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为师为将为相一完人”，这是曾国藩弟子为其写的挽联。但是张宏杰先生在《曾国藩的正面和侧面》这本书中，塑造的绝不是一个“完人”曾国藩，而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凡人，作者希望从细节中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曾国藩，从正面、左侧面、右侧面三个维度用细节构筑一个最立体的曾国藩。
在“正面”这个部分，详细描述了曾国藩是如何从“愤青”到“老奸巨猾”，少年时的曾国藩一身傲气，铮铮铁骨，会与人争吵甚至打架，初至官场之时也时绝不肯和贪污腐败、克扣军饷之人同流合污，然而几经挫折之后，他也在人生的大起大落之中顿悟，习得了在官场之中的生存的大智慧。再次回到官场之后的曾国藩，开始左右逢源，到了晚年，甚至可以说是老奸巨猾。处理李秀成一案，向皇帝抄录李秀成的自述时，却多次作伪，以减轻曾国荃的责任，夸大曾国荃的功劳。但是当面对家国大事时，他仍愿意挺身而出，为了国家利益，为了民族大业，干当“替罪羊”，纵使在官场中淌过，位至两江总督，见过了多少贪腐和黑暗，他“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理想却是不曾动摇的。
曾国藩和左宗棠一生的恩怨纠葛被很多历史学家所关注，在曾左关系的处理上，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一代大家身上的气度和风骨。左宗棠有将士之才，为人高调，恃才傲物，但曾国藩不曾妒才嫉才，反而是对其非常尊重，虽有龃龉，但是不管是训练湘军还是后来平定太平天国运动，曾国藩都虚心听取左宗棠的意见，甚至一手提拔他，位至闵浙总督。然而，左宗棠并不感恩知遇之恩，反而“恩将仇报”，在得知幼天王下落之时，置曾国藩于不顾，直接禀告皇上，两人彻底决裂。左常常与人说起自己和曾国藩的事，句句直言自己无错，常常为自己辩解，直到曾国藩去世，也不曾停止这种辩解。反观曾国藩，却是从不曾谈起左“忘恩负义”之举，甚至劝诫自己的家人与左交好。风骨与气度，可见一斑。年少时的傲气和稚气退却，他终于成为了“万众之禄，不以为泰，不得行其志而退，终身淡泊”的人。
到底是什么让曾国藩脱胎换骨呢？从湖南一个偏僻的小乡村走出，他背负着父亲与祖父的期望；改名“涤生”，立志荡涤过去，重获新生；求学岳麓书院，他日夜苦读，誓成“布衣之相”；赴京赶考，年少得志，他用才学为自己正名——“十年七迁，连跃十级”，入京，对于曾国藩，是仕途的起点，也是自我完善的起点。他以“完人”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每天坚持写日记，记录自己的一言一行；坚持反省自己，甚至多看了哪个漂亮的姑娘一眼，他都觉得自己罪孽深重，一定要痛切自责。曾国藩是一个相当自律的人，戒烟、读书、减少社交、写日记，哪一样不需要毅力和恒心？但诚如曾国藩所言“极耐得苦，方得为一代之伟人。”即使是步入老年，眼睛不再清亮之际，他仍然没有停止过学习的步伐。他用几十年如一日的坚持，在书籍中不断的学习、反思，长成了一个越来越宽厚的人。不仅自己严格要求自己，他对于自己的后辈也有诸多的期望和劝诫。《曾国藩的正面和侧面》中有很多曾国藩家书，字字玑珠，包含着一代大家为人处世、为政治国的大智慧。 曾国藩有言：“一家之中，勤则兴，懒则败；一国之中，廉则兴，贪则败。”即使过去了这么多年，仍旧振聋发聩，为我们敲响警钟。
在左侧面部分，作者为我们详细叙述了曾国藩一生的收入和支出，从中我们也得知了晚清时期的官场的情况和官员的收入情况。曾国藩考中进士可谓是“鲤鱼跃龙门”，但是在京生活的清苦并不能为改善曾家的生活。书中提到，在有关曾国藩的数据文件中，没有发现任何一笔营求私利的记载，困窘的生活也曾让他利欲熏心，但是他凭借着强大的反思和意志，在黑暗的官场中，“出淤泥而不染”，禁得住诱惑。纵使后来深处腐败的晚清军营，他也不曾靠职务谋一己之私利，恪守“不靠当官发财”。但有趣的是，他的弟弟，曾国荃，却是凭借自己的职务，贪婪的掠夺财富，攻下天京之后，任由湘军掠夺南京城内的金银珠宝，自己也大赚一笔。曾国藩一方面自己坚守底线，另一方面纵容自己的弟弟贪掠金银，虽有管制，也无济于事。但曾国藩真的是两袖清风吗？事实并非如此，一些官场潜规则，他也不得不去遵循，比如致送炭敬，报销花费“部费”，他都不能避免。而盐运私送的“缉私经费”，上海海关、淮北海关等海关送的“公费”，构成了曾国藩的“小金库”，但是这笔钱，也用于了官场应酬、购买赈米，从不会寄给家人。总的来说，曾国藩也算是“一身清俭，一如寒素”。
在曾国藩的右侧面中，作者描写了曾国藩迷信和天命的右侧面。从信风水到信天命，其实都是曾国藩受制于他所处的时代，不像我们从小接受唯物主义的教育，相信科学，当出现很多当时的知识没有办法解释的现象，古人只能寄托于鬼神。而天命，也是曾国藩对于一己之力无力回天的无奈之情，天命说下的曾国藩没有步入极端，而是越来越淡定，越来越从容。他深知自己的力量过于薄弱，无法撼动大清的王朝，他坦然的做好自己力所能及的事，不再如年少之时，以为一己之力，就能拯救这个日渐颓靡的王朝。
“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陆游诗句可谓是对曾国藩一生最好的诠释。本是一代鸿儒，誓要在文坛做出一番事业，心怀“有所谓躬行实践者，始知范、韩可学而至也，马迁、韩愈亦可学而至也，程、朱亦可学而至也。”的雄心壮志，却不幸生在那个硝烟四起的时代，中国封建制度的没落和时代的动荡逼迫他投笔从容，在湖南办团练，带领将士平定太平天国运动。尔后受到西方思想的影响，开展了洋务运动。一生坎坷起伏，有光辉荣耀，也有厄运困顿，一生荣辱，浓缩于一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