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陶瓷概述（一）

文/于乐土

中国是世界历史上最悠久的文明古国之一，更是一个享誉世界的陶瓷古国，素有“世界瓷国”之称。中国在陶瓷技术与艺术上所取得的成就，堪称举世无双，震烁世界。这一伟大的文明和艺术成就，对促进和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有着十分的重大的作用和意义。人们不难想象，当古人类钻木取火开始温暖人生后，陶瓷的历史性创造，孕育了一种崭新的文明生活，其贡献不仅让人类逐步告别了茹毛饮血的原始时代，于人类文明而言，中国陶瓷技艺天才的发明创造和渐次成熟，经过漫漫的岁月，从技术到艺术乃至到学术，在铸就中华民族文化性格的同时，犹如冉冉升起的一颗璀璨的明星，君临大地，照亮了包括远古人类简单而简陋的生活，并推进了人类世界文明的历史进程。先秦文献吕不韦的《吕氏春秋》，就对我国远古的制陶事业以予了记载：“黄帝有陶正，昆吾作陶”言中华文明萌芽时期的五帝时代即有陶正官，在昆吾之地制陶。汉代史学家司马迁在其《史记·五帝本纪》中也道：“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陶河滨，河滨器皆不苦窳。”将传说中舜帝的耕种、捕鱼以及陶甄河滨，制陶器于寿丘的历史，载于史册，此即后代陶人所称颂的“河滨遗范”。东汉时期的陈留人、大史学家圈在《陈留风俗传》中也言：“舜陶甄河滨，其后为氏，望出中山、河南。”明成祖永乐二十年（1422年）四月，翰林侍讲兼修国史总编章胡俨为山东庆云《甄氏族谱》作序时亦言：“甄氏出自陈留虞舜之后。初，舜陶甄河滨，其后因以为氏，所谓以事氏者也。”先生言在殷商之前，虞舜就带领先民在官瓷的故乡，开封陈留一带开始了制陶事业，进行原始的手工制陶，并以此烧制陶甄的行业成为后来甄氏族姓的起源。今天我们可以自豪地说，陶瓷发祥地之一的中国，占据着当时人类生活的高地，从当下考古发掘的实物考证，中国制陶技艺产生的时代可追溯到纪元前8000年前的新、旧石器交替时代，距今已有1万多年历史。从那个遥远的时代起，中华民族已开始陆续创烧出大量的红陶、灰陶、黑陶、白陶、彩陶、彩绘陶等陶瓷制品了。相继出现的极具代表性的陶瓷种类有8000多年前的磁山文化的红陶、7000多年前的仰韶文化的彩陶、6000多年前的大汶口的“蛋壳黑陶”、乃至4000多年前的商代白陶、及3000多年前的西周硬陶。

从人类文明发展史上言，原始的制陶技艺非哪个民族所单独发明，是人类共生的，不存在遥远的族群相互学习传授的情况，都是不同地域的各族裔先民天才的创造。前文已言，华夏民族的制陶事业的发明，就目前所知的考古材料，最早出现在距今1万多年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其后，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制作工艺水平的提高，陶器种类越来越多。从工艺角度上看，出土的旧石器时代的陶器器型，主要是碗、钵、勺、杯、小盒、瓶、罐、盆、瓮等，大都属于与生活息息相关的炊具和食用具，造型通常采用圆形、对称、规整的结构，完全遵循实用的原则，不用多角、多边或不规整的形状。一些有足的器物也多是三足造型，容易取得三点成面的力学均衡，也符合美学原理，达到了较好的工艺效果，足以显示当时工匠的制陶智慧。

