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镇，是我的第三故乡。
此唐山非彼唐山，这个唐山不是唐山大地震那个唐山，而是我家市中心十里路以外的一个小镇。
我一岁时去到那里，五岁离开，说长不长，说短不短的五年，有着太多太多的故事。那街角的水楼子和老鞋匠，那长毛子和小煞子，那傍晚集市上的炸麻花和锅饼摊，那家家户户里油烟柴米各自的茶，那玉米堆上留下的脚印和浑身滚满的玉米须，那日落以后的牌声和清晨的扫街声，如在耳畔，声声不绝。
也许，从我去到那个地方去的时候开始，就注定了命里与这里有不能割舍的牵扯与联系。
一岁的时候，我妈抱着我到这里，那天，本是我妈出于礼仪来探望她大姐。她大姐比她年长二十岁，只比我奶奶小一岁。
我大姨从我妈怀里把我接过来，看到九个月大就被迫断奶的我面黄肌瘦，而我妈，累成了一个形容枯槁的女人，三十岁的年纪却有着比四十岁女人还要老的模样。现实终于还是把我妈击垮了。她叹口气，看着我妈，说，你把孩子放我这里吧，我帮着你养。
什么是缘分，我觉得我和我大姨就是缘分。
我妈三个姐妹里，我大姨胸怀最宽广，二姨脾气最温和，三姨活得最像个女人，而我妈最要强。
比起我妈，我也许更佩服我大姨。她人缘好，好到什么程度呢。她家里常常是源源不断有来来往往的客人，街坊邻居大姑娘小媳妇儿都愿意找她聊天拉呱。她做一件儿衣服，不久大家都按她的样式也做了一件。她常常一边纳鞋垫，一边给我讲很多做人的道理，我在她身边形影不离的这五年，她无形之中给了我很多习惯，具体是什么我也说不清，但有一点我是记得的，比如爱吃鸡蛋。
我开始会说话的时候，哥哥姐姐们喊她娘，我也跟着喊娘，她说喊她大姨，我还是喊她娘， 于是她就应着，后来我再也没有改口。有一次在大街上我在后面喊她，我说“娘，你等等我”。旁边的人看见了，问她说，呀，你还有这么小一个闺女，她笑笑说，对啊，我还有这么小一个闺女呢。
镇上的人有时候见了我说，你妈妈喊你回家吃饭，我说那不是我妈妈，是我娘，我妈是我妈，我娘是我娘。
她们笑，笑我一本正经。
娘要供两个哥哥一个姐姐上学，家里种着好几亩地，很多时候，我早上一起床就被带到坡里，她把我放到三轮车后斗里， 她去浇水，我坐在车斗里看她干活。她给我带顶她的草帽子，怕我晒着，帽子料子很不舒服，又加上尺寸不合适，总是扎得我脸痒。
随着日头渐高，我坐在车斗里就一动也不敢动了，因为铁车皮被太阳烧的很热，我一乱动就被烫得赶紧缩回原来的位置。这时候我自然开始没了耐心，便扯着脖子喊着“娘，好了没，还不回家呀”，终于把娘喊烦了，娘累得满脸汗，点着我说 “你这个小闺女没法治”，给我重新把帽子戴好，然后带着我回家。回到家，我又被放到纸箱里，看着娘生火做饭，看着她拉风箱，看的入迷。后来趁她不注意我偷偷拉过一次，结果呛了一鼻子灰，赶紧跑开了。
娘和妈商量，把我送到托儿所吧，家里实在没办法全天顾上一个小孩子。妈虽然觉得太早，却也是没有办法。我没哭没闹，乐呵呵地去了幼儿园，于我而言只是换了个地方玩耍，在幼儿园我和亲瑜一起上课，那也是唯一一段日子我可以和她“平起平坐”。她比我大一岁，这时候亲瑜已经是适龄儿童，她是正经去上学，而我是正经去跟着玩。
从我娘家到托儿所只有100步，甚至不用穿街过道，出家门右转过三户人家就到了。托儿所是村里一个命途多舛的女人办的，她长得好看又上过学，年轻自然少不了踏破门槛儿去提亲的，但是却被家里人强硬安排了婚事，新婚当夜老公和原来的相好的跑了，再也没回来。她的命运从这一刻起便如同陨星降落，再也没了回旋的余地。后来她偷着从原来的地方跑了出来，来到了这里，因为没有任何身份，所以嫁给了一个死了老婆的男人。托儿所是在她家里办的，客厅就是我们的教室，天井就是我们的游乐园。她丈夫我从来没见过，听说是在外地打工。她两个女儿，一个是亲生的，一个是现在丈夫前一个老婆留下的。亲生的要漂亮些，名字也好听。有着玲珑剔透的皮肤，头发是有些鹅黄的颜色，柔软地伏在她细嫩的前额上。和我们这些同龄人在一起，她总是显得孤傲清冷。那是我两岁半的小孩子眼里所认可的那种清冷——她总是用鼻孔看人，给人不易接近的感觉。后来我发现，她们家的那个老太太，是她的奶奶，也是和她一样用鼻孔看人，因此我不喜欢她们俩。有时候我觉得她们家阴霉潮湿的那些气味儿就是从老太太身上发散出来的，阴森恐怖。
