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利如何合一？
——再议《论语与算盘》
今日早晨的微群读报，看到一条内容，说日本新设计的纸币上，将出现“日本经济现代化的功臣”涩泽荣一的头像。然后韩国提出了不满，理由是涩泽荣一是日本在朝鲜半岛进行经济掠夺的代表性人物，这样做伤害了韩国的感情。一国的功臣，却被另一国视为罪人，涩泽荣一身上集中的这种矛盾性，恰如其躬身践行的义利合一观念。
正好这两天又和导师讨论起涩泽荣一和他的《论语与算盘》（The Analectsand the Abacus），讨论重点还是义利合一的问题。依据我们大概前两年研读《论语与算盘》的结论（再读《论语与算盘》），这本书充其量只是一本把儒家道德观念与资本主义有机结合，论证经世济民，兴办实业，使国家强大起来合法性的启蒙读物，谈不上严密的论证和严谨的理论推导。但是，其中闪耀的思想光芒，以及此书对当时日本社会的巨大影响，却足以使他彪炳史册。书中倡导的义利合一、士魂商才等理念，对明治维新时期，转变日本国民鄙视商业的思想状态，无异于黄钟大吕，振聋发聩。尤为可贵的是，涩泽荣一身体力行，放弃了晋身显贵的仕途，毅然投身实业界，亲自践行他所大声疾呼的实业兴国、义利合一等思想。他先后创办了超过500家银行和企业，取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同时开坛讲课，传授他的“论语与算盘”经验。
导师找到日本学者总结梳理《论语与算盘》思想脉络的文章，比较好地把涩泽荣一的逻辑框架整理出来，算是做了一番理论升华，颇有意味。
作为“日本资本主义之父”，涩泽荣一首先将“义”视为经济活动最重要的部分，其次着重强调追求“公利”。在他看来，义利是不可分割的整体。相当于阴阳的一体两面。这是他的学说最根本的逻辑。
再具体来看，“义”又分阴阳，义之阴，指不做不该做之事；义之阳，指做好该做之事。义之阴对于经济活动至关重要；经济活动又对义之阳至关重要。经济活动在这里就构成了义之阴阳和谐共存，良性互动的至关重要的张力。
对于义之阴来说，有两个关键点：不能做不诚实之事；不能以私利为先。
因而，诚实与信任，对商人和整个经济都是最基础的东西。通过不诚实的商业活动，或许可以谋得一时之利，但绝不可能长久。对于整个经济系统来说，只有人们都把利他放在首位，才能使经济活动进展得更加顺利。此即孔老夫子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Authoritativepersons establish others [first] in seeking to establish themselves and promoteothers [first] in seeking to get there themselves]”
中国古谚也云：大河有水小河满，大河无水小河干。而大河之所有有水，也源于涓涓细流的汇聚之功。所以，涩泽荣一所强调的公利第一，这个公利其实是为了更好地满足公众的私利。公利的最大实现，就是满足每个个体应得的私利，而私利获取的前提是保障公利得以保全。这似乎是一个悖论，其实就是一个阴阳动态平衡的过程。阳为公利，阴为私利；阳中之阴为公众之中个体的私利，阴中之阳为个体心目中公利之所在。绝对的平衡，可能永难达到，公利与私利永远处于一个循环往复的平衡的过程。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在倡导资本主义的社会生产与组织方式之前或同时，东西方都把道德或义的探讨摆在了首要位置。大概也是为了“师出有名”，“名正言顺”。亚当·斯密在写出奠定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理论基础的《国富论》的17年前，就写了《道德情操论》。这本书以同理、同情心为基础，阐释了正义、仁慈、克己等一切道德情操产生的根源，说明道德评价的性质、原则以及各种美德的特征，从道德哲学角度，揭示人类社会赖以维系、和谐发展的基础以及人的行为应遵循的一般道德准则。而在《国富论》中，亚当·斯密显然几乎完全背离了自己初心所向的道德原则，从人性利己自私和理性的角度，论证追求个人利益和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合理性，以及人人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由看不见的市场的手来调节，以此推进公共利益的实现。从《国富论》诞生241年的资本主义发展史来看，亚当·斯密的自由经济理论，只部分解释了真实经济世界运行的规律，环境破坏、市场失灵、贫富差距、南北差距等等，超出了亚当·斯密能够解释的范畴。而这些亚当·斯密及其无数后来追随者所无法很好解释的现象，如果用经济活动的德性概念或者“大义”来解释，或许能为解决这些重大问题提供一个出路。
经济活动如果均以利己、私利为先，直觉上不妥，最终为变得人人自私自利，人情冷漠，短视狭隘，唯利是图。反过来，只把利他、公利优先，似乎也不对劲，容易流于虚伪，嘴上都是口号主义，实际都是自己的生意。最好的办法，是要将利己与利他，公利与私利有机结合起来。最佳典范，当属“以客户为中心，以奋斗者为本”，客户即是利他及公利，奋斗者即是利己及私利。通过利他然后利己，通过实现公利获得私利。
明正德八年，也即1513年，王阳明在宁波与日本高僧兼使节了庵桂悟相遇，并赠其著述。从此，日本有了“王学”，及至幕府末期，王阳明的“知行合一”理论盖过了被奉为“官学”的朱子学。王学对近代日本的影响，怎么评价都不为过。比如，日本维新三杰之一的西乡隆盛，就是武士道精神和人文道德的合一，他提出的“敬天爱人”，又是稻盛和夫最推崇的人生和管理的哲学理念。西乡隆盛的老乡，日本军事天才东乡平八郎，毕生腰挂一木牌，上书“一生伏首拜阳明”七个字。大东乡平八郎4岁的云井龙雄，据考证是“计利应计天下利，求名须求万世名”这幅对联的原创者，此人也是王阳明的铁杆粉丝。当然，还有这位提出并做到了义利合一的涩泽荣一。
值得欣慰的是，今日中国的企业界，优秀的企业及企业家，已经从我们传统的思想宝库中吸取到智慧。未来二三十年，深深扎根于本土文化智慧，又融合世界其他优秀文明产物的中国企业，将大放异彩。在人工智能、大数据、万联网等为特征的后IT时代，德性将成为社会一个至关重要的维度，德性的追求可能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在动力，每个个体的一切活动需要从全人类、国家、民族、企业、团队到家庭，这样一个圈层结构来考量，满足了这些层面的利益需求，才能够实现个体的价值与利益。在那个时候，人被机器赋予极大能力，且人际能力差异很小，经济活动的动因、形式、内容等也将可能发生深刻变化，人自身天赋秉性的积极性、创造性等，显得尤为重要，这些潜能的释放，必要德性的规范与引导。这恰恰是中华文化最有价值的地方，未来，其道大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