从考古发掘的实物资料上看，旧石器晚期已出现仿生陶和简单的装饰性图案，说明先民对美的追求，不过陶器上的动物形象，有的是画在器物上，有的则是塑出来粘贴在器壁上的，造型较为简单和简陋，工艺手法比较原始。在烧成工艺方面，包括一些新石器时代早期的遗存，如中原地区的磁山文化、裴李岗文化等所出土的原始陶片，烧制温度较低，大部分在5、600℃，陶质疏松，脆弱易碎，并且受火不均，这些器物大多是露天架烧，还没有演进到新石器时期龙山文化的地下挖制穴窑烧制的工艺水平，因为从架烧到穴窑烧制，窑炉的发明和热工技术的发展，是制陶工艺一个显著的进步，有着划时代的意义。

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前5世纪，包括夏商周三个王朝，是中国奴隶社会发生和发展时期。其中，夏代的陶器以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遗址和山西夏县东下冯遗址为典型代表。器物种类多为灰陶、红陶，从制陶材料上看，此时期制陶的原料还是比较原始和粗糙，大多就近取材，随取随用，很少进行精细的研磨加工，只有极少数的黑陶经过磨光加工。在成型方面，夏代陶器的成型方法开始出现轮制法和泥条盘筑法，突破了纯手工抟泥捏制的原始方法。制作的器物多为炊具、食具和觚、爵、缸等一些酒器，烧成方法多使用一次性的横穴窑和竖穴窑进行烧制，烧成的温度最高可达800℃左右。此时期陶器的装饰花纹也逐渐丰富，有绳纹、篮纹、方格纹、圆圈纹、云雷纹、花瓣纹、弦纹、叶脉纹等，并出现铆钉状小泥饼的粘贴装饰。

商周时代是中国陶器和制陶工艺乃至窑炉和热工技术发展进步取得突出成就的时代，河南郑州二里岗、河北邯郸等地的商代遗址中已发掘出规模很大的制陶作坊，这种规模性的生产烧制，说明制陶业已从农业中分化出来，成为人类一项重要且独立的手工业，并获得了多方面的发展。从考古发掘出的实物资料可以看出，商周时代的陶器，无论是泥质陶器还是夹砂陶器，也无论是白陶还是周代的印纹硬陶，所用原料都经过有目的的选择和再次加工，这种对制陶原料的重视和深加工，客观上极大地提高了制陶的工艺水平和质量。工匠们可以根据陶器的不同种类而精选和配制胎泥，提高耐火度，以达到烧制的要求。而制陶材料的选择和人工细化，无疑是一种工艺技术的进步，即使一般作坊对成型工艺重视不够，制作的器皿较为简陋和粗糙，但其制作炊具所使用的夹砂陶，掺和的细砂也相当匀实，增加了坯体耐热的强度，经高温焙烧，器物不但不变形，不倒塌，外观效果也很有坚硬的质感。从使用的制陶材料上说，此时期的器物有泥质灰陶、夹砂灰陶、泥质褐陶（包括红陶）、夹砂褐陶、磨光黑陶等品种，造型庄重古朴，讲究美观，已具有较高的艺术性。

商代晚期，随着社会文明发展的进程，特别为服务和满足贵族的生活所需，陶质酒器的制作品种和数量越来越多，器型以壶、爵、斝、尊、觚等为主，并出现许多圆底、圈足或袋状足器物，这种器物造型，不仅放置稳当，使用方便，其多式样的器皿，也改善和满足了人们不同喜好的生活需要。此外，一种为死人殉葬用的陶制明器也开始在商代出现，虽然这些明器制作的还比较粗糙，造型随意，有的仅具象征意义，但对拓展陶器的造型及使用范围，无疑开辟了新的途径，尤其是对后世殉葬明器的启迪和影响，是不言而喻的。还有一点较为突出的是，商代的陶制品中已开始烧制建筑构件，河南安阳殷墟遗址出土的陶质水管，说明商代的制陶技术已开始应用于建筑业，这当然也是陶器突破食用、炊用局限，拓展了陶器用途疆界的进步，意义非凡。自此已降，陶器作为一种先进的建筑材料，至周代得到进一步发展。从考古发掘的实物上看，周代的排水陶管已经长达1米有余，并且，从西周开始，建筑物上已开始使用经过烧制的瓦片来抵御风雨，其造型多为板瓦和筒瓦两种，其中板瓦较大，长约50厘米，表面还饰有有绳纹，并配有瓦钉或瓦环，以方便使用和安装。筒瓦较板瓦稍短，表面也饰有绳纹或云雷纹。

