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儿时
在杭州和嘉兴的中间，运河大转弯的地方，有一条支流分了出来，支流的岸边，有一所丰家染坊店，已有百年历史，再往后面走便能看到麻桑遍地，中间点缀着小桥、流水、大树、长亭。这里是石门湾。
1898年，正是丰家人丁兴旺的时候，老屋里终日人声鼎沸腾，喧哗嘈杂。丰家媳妇在之前已生养了5个女儿，此时她肚里怀的正是全家人的希望，一声啼哭，盼了多年的男孩终于降临了，取名丰润，后他自己改名为子恺。
祖母是个豪爽而又喜欢享乐的人，每年暮春都会大规模地养蚕，去田里摘桑叶，他就一起跟过去，吃桑葚，饱了，就摘下桑葚叶，卷成一个碗，装满了带回去。一直到他7岁，祖母离世，家里再未养蚕。
父亲喜欢在别人晚饭结束后，来到客厅小酌，一张八仙桌，上面放着一盏洋油灯，一把紫砂壶，一碗豆腐干，一把水烟筒，一本书，桌子角上端坐一只老猫。这是他每次想到父亲脑海中就不禁涌现的画面。父亲也是他先生，慈爱又严厉，教他读《千家诗》，第一句是“云淡风轻近午天”，上面有福大舜耕田图，他觉得画更有趣，于是便给画着色，虽然事后差点被父亲打手心，但是他还是深深地迷上了作画。他后来不仅给私塾画了孔子像，连远近的亲戚也纷纷来找他画容相（死后挂在灵前的画）。父亲在他9岁那年去世了，自此他成了老屋里的孤儿。
母亲总是坐在老屋西北角的八仙椅子上，和工人谈家事，和店伙计谈店事，和邻人应酬，还要招呼刚放学就来讨铜板的他，母亲眼里发出严肃的光辉来命令，又用嘴角慈爱的笑容来抚慰。父亲死后，母亲一人难以支撑家业，渐渐家道中落。
她身兼严父和慈母把他抚养长大，让他拥有了一个无忧无虑的童年。
1913年，他参加县城小学校会考，成绩优异，得到了县徐督学的青睐，经过徐家几番说和和一片诚意，母亲终于答应了他们的求婚，16岁的他便和18岁的徐力民订婚了。
2.求学青年
姹紫嫣红无消息，赢得是新愁。故里音书寂寂，客中岁月悠悠。
在一个炎热的夏天早晨，他吃完母亲亲手做的米糕和粽子，和同乡人一同坐船前往杭州投考。这一年，他17岁，成功考入了浙江省立师范学院。
有一晚，教授他美术和音乐的老师李叔同对他说：“你的画进步很快，是我所教学生中进步最快的。”他听了这句话，宛如暮春的柳絮遇到一阵激烈的春风，自此专门学画。
“大好湖山如此，独擅天然美。明湖碧无际，又青山绿作堆。漾晴光潋滟，带雨色幽奇。靓妆比西子，尽浓淡总相宜。”他吟唱着《西湖》，徜徉在空濛清幽的湖光山色，几乎踏遍西湖山水，甚至是人迹罕至的无名荒山，只为练习画艺。
1919年，他结束了五年的求学生涯，回到石门湾与未婚妻成婚。
一年后，他四处举债，终于搭上了前往日本求学的轮船。在东京，他对竹久梦二的画一见钟情，梦二的画不仅以造型的美感动他的眼，又以诗意的意味感动他的心，他从中读出了人生的滋味和丰富的诗趣，真是“梦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在日本，只短短求学了10个月，他不仅找到了自己今后绘画的方向，也培养了外文阅读的能力，在归国的轮船上，他开始把英译版本的屠格涅夫的《初恋》转译为中文，一直翻译到轮船靠岸。
3.六年华屋缘缘堂
缘缘堂是1926年弘一法师（即李叔同，此时已皈依佛门）让他抓了两次阄的结果，意思是永义里的宿舍。是他为自己将来的住处求取的名字，名字是早已起好，但是直到1933年才落成。
在这段时间里，母亲去世，按当地习俗，服丧期间不能理发，他自此开始蓄须，那年他33岁，已为人父。
在建造缘缘堂时，建筑工人为了多占一点地皮，东面就多了个三角形，他外出回来看到了，立即下命令：“拆！拆了重造。”他认为只有住正直的房子，才能培养出孩子们正直的天性，全镇传为奇谈。
对于亲自设计的缘缘堂，他十分心爱，借用宋词的话说：“彼齐云落星，高则高矣。井干丽谯，华则华矣。止于贮妓女，藏歌舞，非骚人之事，吾所不取。”
他留不住钱，钱一多，用他自己的话就是“钱会在口袋里哇哇叫”。总是一手来，一手去。缘缘堂落成一年，他就去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的杭州租了屋，称“行宫”，只有冬夏寒暑假才回去和妻子团聚。
他的性格，既喜欢悠闲安静，又喜欢变化花样，没多久就把房间里的家具搬来搬去，被子女戏称“三日一小搬，五日一大搬。”他看厌了钟面上的数字，就在钟面上画几根杨柳枝，然后用黑纸剪成两只燕子贴在指针上，就成了一幅“双燕逐柳图。”
在这里，他和家人度过了欢乐的六年时光，直到“卢沟桥事变”。
4.艺术的逃难
“浙江石门湾，原来是故乡。六日掼炸弹，逃到南圣浜。老幼十个人，困在稻草上。”
