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上艇户，被香港人视为人下人，屌丝中屌丝。霍英东就出生在一个这样的家庭里。大海吞噬了霍英东亲人的性命，一家一贫如洗。霍英东不甘受命运的摆布，几度登岸寻求发展。他到机场做苦力，赚的钱不够充饥；他学开汽车，险些丧命；他进糖厂做化验生，不日便被辞退。他终于看到曙光时，再度下海，几经挫折，终于一举崛起。
纵览霍英东的一生，大概以30岁为转折点。30岁前是“祸不单行，福无双至”，30岁后是“祸不单行昨夜行，福无双至今朝至”。
香港传媒称他是一个异数”。大富豪大部出身贫寒，白手起家，为什么霍英东“应算异数”呢？
霍英东出身艇户，为香港居民中的最底层，别说有钱人瞧不起，就那些够卑微的笼屋棚户中人，也大可对其嗤之以鼻。所以在众多出身寒微的富豪中，霍英东遭受的磨难最多，最富传奇色彩。
风雨飘摇
霍英东1923年出生于香港的水上人家，祖籍广东番禺县，来香港多少代无稽可考。香港艇户的历史，比香港开埠要长得多。1841年英国占香港，6000余名土著居民，就有2000生活在水上。
霍英东的祖父霍达湖，曾拥有大型帆船，一家人住在船上，往返于省港澳之间跑运输。霍英东出生时，大帆船已没有了，一家人挤在6尺长（舱篷部分）小艇上，小艇作为住家，一家人吃住拉撒全在上面。生活来源，靠父亲租船驳运货物，一大忙到晚，除交船租，所剩无几，一家生活极其艰难。
另一类艇户，靠捕鱼为生。现在香港仍有少量艇户，不过居住的多是机械船。另有众多渔民船民住岸上，船仅是工作船。
香港人把艇户奚落为“水流柴”、“蛋家仔”，意指艇户像水面的一根柴或一只蛋壳那样，随风浪漂流颠簸。
艇户是贫穷与危险的同义词。据霍英东回忆，他们一家穷得连鞋都穿不起，无论寒冬酷暑、艇上岸上，都光着一双脚。人们都说穿鞋在船上站不稳，这只能是其中一个原因。其实艇户上了岸还是喜欢鞋的，且不论行走舒适，因为光着一双黑黑的脚板，岸上人就会嘲笑“蛋家仔弃蛋上岸”。也许是这个原因，霍英东父亲于一年春节，平生头一遭穿新鞋上岸。他上大牌档填肚子，按艇户习惯，脱去新鞋，蹲在条凳上吃河粉。吃完双脚落地就走，回到艇上，才发现没有把宝贵的鞋穿回来——可见一向没有穿鞋的习惯。
内地的水上人家是在内河。香港的水即是海。海上无风三尺浪，小如柴棍、脆如蛋壳的住家艇，怎经得起风吹浪打，船翻人亡的惨剧时有发生。
有一年台风，霍英东两个年幼的哥哥翻船落水，葬身海底，怀着霍英东姐姐的母亲，被他父亲和叔父合力救起，幸免罹难。没多久，熟悉水性的叔父，也被狂风巨浪吞噬。父亲数次从海难中逃生，但在霍英东7岁那年，父亲被病魔夺去性命。
水上险恶，香烟难继，霍英东成了霍家唯一男丁。霍母咬咬牙，弃艇登岸，带一家住进湾仔一栋摇摇欲坠的唐楼。唐楼拥挤不堪，一层竟住了50户人家，每家占的空间小如鸟笼，香港把这种屋称为笼屋。笼屋又属岸上人家的下等家庭。
霍英东一家四口，除母亲，还有9岁的姐姐、5岁的妹妹，霍英东7岁。那时的人们多患肺瘩之疾，这种病被视为不治之症。那栋唐楼，竟有半数人患有肺痨，咳嗽声此起彼伏，夜静时，声音分外怵心惨人。霍英东回忆此事甚为惊奇：我们一家竟侥幸无恙，大概吉人天相吧。