在陶塑艺术方面，商周时代也取得较多成就，仿生陶塑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陶器上出现了龟、鱼、猪、羊、虎、蛤蟆、壁虎以及各种形状的鸟，还有人物头像和人物坐像等，这些来自生活的事物，造型古朴，不仅有很强的写实性，有的还出现夸张、变形乃至简单的抽象图案，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

在器物装饰方面，商周时代陶器上的装饰纹样，较前代更为丰富，据出土的物品粗略统计，有绳纹、蓝纹、方格纹、圆圈纹、双钩纹、云雷纹、火焰纹、曲折纹、方圈四瓣纹、回纹、涡纹、夔龙纹、饕餮纹等，以及生活中许多植物图画，被提炼和简化，最后刻划或以实物直接印制在陶器上。

对中国陶瓷的发展而言，商周时期，陶瓷工艺技术的发展十分显著。尤其重要的是，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中国陶瓷工艺史上两次窑炉高温技术的突破，首次就出现在西周，此时制陶的窑炉已完全从地下挖造的一次性穴式窑炉，开始建造在地面上，最早在商代就出现的有建筑学意义和美感的馒头窑以及依山坡而建的形如蜈蚣状的龙窑，得到巩固和发展，这些可以多次使用的窑炉，是建筑艺术和热工技术结合的产物，有可以长时间连续投柴加火的燃烧室和抽烟进风的烟道，以及专门放置坯体的窑床（窑室），相较于原始且简陋的地下挖掘而成的穴窑，这种窑炉技术的进步，无疑是一种重大的建筑和科技的突破，不仅成为中国陶瓷窑炉发展的肇始，也极大地提高和保证了陶坯的烧制温度。西周印纹硬陶由此应运而生，烧成温度高且稳定，工艺趋向成熟。从大量考古发掘的实物检测，西周时期印纹硬陶的烧成温度，平均在1000℃以上，有的出土实物已完全烧结，最高烧成温度已达到1200℃，这种烧制工艺的进步，实现了我国陶瓷工艺史上的第一次高温技术的突破，为后来中国陶瓷烧制工艺质的飞跃，打下了坚实的发展基础。（隋唐时期改进发明的大燃烧室与小窑室等小型窑炉，热工技术更加完善，保证了北方白釉瓷烧制工艺的稳定和成功，实现了我国第二次窑炉高温技术的突破，彻底改变了原始瓷的不稳定的烧成温度，白釉瓷的平均烧成温度1200℃，最高烧成温度达到1320℃以上,登临了我国瓷器烧制历史上的最高烧成温度。这是后话。）

毫无疑问，窑炉建造技术的发展和进步，为实现器物高温的烧制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在真正意义上担保了陶瓷工艺乃至陶瓷文化艺术的发展和进步，中国瓷器在烧成温度逐步提高和制陶技术长期发展的基础上，终于破茧成蝶，发明出来。河南郑州二里岗商代中期遗址的地层考古发掘中，就首次出土了施有青釉的器物，根据科学仪器测试，其胎质坚硬，胎体中二氧化硅（SiO2）的含量和唐宋时各地名窑瓷器基本相近，达到70％以上，表面所施的一层玻璃质釉，主要成份是由瓷土加上石灰石、草木灰调和而成；其次，这种施釉的器物烧成温度超过1200℃，烧结良好，与陶器有较大的吸水性不同，其吸水性极微，虽然此时技术还不成熟，但部分器物完全具备了构成瓷器的基本要求。此后，考古工作者又在河南、河北、山西、山东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湖北、湖南、江西等商代中、晚期和周代遗址及墓葬中陆续有施釉实物出土。

