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2月8日，一个初春的下午，金沙遗址在成都市区西北部金沙村的机械施工中被发现。至此，古蜀国的历史自三星堆文化开始向后又有了发展和延续。

在金沙遗址的东南部的大型祭祀场所里出土的300余件文物中，大部分都来自做工精美、品类不同类别的器具，金器、铜器、玉器、石器、卜甲、骨器、漆器等物件精美绝伦。

黄金，华贵雍容，色泽优雅，从古至今受到人民的喜爱。早在相当于夏代的中国西北和北方地区就已经出现了金环、金耳饰等黄金饰件，与西北和北方地区将金作为装点身体的饰品不同的是，西南地区和中原地区当时多以黄金制成金箔片，然后再与其它器物相结合，一般是包在或者贴在那些器物的表面。

金沙遗址中已出土金器90余件，其数量与种类是中国同时期发现之最，同样也是以金箔和金片为主。器形主要有金带、人面具、太阳神鸟金箔、盒形器、喇叭形器、球拍形器、蛙形器、鱼形器、蝉形器以及大量残片。

其中金带为锤敲成形，纹饰采用錾刻工艺，局部采用刻划工艺。在金带表面有四组图案，每组图案由鱼、箭、鸟、人头组合而成，这与在三星堆出土的金仗图案完全相同，应该同样是象征威仪与王权的物品。人面具的造型精致小巧，眼部镂空，显得神秘而深邃，但面部的特征与三星堆人像极其相似。太阳神鸟金箔上镂刻有四鸟绕日图案，似一幅现代剪纸作品，生动流畅、极富韵律，充满了强烈的动感，是古蜀黄金工艺辉煌成就的代表。

青铜器，是中国青铜时代的代表。在中原夏商周三代，青铜器是国家的象征，是权力和地位的体现。金沙遗址目前已出土青铜器100余件，主要种类有立人像、小人头像、立鸟、牛首、兽面饰、虎、璧形器、方孔器、眼形器、铃、贝形饰等，造型与三星堆祭祀坑内的同类铜器非常相似，但器型较小，极有可能是大型铜器上的附件。铜立人像同样具有三维空间感，头顶太阳图案，脑后下垂长辫，双手置于胸前，作握状，指尖相扣，双拳中空，高高站立于插座上，与三星堆的大型青铜立人的姿态相似。

金沙遗址还出土了少量的铜尊、壶等器物残片，暗示着金沙遗址内应该有与三星堆一样壮观的大型青铜器的存在。随着金沙遗址的不断勘探与挖掘，古蜀青铜器的辉煌一定会有新作品展示到我们的面前。

玉，色泽温润、质地坚硬，具有美观、持久、稀少之特点 ，中国古代常以玉比君子之德。中国尚玉、爱玉之传统历经数千年而绵延不绝。古人“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在进行祭祀、朝聘、征伐、宴享、婚冠、丧葬等活动中，玉成为通天地、祀鬼神的礼仪重器，是权势与地位的体现，是追求不朽与保尸防腐的殓葬工具，是标榜美好青操的人格象征。

金沙遗址目前已经出土了1300余件玉器，其出土数量是目前同时期遗址中最多的，大多是礼器。

其中一件青玉琮上刻画有简化的神面纹，在鼻部有细如发丝的微雕纹样，极富神秘色彩，它来自于遥远的长江下游地区——距今有4000多年的良渚文化。那么这件非金沙本地的玉器作品的重要性在哪里呢？其重要性在于它的出土说明了古蜀人早在几千年前就已经跟其他地方有了交流与往来。

另一件重达3918克的黄玉琮是目前发现的商周时期最大的、制作最为工整的玉琮。墨绿色的玉璋两侧对称雕刻出一对立体卧兽，好似在互相对峙，形象生动。黄色的玉圭上用阴线和浅浮雕雕刻着狰狞的兽面纹，灿烂夺目，这都是金沙人制玉工艺的杰出代表。

石器由于它来源广泛，就地取材方便，从原始人学会制作工具之初就开始广为使用。金沙遗址出土了近70件石器，石质多为橄榄岩、蛇纹岩、板岩等，这些岩石的最近产地在成都平原西北边沿的额彭州市山区。出土的石器大多已经不具备实用性，而与宗教祭祀活动密切相关。尤其是跪坐人像和动物形石刻圆雕作品，造型优美，栩栩如生，是中国目前时代较早、制作最精的石雕艺术品。跪坐人像双手反缚，发型怪异，嘴部、眼眶、耳朵上面均涂抹鲜艳的朱砂，耳朵上还如今天的妇女一般穿孔，他们的表情苦涩，神态与青铜立人完全不同，前者应是执掌宗教权力或行政权力或行政权力的古国的大巫师，而后者却是居于社会底层、地位低下、身份卑微的人物，两者形成鲜明的对比，反映出了金沙社会森严的等级。

同样发现的还有漆器，仅有2件且残缺不全。尽管如此，漆器的出土依旧意义重大，把成都的漆器工业追溯到了3000年前。其中一件漆器上面还镶嵌有玉片，反映了当时高超的制漆工艺水平。

金沙遗址的发现对于建立和完善先秦时期平原考古学文化序列，深入探索三星堆文化的继承与发展等问题，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