霍母是个坚强的女性，她担当起先夫留下的小生意，她硬着头皮去与泊在外海的货船交涉，把煤炭驳运活全揽下来。然后分给舢贩主驳运到岸上的煤仓，霍母从中赚取微薄的佣金。
霍母目不识丁，却颇有远见，她深感没有文化的窘迫，全力支持儿子读书。
霍英东“启蒙”时父亲还在，他读的是“帆船同业义学”，义学由富裕的船东赞助，免收学费。义学在一艘船上，随船飘泊，行踪不定。霍英东去上学，常常连“学堂”的踪影也找不到。
父亲死后，母亲仍坚持让儿子读书。她怕耽搁儿子上学，就划小艇到处寻找学校。这样捱了3年，母亲让儿子转入敦梅小学，小学采取收费制，但设有一个免费班，需经过考试才能进入，免费即是奖学金。霍英东不但考上了，还考取第一。完成初级教育，霍母让儿子进了著名的皇仁书院念书。
皇仁书院每月的学费5港元，这在穷人眼里是相当昂贵的学费，那时一个店员的月薪在5港元上下，还要养活一家人。霍母用心良苦，可见一斑。
霍英东深知学费来之不易，发愤读书，成绩总是名列前茅。他在校涉猎了不少文学作品，如《鲁滨逊飘流记》、《金银岛》等，这些海上飘流冒险的小说，对霍英东涉世后曾产生较大影响。
进入高中，每月学费10港元，这对霍家来说，更是沉重的负担。霍母做驳运煤炭经纪，还与数个艇户合伙买了一艘兴和号小火轮。她对霍英东说：“我拼死拼活，就是为你能念上书。”
霍英东除了上课，还帮母亲记帐、送票据。母亲每日给霍英东一毫钱，母亲是这样安排的，电车往返6仙，简易午餐4仙。霍英东把电车钱省下，每日从湾仔跑到荷里活道上学。省下的钱用于买书。霍英东道：“那时我读书十分专心，总是不甘落后，偶有成绩落在第3名以下，自己便觉得脸红。”
霍英东读到中三，霍母指望儿子能升读大学，耀祖光宗，告慰先夫亡灵。就在这时，太平洋战争爆发了。
命途多舛
汇丰银行（日港督府所在地）高悬着太阳旗，日军四处张贴安民告示，宣传“共存共荣”。一面查封“敌产”，一船一船运往日本及台湾。霍母和合伙人购置的小火轮被征用，霍家生活来源嘎然切断，再也没有货轮泊在外侮，驳运煤炭的生意就没霍母上街摆卖家中的衣物度日，霍英东出门寻找工作。
霍英东平生第一份工作，是到渡轮做轮机工。渡轮是烧煤的，轮机工就是铲煤工。霍英东年满18岁，却十分瘦弱，端一大铲煤炭颇感吃力，抛进锅炉也撒下均。做了两个月，力气和技术毫无长进，便给炒了鱿鱼。
霍英东的第二份工作，是交了10元日本军用票做押金才获准到太古船坞做铆钉工。船坞已被日本人接管，修理日舰或运输船。霍英东虽是苦出身，却书生气十足，有些“文不成，武不就”的味道。铆钉烧红了，炉工就凌空抛来，霍英东不是那种眼疾手灵之人，常接不住。日本师傅见状，一拳就打过来。打铆钉须两人配合，师傅用铁钳夹住铆钉，徒弟抡大锤趁热击打铆钉。霍英东力乏眼花，常常“塌靶”打到铁钳上，震得师傅虎口发麻。铆钉打了一半就冷却，僵在铆眼里。
师傅气得嗷嗷叫，扬言要把霍英东踢下船坞。工头安排霍英东做风炮铆钉工，霍英东抡起风炮枪，马达一响，就像抱着一头烈虎，双手浑身直打哆嗦，脸色发白，工头一巴掌打得他晕头转向，他愣愣地不知发生何事。工头暴跳如雷，霍英东听不懂日本语，但他明白，他砸了10元军用票买来的工作。