不过出土的这些商周时代的瓷器，使用的原料还比较粗糙，缺乏精细的加工，制作工艺也比较简陋，所施釉层薄厚不匀，加之烧成使用的窑炉，建造工艺及热工技术还不太成熟，致使在烧制过程中，有些器物受热不均，温差较大，釉层与胎体易剥落，胎釉还达不到致密结合的程度，与后世瓷器相比，表现出一定的不成熟性和原始性，基本属于从陶到瓷过渡时期的产物，虽然工匠们已逐渐认识到在釉的配方中使用石灰石或草木灰可以降低釉的熔融温度, 能够烧成具有光亮、透明和不吸水的瓷器特征，但从烧成制度上看，这种尚不成熟的瓷器，釉质都比较薄且釉色不够稳定，有的呈青绿色，有的呈青黄、黄褐色或黄灰、青灰色，颜色杂驳，明显属于还原烧制时的技术问题造成的，即还原火运用不成熟，没有完全掌控烟囱的抽力对瓷器呈色的影响，或烟囱高度不够，抽力太小，达不到瓷器烧成制度的规范要求。

在器物造型方面，这些商周时期遗址出土的原始青瓷，主要器型有尊、罍、钵、罐、瓮、豆、簋等，多模仿当时的青铜器造型，其中食具、饮具较多，特别是浅圆盘、矮圈足的食用器豆，是商代晚期和西周时期最为流行的器物，烧制的数量最多。

总的来说，商周时期出现的与河姆渡文化较为密切的原始瓷器，在以后的岁月里，随着窑炉建造技术的成熟和发展，逐步成为中国陶瓷行业的主流，从材料工艺上说，这种原始青瓷铁的含量比印纹硬陶低，一般在3%以下，釉中氧化钙的含量较高,烧成温度也高于硬陶和黑陶，成为后世石灰釉的源头，在中国陶瓷工艺技术发展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发轫意义。不同于人类共生的制陶技艺，这种施釉青瓷的创造，可以说它是中国开创的一种陶瓷技艺，所发明的高温釉,也是世界上最早的高温釉，不仅历史源远流长，且传承有序，连绵无绝；而佐证中国原始青瓷的创造发明，在考古发掘方面，也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商朝之器，出土于黄陂杨家湾和清江吴城；西周之器，发掘于潢川李老店、屯溪及丹徒；春秋之器，出土于金山卫、闽清、光泽；战国之器，出土于吴兴、杭州。其后，在古越窑青瓷产地的上虞又相继发现了东汉后期至北宋的瓷窑遗址，且窑火持续不绝，跨度数百年。毫不夸张地说，中国制瓷历史自遥远的商周时代开始，经过漫长岁月的发展，逐渐成为一个光耀世界的美好事物。

总之，值得我们中华民族感到骄傲的是，从人类历史的早晨，旧、新石器交替时期开始，伴随着人类文明的萌芽和生长，陶瓷这一美好事物便开始创烧并逐渐成熟于华夏大地。其社会文明进步之意义，实乃重大。英国著名学者摩尔根先生在论述陶器发明的意义时曾不乏感慨地说道：“陶器的发明和使用是人类由野蛮状态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志”，从这个意义上来论，智慧而勤劳的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伴随着陶瓷的发展创造，在这个划时代的时刻，由荒蛮而文明，开拓创新，领袖风骚，几乎就是以陶瓷的发展史为代表的；中华民族在科学技术上的成果以及对艺术的追求与创造，在许多方面也都是通过陶瓷技术的逐渐成熟来体现和表达的。这不独是时代的造化，也是我们中华民族先民以及陶瓷工匠们的至高荣耀。随着陶瓷业整体的发展和进步，中华民族不世的陶瓷成就，在不同时代均留下有极富魅力的脚印，并引领人类向文明高地迁徙。（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