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理性因素，它不是以非理性的面目出现的。它往往被包装成一些词，出现在我们的日常话语中。我们在使用它的时候，是不质疑的。
比如说，民主、现代、科学、自由、忠诚、贞操等等。全是好词，我们拿来就用，这就是预设前提。
为什么“批判性思维”难？就是因为这些预设前提。
当然，今天我们不是要质疑这些前提。而是要讨论这些预设前提的形成机制，它们是怎么跑到我们脑子里的？
答案是——就是“催眠”。
“催眠”，是一个心理学名词，它的真实含义，不是真的把你弄睡着了。而是指，用各种心理学的技术，让你进入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里，你对他人的暗示特别容易接受。
那是什么技术呢？
心理学上的催眠技术非常复杂，但是本质上都一样，就是唤起你的各种非理性联想。这一点，在日常的政治、商业手段中，我们也经常能看到。比如，有政治心理学的研究者发现，政客的演说，都不是靠逻辑说理，来说服听众的，而往往是用一些特别的词来煽动。
比如，西方政客就会用“自由”、“民主”等词，古代中国就会用“忠义”、“仁爱”等词。通过反复地、用充满感情的语调，来说出这些词，就会产生影响力。在这样的演说或者文章中，不需要明确定义这些词的内涵，这些词的真实意义可以是空的。政客们需要做的，只是带着一种感情重复说这些词，逐渐燃起听众或者读者对这些词的热情。
实际上，这就是一种广义的催眠术。
当然，所用的词本身必须是好词。如果希特勒演说自己的政策主张，用的是“邪恶”、“屠杀”，那德国民众肯定不会跟随他。所以，他实际用的词是“奋斗”、“荣耀”等等，就连“屠杀”这样的词，也被改为“彻底的解决”。这样，就不容易引起心理抵制，也就能渐渐“催眠”德国民众，让他们跟随自己，去做他们原来并没有打算去做的事情，甚至包括屠杀。
这种催眠技术，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其实也很发达。比如，从董仲舒开始，中国的大儒们就创造了一种“类比”性的思维方式。董仲舒说，“天上三光，日月星，地上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这样的类比说法，其实很不合乎逻辑。天上有三光，太阳、月亮和星星，没错。但这和地上的君臣、父子、夫妻，有啥关系呢？但恰恰是这种没什么逻辑的语言，非常有力量。这种话说多了，大家渐渐地就接受了它的实际意涵。
说到底，人不是一种理性的动物。在这种广义的催眠过程中，用类比的方式，把两个外表类似的事物放在一起，多次重复地说，听到的人就会忽略逻辑，把这两个事物在他们心中联系到一起。
类似的例子有很多，比如“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这两者之前毫无联系，这是两个事，因为朗朗上口的押韵，就让人产生联想，相互影响，成为似乎牢不可破的因果关系，渐渐觉得理所应当了。
说到底，这是一种原始的思维方式。原始人，并不像我们现代人一样，发展出了一套逻辑严密的思考和推理方式。其实我们现代人的脑子里，意识深处，到处都是这种东西。
要催眠你的人，利用的就是这些东西！、
那些政客选举或者推举些政策，就是用这些高大上的语言，这些词语进入了大脑，潜意识就会接受和分析，不知不觉群众就会被带进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