1942年夏，日军扩建启德机场。霍英东应征去做劳工，开山运石，装卸物资。每日工钱是7毫半，每人每天配6两糙米，扣去2毫，实得5毫半。霍英东正处发育期，又是从事重体力活，6两米哪里够充饥。霍英东道：“即使吃完晚饭，肚子也只填饱十分之一。”
霍英东饿得头昏眼花，难以应付繁重的体力活。一日搬火水罐（汽油箱），50加仑重的罐子沉如泰山，霍英东支撑不住，把一只手指压爆了，这样，他的第三份工作便终结了。
霍英东的第四份工作，仍是在启德机场。他伤好后，就去找当初安排他工作的工头，工头动了恻隐之心，安排他做修车工一一弥补他伤残的损失，霍英东心想时来运转了，学会了修车技术，走遍天下都不怕。
拜了师，便跟着学修机场运货卡车。师傅都会开车，不会开车就不懂修车。霍英东总想去摸摸方向盘，心想即便没学会修车，学会开车也是美事一桩。
一天，卡车排成一列。霍英东心痒难熬，就爬上去开动其中一辆，轰轰隆隆，如腾云蹈雾一般，真是妙不可言。突然一辆货车斜刺冲来，霍英东还没明白怎回事，一头撞了上去，把来之不易的第四份工作撞个稀巴烂。
不日，霍英东觅得第五份工作，进了太古糖厂做化验生。他之所以这么幸运，是皇仁书院的毕业文凭救了他，那时读到这么高学历的布衣凤毛麟角，霍英东算小知识分子。
真正要于细心精密的化验活，霍英东又显出于苦力出身的粗拙，毛毛糙糙，笨手笨脚，常常把玻璃器皿打碎。日本化验师是个好好先生，批评几句，也没对霍英东怎样。
霍英东地位微贱，却心比天高，见化验室这么多瓶瓶罐罐，就幻想做发明家，无独有偶，另一个学徒也好高骛远，两人商量用硫酸制造氢气。氢气这东西，看不见，摸不着，唯一的办法是看它会不会燃烧。霍英东划火柴去点，另一个学徒呆门边观察。氢气与空气中的氧气混合，轰隆一声巨响，霍英东一脸玻璃碎片，鲜血淋淋逃出来。
刹时警报大作，以为英国间牒安放了炸弹，日本消防兵、宪兵人速赶到。只有那个日本化验师明白两个中国化验生干了什么好事。他佯称是器皿老化出的事故，使这两个肇事者免受军法论处。但这两个化验生不能留了，化验师很气愤地叫霍英东两人滚蛋。
第五份工作，换来的是一脸鲜血。幸好，未留下疤痕破相。朋友都说霍英东是个背气人，跑马马死，走船船翻。霍母也这么认为，说儿子背得气来，盐罐都会生蛆。
霍母教儿子做事要脚踏实地，那些“科学东西”危险性太大。因此，霍英东第六份工作就非常现实，到粮库“打哩”（过磅）。
原想打哩很容易，过去米铺米行老板都是雇用土头上脑的乡下人打哩。日治时取消米铺，实行粮食配合，由军政府统管粮站粮仓，但打哩跟旧米行无异。
霍英东一上手，发现打哩还不那么简易。他给苦力过磅，磅好后苦力才能背出去放架子车上，或装船，或运到配粮点。米是180斤一包，要不多不少。苦力要么就不来，要来就来一串，徘起长队，霍英东忙得满头大汗，这些苦力性急粗鲁，高声操爹骂娘。霍英东一急，愈发手忙脚乱。
霍母来看儿子工作，甚不满意，待收工时跟儿子说：“我要是老板，马上会把你辞掉，换机灵的!”
这话使霍英东很难过，他发誓发奋努力，混个出息。霍母道：我信不过你，你除了会读书，做什么都不行，你以后跟着我。
第六份工作到此结束。因霍母力主刹车，霍英东总算没出什么差错，算是善始善终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