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吴国左夫人王氏去世，孙皓哀念，数月不出，葬礼极为盛大。当时何氏因为太后的缘故，宗族骄横，孙皓的舅舅的儿子何都长相和孙皓相似，民间传言说：“皇帝已经死了，现在朝廷上站着的是何都。”会稽又有谣言说：“章安侯孙奋当为天子。”孙奋母亲仲姬的墓在豫章，豫章太守张俊为之扫墓。临海太守奚熙写信给会稽太守郭诞，非议国政，郭诞向上报告了奚熙的书信，但是没有报告当地的谣言。孙皓怒，逮捕郭诞，关进监狱。郭诞恐惧，功曹邵畴说：“有我在，明府不必担忧！”于是自己到衙门自首说：“我在本郡，位列从官之首，我当初认为，这些谣言，本非事实，又极其丑恶，不忍让主上听闻，打算隐藏，这样，也不必书之于翰墨，镇噪归静，让谣言自生自灭。所以郭诞听从了我的意见，没有向朝廷汇报。没想到因此得罪，实在是由我而起。我不敢逃脱死罪，所以自首。”言毕，自杀。孙皓于是赦免了郭诞死罪，送到建安造船厂劳动。
孙皓又派他的舅舅、三郡督何植逮捕奚熙，奚熙发兵自守，其部曲杀奚熙，将首级送到建业。又车裂张俊。奚熙、张俊都夷灭三族。并诛杀章安侯孙奋和他的五个儿子。
华杉曰：
天子的一举一动都万众瞩目，其信号也被放大一万倍，放大到你想象不到的地步，孙皓几个月没有出现，全国人民就传言说他死了。加上王氏的葬礼不正常的盛大，更印证了就是皇帝本人的葬礼。连一些地方官员，都开始相信，结果酿成大祸。
邵畴救郭诞，是用他的性命去救郭诞的性命。他如果仅仅是自首，没有这样的效果。但是，他本可以不死，却自杀以明志，这形成强烈的刺激信号，终于让孙皓饶了郭诞一命。这是巴甫洛夫的刺激反射原理，人的一切行为都是刺激反射行为，刺激信号能量越强，则行为反射越大。
9、
秋，七月六日，皇后杨氏崩殂。当初，皇帝认为太子不聪慧，恐怕不能继承国家，时常秘密与皇后商议，皇后说：“立嗣以长子，而不以贤德，怎么能动呢！”镇军大将军胡奋的女儿为贵嫔，有宠，皇后担心自己死后，胡贵嫔立为皇后，会影响太子安全，枕在皇帝膝盖上哭泣说：“我的叔父杨骏的女儿扬芷，有德并有美貌，愿陛下纳她为皇后。”皇帝流泪许诺。
10、
皇帝任命太常山涛为吏部尚书，山涛负责典选官员十余年，每有一个官职出缺，就挑选才能资历合适的人选数人作为候选名单，等皇帝对某人有明确意向，他就公开提名某人，奏请批准。皇帝所挑选的人，并不一定是开始候选名单上排在前面的，众人不知内幕，认为山涛分不清轻重，向皇帝批评山涛。皇帝则对山涛更加亲爱。山涛推荐官员时，对每个人都有简要的评语，时人称之为“山公启事”。
山涛向皇帝举荐嵇绍，建议任命他为秘书郎。皇帝下诏征召，嵇绍因为父亲嵇康被处死，隐居在家，想要推辞不就。山涛对他说：“我为你考虑了很久，天地四季，尚且有生死荣枯的消息，何况是人呢！”嵇绍于是应命。皇帝任用他为秘书丞。
当初，东关之败，司马昭问僚属说：“近日之事，谁的责任？”安东司马王仪，是王脩之子，脱口而出：“责任在元帅！”（司马昭当时任安定将军，监诸军。）司马昭怒道：“你要委罪于我吗！”将王仪推出斩首。王仪之子王裒（pou）哀痛父亲死于非命，隐居教书，三次朝廷征召，七次公府及郡府延聘，都推辞不就。王裒从来不西向而坐（王裒住在城阳，首都洛阳在西方），在父亲墓旁搭一个草庐居住，日夜攀着柏树悲号，泪水洒在树上，树都为之枯死。读《诗经》，读到：“哀哀父母，生我劳苦。”总是再三哭泣，门生们为了他撤销有这句诗的《蓼莪》篇不学了。家中贫穷，计算着有几口人，就种多少田，养多少蚕。有人赠送财物，一概不收；有人要提供帮助，一概拒绝。学生们要帮他收割麦子，王裒就将学生收割的麦子抛弃。如此终身不仕而死。