我因为嗜睡，竟给自己争取到了半天不用上幼儿园的特权，我只用上午去托儿所，中午回家吃完饭便开始睡觉一直睡到傍晚。只要我安静很乖不哭不闹，那上不上幼儿园对大人们来说其实都是无所谓的。这样下来我还省了半天的托费。我妈常说我小时候很乖，我觉得她一点儿也不过奖，在我看来，我简直是个菩萨。
中午睡过一个长长的午觉以后，我走到大门外，发现老妇女们又结成了革命友谊团伙，聚在树下乘凉。杨帆看见我后，可能是等我睡醒等的太久了，兴奋地一下子想要抱起我来，结果听见咔嚓一声，我哇得哭了出来，我娘跑过来问我咋了，我指着胳膊，上气不接下气，疼得眼泪直打转儿，我娘一下子就明白了，“这是又掉胳膊了”，于是我又被带到村头那个被我忘了姓名的爷爷家“接胳膊”，娘笑着和爷爷说，“她老爷子，这孩子三天两头就得来麻烦你，真是不好意思。”那老爷爷当时已经很老了，他生命里最后那几年，接胳膊接腿儿的活几乎全让我揽了来，后来随着年龄增长我胳膊终于不再掉了，也就很少有人去找他接胳膊接腿了。
咔嚓一声，胳膊又接上了，我又活了过来，便回去抓起在树底下用树枝画画的杨帆，我说杨帆咱俩去你家看猪吧，他就领我去他家猪圈看猪，我俩趴在猪圈栏杆上，盯着猪屁股，能看很久很久，这时候他爷爷就跑过来赶我们，说你俩不嫌臭啊，到别处玩儿去。
我们俩又去天井里玩他们家那些“高大上”的农具，什么斗啊，簸箕啊，小推车啊，这些东西我在我娘家都见不到，可能是姨夫藏的好。但是在杨帆他们家就能玩儿个遍。胡同里的孩子们都去幼儿园了，就剩我和杨帆，相依为命，从日落玩到睡觉。这时候我娘把我喊回家，三两下把我衣服褪下来，扔进中午天然晒成的一大盆热水里，我像个被烫没毛的小鸡一样被烫的哇哇乱叫，好一会儿才能平静下来。洗到最后我又不愿意出来了，就想那么一直泡着，但又被强行提溜出来，扔到了床上，我被迫盯着墙上的耶稣像，觉得他很恐怖，睡不着，娘说他是好人，不恐怖，不用害怕，但我还是害怕，只好使劲儿捂住眼睛睡去。
关于唐山镇，故事多的一晚讲不完。日落了，灯油费尽，只好等天明再讲。
杨帆有个习惯，就是笑的时候总是上牙包住下嘴唇，这个习惯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没忘。后来，我只能靠着那些照片来记起他的时候，我发现照片里他全部都是笑着的。其中有一张照片是五月过麦时节照的，中午太阳很烈，映得我和亲瑜都睁不开眼，我们俩全都皱着眉头，像持劫罪犯一样把胳膊搭在他肩上，他站在我们俩中间，还是腼腆地笑。我觉得很神奇，仿佛太阳没有照到他一样，一张照片里，只有他最好看。
长大以后大家都相继搬走，我回唐山镇，他们家的屋子早已经被慎飙奶奶给买走了，我无处寻他。隔三五年从娘口中听到关于他的消息，开始是患病休学，后来病情好转去工厂前面卖冷饮转眼也是好几年前的事情了。现在怎么样，我很久没听娘说起他，而我，也没有什么合适的理由跑去看他，见了面不知道要说什么。我一个人，以儿时朋友身份，终究显得有些尴尬。
只希望他的病能好。
去年我去青岛找亲瑜，在公交车上她对我说，这么多年，最长最远的朋友，只剩了我和她。我忽然有点欣慰，也有点感伤。
我盯着车窗，
外面，
是青岛海滩里融进去的灯光琉璃的夜色，
人们都在往家里赶，
前面坐着的老先生不住地回头看我，
大概因为我说的，
是我的家乡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