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背景

        《东京梦华录》是宋代孟元老的笔记体散记文，创作于宋钦宗靖康二年(1127年)。

        该著作追述北宋都城东京开封府城市风俗人情，所记大多是宋徽宗崇宁到宣和(1102年-1125年)年间北宋都城东京开封的情况，描绘了这一历史时期居住在东京的上至王公贵族、下及庶民百姓的日常生活情景，是研究北宋都市社会生活、经济文化的一部重要的历史文献古籍。

        《东京梦华录》所记述的，从都城的范围到皇宫建筑，从官署的处所到城内的街坊，从饮食起居到岁时节令，从歌舞曲艺到婚丧习俗，几乎无所不包，不仅可以了解当时的民风时尚，同时也能感受到宋代发达的经济和繁荣的城市生活。

何为吟叫百端

        宋朝人民把市井里具有音韵、花样百出的叫卖声称为“吟叫百端”。

        到了宋朝，一方面由于都市的繁荣和商业经济的高度发展，一方面也因为当时出现了许多门记叙都市生活和风俗习惯的笔记，于是我们才开始看到有关“叫声”的记载。

        孟元老的自序追述了当年的繁胜:"正当辇毂之下，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习鼓舞，斑白之老，不识干戈。时节相次，各有观赏:灯宵月夕，雪际花时，乞巧登高，教池游苑。举目则青楼画阁，秀户珠帘。雕车竞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路，金翠耀目，罗琦飘香。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八荒争凑，万国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寰区之异味，悉在庖厨。花光满路，何限春游，箫鼓喧空，几家夜宴?伎巧则惊人耳目，侈奢则长人精神。"

        从政治环境来说，宋太祖从后周夺取政权后，就通过“杯酒释兵权”剥夺了禁军将领兵权，对旧部劝官免职，又采取重文轻武的用官制，此举排除了大部分动乱因素，大幅消减了政权上的隐患。

        在边境问题上，因为对入侵一向采取和谈政策，宋朝的行为也一向被称“软弱”，但不可否认的是，和平处理的方式确实带来的是更少的经济和军事损失。

        此时，政策环境对商业的束缚也明显减轻。 宋朝虽仍“重农抑商”，但其所行的政策已经大大提高了商人的地位，比如神宗时期取消了对商人衣着的限制，徽宗年诏：官吏“不得与民争利”等。加之“不抑兼并”的政策、坊市制度和城郭限制的打破，都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使得大量人口转农从商。

        所以市民阶层异军突起，以商业文化为核心的歌舞、曲艺等市民文化便在此背景下呈现出通俗化倾向，就算是乡村之中，也存在着“草市”的影子。这为以叫卖方式买卖货品的底层商人们创造了良好的商业环境。

奔波辛劳

        随着宋朝对商品交易的限制越渐宽松，城市商业经济迅速发展。在朝市、夜市皆有的都城里，可以买卖物品的时间便能从天方亮直到夜半三更。于是卖花声也从“深巷明朝休起早。空等卖花人到。” 再到“笙鼓喧天兰棹稳，卖花声里夕阳斜。 ”

        不仅在于天时的早晚，勤劳的卖花人眼里同样没有季节一说，诗人赵蕃在《见卖梅花者作卖花行》中写：“来时才卖木犀花，卖到梅花未返家。” 可见市井遍布卖花声的季节时间并不局限于某种花的花期，而是有什么花开，便卖什么花。从木樨花期，到梅花花期，整年的春去冬至，都飘香在这小小的马头篮子里，想来当年宋朝的文人雅士爱听卖花，听得便是这一种时间酝酿的情怀吧。

        可怜卖花人多是劳动能力相对低的老翁老妇，暖春爽秋便罢，但尽管在多少个寒冬炎夏里，他们也是带着花篮子这样不顾早晚地四处叫卖。那时为了生计而奔波的底层人们所处的境地，比起今人的“朝九晚五”来，是更要辛苦劳累得多的。

卖花声与诗词歌赋

        花朵一向是美好寓意和优秀品质的象征，从未在贵族和文人的心头失去分量。“卖花声”受到追捧这件事，自唐朝就有迹可循，因为装饰宅院的奢华之风和簪花造型妆容的流行，鲜花的交易开始火爆起来，但书面文学中能找到的对卖花声的描述，却大多是集中在宋朝的。

        《东京梦华录》中这样描述卖花的场景：“是月季春，万花烂漫，牡丹、芍药、棣棠、木香，种种上市。卖花者以马头竹篮铺排，歌叫之声，清奇可听……最一时之佳况。”

        卖花声的最初出现，原本是底层人民为了填饱肚子的营生之法，但因其曲调悠扬动听，低回婉转，花事文辞优美，引人向往，极具音乐性和文学性，所以受到了文人雅士的一贯好评，以至于“卖花声”经过乐工的编改，成为了一种词牌名。它原为唐教坊曲名，又名《浪淘沙》、《浪淘沙令》、《过龙门》。此曲最早创自唐代刘禹锡。初为小令，形式与七言绝句相同。但五代至宋，此调发展为长短句，内容也更广泛，尤其在写闲情雅致、乡愁和国恨的题材时更常用，后又在元代成为一个曲牌名,这都是后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