会变得极度焦躁易怒。
第四种逃避焦虑的途径是最激进的：它在于回避所有可能引起焦虑的情境、思想或感受。自发逃避缘何发生，就得提到抑制作用的现象。抑制作用的发生主要是因为无力执行、感受或思考某事，其功能则在于逃避执行、感受或思考这些事时所引发的焦虑。个体既不会觉察到焦虑，也无法通过有意识的努力去克服抑制作用。
要觉察到自己的无能，就必须先察觉到我们做某事的渴望。比如，在觉察到抑制之前，我们‘必须意识到自己这方面的抱负。如果某种难以遏制的焦虑与竞争性工作有关，导致他在各种努力之后极度疲惫，那他也许会坚称，他无法胜任这份工作。这种想法保护了他，因为他若承认了抑制，就不得不回去工作，从而使自己陷入令人厌烦的焦虑当中。我们仍有能力做某些事情，但与这些事情有关的焦虑会影响我们做事。
简而言之，焦虑也许隐藏在身体不适感的背后，如心跳加速和疲乏；也许躲在大量看似合理、正当的恐惧背后；也许它就是一种隐形动力，驱使我们酗酒或沉没在各式各样的障碍当中。我们往往会发现它正是我们无法执行或享受某事的原因，而且会发现它是抑制作用背后的促进因素。
神经症越是严重，出现的抑制作用也越多，这一点不易察觉却又显而易见。评估对抗基本焦虑的保护性手段在神经症中的重要性，就必须意识到它们潜在的强度。它们并非来源于渴望实现幸福快乐的愿望，而是出于对安全感的需求。从深潜的焦虑中寻求安全感并非只有一条路可走，而是有好几条彼此背反的路。因此，神经症患者可能同时被迫掌控每个人而又渴望得到每个人的爱，被迫服从他人而又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他人，被迫脱离群众而又渴望他们的喜爱。正是这种种冲突的完全无解使其成为神经症最常见的动力中枢。
个人渴望和社会要求之间的冲突并不一定引发神经症，但它可能给生活带来实实在在的制约，即导致片面地压抑渴望，或用最笼统的话来说，会带来切切实实的痛苦。只有当这种冲突引发了焦虑，只有当减缓焦虑的努力反过来又造成了同样迫切却不相容的防御性倾向之时，才会引发神经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