逃亡前，他才发现家里只有十元存款，还是六个孩子的生日红包凑足了四百元，充作了逃难的费用。此时故乡已充满了炸药气、戾气和杀气，艺术气息早就散去。
“逃难也，行路最艰难。竹子心中藏法币，棉鞋底里填存单，度日如经年。”
1938年，一到汉口，他就变得非常活跃，脱掉长袍，穿上了中山装，仍留长须。他已皈依佛教，却是以“出世的思想做入世的事业”，以笔代枪，加入抗战队伍。
也是那时，他创作了第二册《护生画集》，遭受了公开批评。他回道：“护生就是护心，惜生是手段，惜心是目的。顽童一脚踏死数百蚂蚁，我劝他不要。并非爱惜蚂蚁，只怕这一点残忍之心扩而充之，将来会变成侵略者，用飞机载了炸弹去虐杀无辜的平民。”
不管在哪里，他都搬着一本厚重的《辞海》，子女有问题，他总是十分认真的回答，回答不出，就查阅《辞海》。妻子生第七个孩子时，诊断为患了子痫症，他下课后，立马回家，一边换衣服，一边让儿子在《辞海》中查阅子痫症，终得解，儿子安全出生，取名新枚。
晚间，他照例一边喝黄酒，一边吟诵诗词，怀里抱着刚落地的儿子，把词里的“一曲新词酒一杯”篡改为“一只新枚酒一杯”。
在河池逃难时，他与家人分散，车辆船只早已被富人或者军官承包，无奈只能滞留在一家旅馆，迟迟不能离开，旅馆老板安慰他，他可以同老板一同回山里避难。老板早闻他的大名，很是喜欢他的作品，央求他为老板七十岁大寿的父亲书写一联，他欣然应允。闪金纸不吸水，便被拿到了外面的人行道上晒晒太阳，一位壮年男子经过，看了落笔，立马要见他，看到他就热情握手，连称“久仰久仰”。这人是汽车加油站站长，次日正好有一辆运汽油的车开往他家人落脚的地方，车上的空位子原是送站长家属的，站长便把车位让给了他，他隔日终于与家人相聚了。
1944年中秋，月明如昼，他写下：
七载飘零久。喜中秋巴山客里，全家聚首。
去日孩童皆长大，添得娇儿一口。都会得奉觞进酒。
今夜月明人尽望，但团骨肉几家有？
天于我，相当厚。
故园焦土蹂躏后。只相思江南风物、就时亲友。
来日盟机千万架，扫荡中原暴寇。便还我河山依旧。
漫卷诗书归去也，问群儿恋此山城否？
言未毕，齐摇手。
1945年8月10日，果然传来了我国胜利的喜讯。
5.人去楼空魂永在
1954年，他稿费收入增多，口袋里的钱又要哇哇叫，不久，举家便搬进了小洋房。墙上嵌了3个窗户，屋顶还有天窗，白天阳光充足，晚上皓月当空，群星闪烁。他不禁感慨：“日月楼中日月长”，上联苦思冥想不出，便请好友撰了上联“星河界里星河转”，横披“日月楼”。
在日月楼里，他度过了21个春秋，包括后九年遇到的史无前例的浩劫。
1960年，他再三推辞不过，便担任了中国画院第一任院长，家中生活条件也得到了改善。在建国前，他的经济来源主要是稿费，也曾靠卖画改善收入，但他的画利润不高，他曾在皆给友人谢颂羔先生的信上说：“艺术品犹米麦医药，米麦贱卖可使大众皆得疗饥，医药贱卖可使大众得疗疾，艺术品贱卖亦可使大众皆得欣赏。”
次年8月，他开始翻译日本古典巨著、世界最早的长篇小说《源氏物语》，并使用白话文参照《红楼梦》的风格。历时四个春秋，共计九十多万字。他为此写下“饮酒看书四十秋，功名富贵不须求，粗茶淡饭岁悠悠。彩笔昔曾描浊世，白头今又译“红楼”，时人将为老风流。”
1966年，他的随笔《阿迷》受到批判，开始遭受长达九年的屈辱和折磨。终于到1970年，一场重病解放了自己，自此可以在家里接受批判，不用睡在铺满稻草的棚子里，冬天枕边也不会有落雪，吃馊掉的饭菜，半夜也不会被喊起去集合受训，但是和衣而睡的习惯一直延续到了去世。那一年他写下“春去秋来岁月忙，白云苍狗总难忘。追思往事惜流光。楼下群儿开电视，楼头亲友打麻将。当时只道是寻常。”
养病期间，他仍然写诗作画，结果新诗又被造反派批判，家中儿女为了保护他的安全，便藏起了他的笔砚。到了第三天，他已按捺不住，焦躁的对孩子说：“你拿走了我的笔砚，比挖走了我的心肝还痛苦，赶快还我吧！我不写不画就是。让我临临字帖吧！”在这暗无天日的环境中，他连写写画画的权利也没有了。
1975年，他乘船来到故乡，两岸桑树嫩绿满枝，靠近石门湾时，河道两边，男女老少，约有一二百人，都是他的父老乡亲，自愿前来迎接他，那是他生前最后一次回到故乡。
忽有一天，日月楼的对联掉了一个，展开一看，竟是“日月楼中日月长”。在生命的最后几天，他在日记本上写到“东想西想困勿着”（即睡不着），儿子问他想什么，他说想诗词，想“黄莺就住似相识，预别频啼三两声”以及秦少游词。他说死后只有诗词舍不得。
病情恶化，已无法说出话来，孩子给他一枝圆珠笔，他下意识地把笔握住，在本子上画下了一些不成方圆的圆形。
1975年，他没有等到拨开乌云见青天，就与世长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