司马光曰：
当初舜诛杀鲧，而禹仍然事奉舜，因为不敢废弃国家大事。嵇康、王仪都是冤死，两个儿子不做晋朝的官是可以的。嵇绍假如没有后来在荡阴的忠烈行为，恐怕不免被君子讥议吧。
柏杨曰：
禹侍奉杀父仇人，司马光赞扬他“不敢废弃国家大事！”嵇绍侍奉杀父仇人，却要对他讥笑，这是哪一门的逻辑？王裒对老爹之死的悲痛，我们万分同情。可是，他的种种孝行，却给人一种沉重的压力。他的所有时间都用于对老爹的思念，行为几近怪诞，依人生经验推测，绝不可能。尤其是泪滴在树上，树都枯死，更简直像一篇西洋童话。主要问题在于，人为什么要把自己的一生，把全家大小，甚至把所有门徒，都弄得那么悲苦？孝行是一种美德，而一种美德必须要用悲苦去表现，应是文化的病态。中国历史上充满了这种病态人物、病态记载、病态赞扬。影响可是负面的，他使读者深深感到，具备这种美德，是多么困难。
华杉曰：
禹的父亲鲧，是治水失败，承担责任，被处死。大禹治水，后来获得成功。嵇康、王仪，则完全是冤死。两人情况又不同，嵇康是拒不合作，触怒司马昭，又被钟会陷害而死。王仪却只是因为一句话惹司马昭不高兴，眨眼间就丢了性命。
所以，三个儿子的不同反应，也有其逻辑。
司马光所说嵇绍在荡阴的忠烈行为，是指后来在八王之乱中，嵇绍拼死保护晋惠帝而被叛军杀害。
父亲被处死，做儿子的与国家政权合作还是不合作，完全可以是个人的选择，司马光的道德标准，没有什么道理。这涉及个人和政治的伦理问题，涉及政治义务问题。苏格拉底在接受雅典法庭死刑判决，并拒绝朋友的越狱建议和帮助时，就谈到这一政治伦理和政治义务：
一是感恩国家，因为我生于斯，养于斯，得了国家的好处。二是享受了国家的好处，也得接受国家的坏处和恶行，这才公平合理。三是你已经成年，国家所有好和坏你都明白，比如一句话没说对就可能掉脑袋，但是你仍然选择留下来，包括留在朝廷做官，和留在这个国家没有离开，你就已经接受了一切条件，相当于签订了契约。
这就是政治义务。
所以，王仪被杀，也是他的政治义务。这种事几千年来就有，是游戏规则的一部分，他做官，就已经接受了这规则。不接受的人都隐居了。在孔子的时代，天下还未一统，可以不隐居，可以移民去其他国家，甚至“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到海外去！
王仪想要做官的好处，就应该接受这风险，并且，他事先知晓这风险，并且已经事实上“签定了生死文书”。所以，王裒的反应就属于过度了。
司马光说君子要讥议嵇绍，没有任何道理。至于王裒的病态，是他走不出父亲的死亡，用自虐来抗议。眼泪枯死了树木，则是乡人的演绎，看热闹的不嫌事儿大，故意放大抗议信号，起哄罢了。司马光采信这一说法，并且记载在史书里，也属于一种“起哄”。
至于对病态人物，病态记载的病态赞扬，倒不是中国文化所特有，全世界都一样。罗马帝国的苦行修士，想尽各种办法折磨自己，能创意出最残酷自虐并且还忍受下来的，就能得到最多信众的崇拜，甚至皇后和公主都崇拜他。这也是世间百态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