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六岁开始上学，现在叫幼儿园，那个时候叫育红班，仔细算来，应该是在1969年9月到1970年9月，学年和我们说的一年是不一样的。
班上大多数学生是7岁，我是6岁，我叔伯姐雪卿7岁，跟我一班。
那个时候，兴什么红小兵，胸前戴一个塑料牌子，挺神气的。我们家成分是地主，没有这种资格，只有贫下中农和雇农子弟才可以当红小兵。
我本人对那个红小兵并不在乎，但雪卿非常在乎，回去问她妈，我们家是什么农？为什么不能当红小兵？她妈说，咱家是花红脓，当不了。
我们的老师是洛阳市的两个女知识青年，大概20岁左右，长得非常漂亮，说话也好听。其中一个老师从城里给同学们带来了一种饼，圆形的，红色的，不大，只有一块，一个学生掰一小片，又酸又甜，十分好吃。
我长大想来，那应该是山楂饼，只要想到育红班，就想到那种饼，就想到那个女老师笑盈盈给我们每个人分饼的情景，因此我们对那两个女知青特别有好感。
也不知道为什么，当下再吃山楂饼，无论吃多少，也没有那种感觉了，因为当时的人太穷了，尤其在农村，能吃到山楂饼，那是一种了不起的享受，我记得在育红班只吃过一次，就是那一次，让我记了一辈子。
后来不到半年，那两个女知青回城了，换了本村的两个姑娘当老师，她们根本管不住学生，但她们有主意，跑到厕所装假哭，被学生识破之后，还是不行，接着又调来了一个男老师，叫徐德章，他挺严肃的，同学们就不闹了。
班里大概有三、四十人，黑板上方的棚上放着一个硕大的纸飞机，是绿颜色的，村里开什么大会，要拿出去用。
那时候总是要唱革命歌曲，比如《东方红》呀，还有一首不知道歌名，其中有两句——“红米饭呢，南瓜汤呀”，记得有一首，同学们唱得特别有劲，因为里面有这么一句——“打得日寇不安宁！”每每这时候，他们总会把眼光转向我，露出一种奇怪的笑模样，我此时才知道我叫姬安宁的坏处。
此时，已经要求写字了，我记得第一课是“毛主席万岁！”第二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徐老师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地下写，有一次，父亲也过来了，他的卫生室就在附近，看了我写的字，徐老师夸我，写的不错！这是我被老师第一次夸奖。
育红班里，有两个男孩，据说是恶霸的儿子，身材很高，过了不久，他们就不见了，最后才知道他们的爸爸早被枪毙了，跟着母亲嫁到了外村。
隔了30年，有一个男人在村里卖火烧馍，经人一说，我才知道他就是当年两兄弟中的弟弟，还是过去那个样子，还是受苦人。
我回到家里，闭上双眼，把双眼压在枕头上，那个黄圈圈和黑圈圈就开始交替出现了。
我看到了一只白色的绵羊，它躺在一个黑色的房间，身边围着几只小羊，它在搓弄一根麦秸，往身体里插，小羊好奇地看着，一只小羊用嘴拱那根麦秸，试图往深处插，但被那只白色的绵羊拒绝，它换了一个地方，说，这才是好地方，小羊都乖乖地听着，仿佛听懂了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