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以记者身份出现在电影圈的保罗·格林格拉斯，他能在道格·里曼手中接过炙手可热的《谍影重重》系列电影，无疑和他那部享誉纪录片世界的《血腥星期天》有着莫大的关系。作为记者的格林格拉斯有着写实主义的敏感鼻子，能嗅到片场中真实世界的气味分子，这种天赋异禀为他在2004的《谍影重重2》中带来了举足轻重的贡献，当然，这种成功也同样延续到了系列作品的第三部。

抖动摄影：不安全感的视觉呈现

其实作为《谍影重重》系列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则是它的快速剪辑和手持摄影，尽管这种影像风格的贡献我们需要在奥利弗·伍德——这位《谍影重重》前三部的摄影师身上找寻，但是毫无疑问的是，在第一部《谍影重重》中，手持摄影所带来的抖动效果并没有完全呈现，更别说具有后两部电影中快速剪辑的视觉体验了，这种技术性的语言变革，无疑还是得在主创人员表中找寻原因——第二部的导演和剪辑师完全换了，从道格·里曼和萨尔·克莱因到保罗·格林格拉斯和克里斯托弗·劳瑟的变化，注定让《谍影重重》从一部出色的间谍电影走向了经典的视觉范式。

然而格林格拉斯的手持抖动和碎片式的视觉语言并不是一种技巧的炫耀，而是很好的将人物性格和行为的阐述放置在影像中，虽然里曼在第一部中已经让杰森·伯恩有了身手敏捷、感知能力非同一般、冷静且善于利用周围环境等人物特点，不过我们貌似只能去“感知”这种性格，而不能在银幕中“看到”这种特色，格林格拉斯的更上一层楼则是做出了将潜藏在戏剧冲突中的性格提纯到了观众的虹膜上，这种由脑子所想转换到眼睛所看，才是后者最大贡献。

不过我们貌似还没有解答这种镜头语言的特点和人物性格特色之间的等效关系，其实这种相得益彰的影像是由原著作者罗伯特·鲁德鲁姆和改编编剧托尼·吉尔罗伊定下的基调，从第一部《谍影重重》开始，主角杰森·伯恩便是一位不断寻找自己真实身份，并同时躲避中情局暗杀的特工，这种失忆所造成的不安全感，和未知身份所携带的焦虑，不可能在斯皮尔伯格近似古典叙事的镜头中呈现，也不可能在昆汀那种戏谑打趣的影像中创建，貌似只能落户在格林格拉斯用新闻即时镜头打造的逼仄空间里。晃动的追逐行动、不完整的场景构图，加上利用数个地点的平行剪辑，三部曲的《谍影重重》就像一张不能透气的天幕覆盖在每一处杰森·伯恩驻留的地域，如果说，还有什么能把这种封闭的故事构架和人物的游离描述地更加精准，貌似只能在手持抖动摄影和碎片化剪辑中找寻了，所以，并不是格林格拉斯找寻这种方式，而是《谍影重重》需要这种影像。

特工电影的变体：后现代主义的个人分离

除了“杰森·伯恩”这个影史上可以和007并列而称的特工形象之外，我们还应该注意到片中一个巨大的对立面机构——美国中情局。其实美国有三大情报机构，分别为FBI（联邦调查局）、NSA（国家安全局）和CIA（中央情报局），而其中只有CIA属于独立的情报部门，FBI隶属于司法部，NSA则隶属于国防部，CIA的独立性可见一斑了。作为美国唯一一个独立的情报部门，这个军事机关的权力和触角不仅遍布美国国内的每一处地方，即使是国外，也不例外，从三部《谍影重重》中，我们知道了CIA的能力和权限。

而不管是小说原著还是电影选用这样一个部门作为电影实际的反派，寓意颇深。CIA代表的已经不只是美国的军事力量了，而是一种无处不在的集体权力的象征，杰森·伯恩这个人物在电影一开始便是以一个失忆者的身份进行着他的“后CIA特工”的逃亡生涯，这种极端情况的对照，把个体觉醒后身份重新认知的过程打磨的更加可信。

特工电影从《007》开始便成为了一种大众娱乐认知中风流和神秘的象征，他具有常人不具备的敏捷身手，也能在每次冒险行动中化险为夷，成为一种大众所向往的精神投射，但是杰森·伯恩则一改詹姆斯·邦德的银幕固化形象，他成为了被组织遗弃的“废弃产品”，个人的价值在威权面前不值一提，这种利用商业片的形式影射的后现代式批判，无疑能让更多观众苏醒自己的个体意识。

其实这种对于中心权力地位的质疑在新世纪初的《谍影重重》中出现，并不稀奇，文化思潮的流行可能起初直指最直接的权力机关——政府，但是慢慢地，也会在其他的上层建筑中逐渐形成相应的怀疑之声，比如今年的奥斯卡最佳影片的获得者——《聚焦》——一部从深度层面上质疑神职人员道德问题的影片。而《谍影重重》更是将这种质疑和解构进行的更加彻底，杰森·伯恩从失忆前的“杀人工具”转变为失忆后的“个人救赎”，其实并不仅仅是在拆穿中心权力的虚伪和冠冕堂皇，更是回归到个人道德中的真实和平凡——一种对于自身价值的承认，而不是把个人价值寄托在国家权力上才能得到实现。

毫无疑问，这种深层次的文化变迁是《谍影重重》能够成功的重要原因，作为一部能够留名影史的动作片佳作，除了将格林格拉斯的手持抖动摄影延续下去，更是让影迷们知道，特工片并不只是香车美女、炸弹飞车，有时候非凡人物走下神坛所带来的精神刺激，往往比流连神坛所产生的乏味要让人印象深刻的多。

约稿或转载请简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