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5月3日，笼罩重庆的大雾刚刚消散，日本空军便开始了首次空袭。这一天共有五千余人伤亡。此后日军对重庆空袭不断，间隔最短的仅一个半小时。1941年10月底，惊魂未定的重庆市民们发现，美国的P—40战斗机在空中出现了，机头上漆着“飞虎队”的标志———露着牙齿的鲨鱼头。从这天起，重庆终于有了防空力量。
美国“飞虎队”的到来，与陈纳德有关。1937年国民党为把中国空军整顿好，请前美国航空队飞行员罗伊·霍尔布鲁克顾问推荐人选，他推举了47岁的陈纳德。中国航空委员会便发出邀请，陈纳德异常兴奋，马上退出了美国空军，于1937年5月抵达中国。
陈纳德出生于得克萨斯的康麦斯，他从路易斯安那州师范学院毕业后，当过一段时间乡下小学教师。1917年4月美国对德宣战，已经有了两个孩子的他应征入伍，在士官学校学会了开“摩尼”式飞机，开始了他的飞行生涯。“陈纳德是一个与众不同的离群者和冒险家，受教育程度不高，但脾气大得吓人。”一位西方传记作家写道。1937年春，他重新加入了美国空军，他格外强调战斗机的作用，声色俱厉地抨击不护航轰炸战术，他对紧缩密集编队和特技飞行的新颖见解，在美国军方掀起了一阵风波。但他终因锋芒毕露而长期不得志，在来中国之前，他不但默默无闻，军方对他还很轻视。作为一名教官他已经不再“有用”，他被派去领导一个飞行小队。在以后的三年里，他同他的僚机驾驶员得到了“飞行秋千上三个玩命家伙”的名声。1937年，由于低血压和吸烟造成的慢性支气管炎，以及过多震耳欲聋的俯冲给他的听力造成了严重障碍，他的身体垮下来了。他被内定为退伍人员。就在此时，他有了到中国的机会。
陈纳德经过调查，发现在30年代发展起来的中国空军缺少飞机和飞行员，飞行标准也低得可怜。空军自称有500架飞机，但能够起飞的还不到100架，部队腐败成风。调查结束后，航空委员会首脑毛邦初将军陪同陈纳德去南京向蒋介石汇报。
这年八月中旬，日本军队开始进攻上海。陈纳德立即向蒋介石发报：“愿以任何适当的方式为中国效劳。”蒋让他到南昌指导训练战斗机群。
可是陈纳德很快意识到中国飞行员太缺乏经验，所有的轰炸路线都要算错，他们常常把炸弹扔到自己军队和平民头上。陈纳德记下了某中队的飞机从上海战区返航的情形：“当飞机盘旋着准备下降时，第一架飞机进场过高，一下冲过跑道尽头落在田野里。第二架飞机一头栽下来，霎时变成一团烈火，眼看第三架好不容易平安着陆了，但第四架飞机却撞上了前去灭火的消防车。11架飞机在着陆时就毁了5架，4名飞行员死于非命。”然而，当日军的攻势迅速扩大到天津和上海等沿海地区时，在陈纳德指挥下，缺乏准备的中国飞行员还是勇敢地参加了空战。日本人傻眼了，他们得出结论：有美国人在暗中协助指挥中国空军！
日本领事馆立刻照会美国政府，要求在华的美国空军人员立即离开中国。美国国务院要求照办，可陈纳德拒绝执行。领事馆威胁要逮捕他，是蒋介石的私人顾问端纳让美国侨民会出面保护了陈纳德。很快，在武汉保卫战中，中国空军的飞机打得只剩下11架，航空委员会不得不命令中国空军暂停活动，由苏联人接过武汉空防。陈纳德目睹了苏联人的战斗，说“这是他平生看过的最精彩的空战”。然而对于陈纳德来说，因为中国已经没有了空军，他也走到了尽头。他准备打道回府了。
正在这时，他获悉了一个令人鼓舞的消息：罗斯福总统促使国会通过了“租借法案”，有可能向中国提供飞机，并派出志愿空军飞行员。陈纳德决定不走了。
飞虎队在中国参加一次次空战，立下了赫赫战功。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美国正式参战，在华美国志愿大队的任务也跟着改变了，飞行员们的军人身份、正常的薪饷和军装，都一一恢复。陈纳德被任命为陆军航空兵少将，他那一伙飞行员奉命掩护中国步兵，此外还进行低空侦察，并常常掩护笨重的英国皇家空军“布伦海姆”式轰炸机。此时美国飞行员们对于他们的使命与当时中国的现实，对这二者之间的巨大差距，渐渐产生了怀疑。
那个曾经让委员长夫妇啃了一嘴泥的博因顿少校公开宣布：他对国民党上层领导的傲慢和明显的欺诈行为感到震惊。他到处宣扬，他不想作为一个腐败暴君的走狗死在一架P—40战斗机里。随后，有人写了一份请愿书在队员中传阅，征求辞职的签名。作为军人这意味着叛变，但很快有28人在那张哗变书上签了名。于是，到1942年7月4日，这支最著名的战斗部队便不复存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