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891年12月21日
进行写作最难做到的是真诚。对于这个问题必须思索再三,明确什么是艺术的真诚。我现在的看法是:词永远不能先于思想。或者说:词永远应该是表达思想所必需的;词必须是非用不可的,无法取代的;句子,整个作品也应该如此。在艺术家的一生中,从事艺术应该是不可抗拒的强烈愿望,他必须觉得非写不可(我希望他首先与自己搏斗,并因此含辛茹苦)。
几个月来,由于担心作品不够真诚,我备受折磨,不敢动笔。
2、(无日期)
在我身上,想象很少先于构思,使我激动的是构思而不是想象;但是,没有想象的构思仍然什么也不能产生,那是一种无谓的冲动。作品的构思就是它的结构。今天,多少艺术家由于让他们的想象过早地驰骋。写出的作品陈腐乏味,结构拙劣。对于我,一部作品的构思常常比该作品的想象要早许多年。
作品的结构形成后,即作品一旦开始搭架子,写作就在于取消一切与作品结构无关的东西。
我很清楚,造成艺术家独特风格的东西是另外添加上去的;但是,作家写作时如果一心惦记自己的特点就会自食其果了;如果个性是真诚的,它总会充分表现出来。基督的话也适用于艺术:“希望拯救自己生命(个性)的人反而丧命。”
而这第一步的工作我是在漫步中完成的。这时,外部世界对我的影响极大,分心是极有害的。犹如写作应该不受拘束一样,构思也应该不受束缚,不受强制。构思有时姗姗来迟,必须等待它。勉强抓住构思毫无用处;不然它就会悒悒不乐,失去魅力。只有在没有其他念头干扰,头脑虚位以待时,最佳的构思才会应召而来。有时,我用一个多小时等待它。如果思路凝滞,我就会想:我在浪费时间。的确,时间已经浪费了。
3、1909年2月10日
我同王尔德一样认为,与其说最伟大的艺术家抄袭自然,不如说他们超越自然。结果相反,似乎自然在模仿这些艺术家。我还认为,真正的感情极为罕见,绝大多数人的感情不过是俗套;他们自以为确有感受,实际上不过是移花接木,而毫不考虑这些感情是否确实存在。人们自以为感受爱情、欲望、厌恶、妒忌,但事实上不过将人类通常的模式当榜样生活,而这种模式当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就灌输给我们了。感觉和思想是多少任意的结合,我们给它们取的名称赋予它们一种确有其实的外表。罗什福高说过:“有些人如果不曾听人讲过爱情,可能永远不懂爱是怎么回事。”这句精辟的格言也适用于其他许多感情,也许一切感情。必须头脑非常敏锐才能看到这一点。那种认为最没有文化的人最憨直、最真诚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相反,这些人常常毫无主见,最容易为人左右;他们出于懦弱或者懒惰,最易于接受那些俗套的感情,并且用现成的句子表达出来,而不必费神去寻找其他更为确切的句子。他们的感情钻进那些现成的句子,好歹适应这个借来的贝壳的形式。
4、1905年8月24日
我生命中没有任何连贯、持续或者稳定的东西。我时而同自己相似时而迥异;不存在我发誓不接近的奇特的创造物。我现年36岁还不知道自己是吝啬还是挥霍,是淡泊还是贪婪……更确切地说,我觉得自己突然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而正是在这种摇摆中体现着我的命运。我何必矫揉造作地模仿自己而造成我生命的人为的统一?正是在运动中我才能够得到平衡。
遗传使我身上混杂着两种不同的,生命体系,我为之痛苦的这种复杂性和矛盾从中可以得到解释。
5、1921年2月7日
如果我现在离开人世,谁也不能根据我过去写的东西猜度我还没有写出来的、最精彩的东西是什么。出于何等的轻率,出于认为自己必将长寿的何等的自信,我把最重要的东西保留在最后。或者完全相反,出于何等的胆怯,出于对题材的何等的尊重,唯恐自己力不从心的担忧!……这样,我年复一年推迟了《窄门》的写作。我怎么能够使别人相信这本书是《背德者》的姊妹篇,这两个题材是同时在我头脑中酝酿成熟的,两本书是互相协调、互相平衡的呢?
6、1927年2月8日
我不应该写任何旨在自我解释、为自己开脱、为自己辩解的东西。我常常设想我可能为《背德者》、《伪币》、《交响乐》写怎样的前言;尤其在其中一篇中,我要陈述自己对小说的客观性的理解,区别两种小说,或者两种观察和描绘生活的方式,在某些小说里(如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小说),这两种方式汇合在一起了。一种是外部方式,人们通常称之为客观方式,它首先看到的是旁人的动作、事件,然后予以说明。另一种方式专注于情感、思想,几乎不描绘任何不是作者亲自体贴过的东西。作者的丰富、复杂性及其过于繁多的可能性之间的对立,使采用这种方式创作的作品极其丰富多彩。但是,一切都来源于作者。作者是其所揭示的真理的唯一依据、唯一鉴定者。他的人物的全部地狱和天堂都在他身上。他描绘的不是他本人,但如果他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他本来可以变成他所描绘的那个样子的。正是为了能够写出哈姆雷特,莎士比亚没有让自己变成奥赛罗。
……是的,本来我可以把这些话讲出来的。但是,在我谈论陀斯妥耶夫斯基的时候,这些话不是都已经讲过或者已经充分暗示过了吗?何必再去重复?不如对读者说:请你更仔细阅读我的著作吧,反复读我的著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