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歌行
[唐]高适
开元二十六年，客有从御史大夫张公出塞而还者；作《燕歌行》以示适，感征戍之事，因而和焉。
汉家烟尘在东北，汉将辞家破残贼。
男儿本自重横行，天子非常赐颜色。
摐金伐鼓下榆关，旌旆逶迤碣石间。
校尉羽书飞瀚海，单于猎火照狼山。
山川萧条极边土，胡骑凭陵杂风雨。
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
大漠穷秋塞草腓，孤城落日斗兵稀。
身当恩遇恒轻敌，力尽关山未解围。
铁衣远戍辛勤久，玉箸应啼别离后。
少妇城南欲断肠，征人蓟北空回首。
边庭飘飖那可度，绝域苍茫更何有。
杀气三时作阵云，寒声一夜传刁斗。
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
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
高适，字达夫，他前半生落魄潦倒，甚至一度过着“求丐自给”的生活，后来历任剑南、西川节度使和州刺史等职，最后官至散骑常侍，世称高常侍，也是唐朝诗人做到节度使中的第一人。他在边塞生活多年，对边塞生活有较深的观察和体会，因此他的边塞诗情调激昂，气势奔放，笔力雄健，洋溢着盛唐所特有的奋发进取、蓬勃向上的时代精神，时与岑参齐名，并称“高岑”。
《燕歌行》是乐府《相和歌辞·平调曲》旧题，此调最初是写妇女思念从役于燕边前线的丈夫的，本诗用乐府旧题写时事，扩大了表现范围。这是乐府诗的发展，再发展下去，就是杜甫《丽人行》《兵车行》以及白居易的“三吏”“三别”等即事命篇的新乐府。
从诗序上来看，诗人对开元24年以后的幽州连续两次战败感慨很深，也就是“感征戍之事”的本事，高适缘事而发，但不限于批判一人一事，他概括了军中一些典型现象。《燕歌行》中的所感慨的“男儿本自重横行，天子非常赐颜色”“身当恩遇恒轻敌，力尽关山未解围”“战士军前百战死，美人帐下犹歌舞”，与安史之乱时，高适谒阙献策，痛陈潼关败亡的原因，简直如出一辙。他说：“监军……与将士约为香火，使倡妇弹箜篌、琵琶，以相娱乐，樗蒲饮酒，不恤军务”，“南阳之军，鲁炅、何履光、赵国珍各皆持节，监军等数人更相用事，宁有是战，而能必胜哉？”诗与史合而观之，两相映照，高适寄寓在《燕歌行》中的意蕴，不是谴责某个将领，而是形象地展示出重赏之下，藩镇将领们却拥兵自重、无心安边，而让“降胡”聚居在边塞，也让边关危机重重的现实危机。在《燕歌行》里，高适把自己多年来对于征戍之事的主张熔入激越紧凑的战斗过程，把深刻的思想情感和艺术创造熔为一炉，既有鲜明的典型性，又有现实的针对性。
开篇两句同时用两个“汉”字作为领字，造成一种强调和连贯的语势，写出战士挺身而出的士气，也烘托了战争那种紧急的气氛。“男儿本自重横行，天子非常赐颜色”。“重横行”，强调唐朝男儿的尚武精神和蔑视敌人的英雄豪气。“本自”写出了唐朝将士爱国的自觉性。“赐颜色”，受到皇帝特别的恩宠，“天子非常”既写战士的荣耀，同时也写战士被天子的知遇之情所感动，为下文的“死节从来岂顾勋”埋下了伏笔。“摐金伐鼓下榆关，旌旆逶迤碣石间”描写征途，“下”是过的意思，“碣石”泛指东北沿海一带。“旌旆逶迤”，极言军容盛大严整。“校尉羽书飞瀚海，单于猎火照狼山”，虽是叙述，“羽书”“猎火”两个意象已使人联想到军情的紧急，紧张的氛围跃然纸上。
“山川萧条极边土，胡骑凭陵杂风雨”由叙述转化为描写，画面上呈现出疾风骤雨般的敌军骑兵在广袤荒芜的边疆上纵横驰骋，来势汹汹，让人心惊胆战，感觉毫无招架之力。战斗的过程戛然而止，直接转换到了战败的惨状，“大漠穷秋塞草腓，孤城落日斗兵稀”，深秋的边塞一片肃杀的景象，无际的大漠衬托出孤城的渺小和绝望，战斗失利，形势孤危。在战斗过程和战败惨状之间，连缀一句“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虽是叙述，但比直接批评更为有力精警，点明了战败的直接原因。这句诗把平日人们熟悉却少有联系的情境同时呈现，从而产生了巨大的艺术张力，其力量可与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相提并论。阵前杀敌，“半死生”是注定的宿命。帐下美人歌舞，也已经司空见惯。唐代节度使们的权力很大，生活很享受，再加上“天子非常赐颜色”，就更加骄横，甚至拥兵自重，不以安边为己任。盛世大唐，从此时就埋下了安史之乱的隐忧，千年回首，宁不感叹。
第三段写思妇征人相思之苦，边庭阴郁萧杀的气氛。“铁衣远戍辛勤久，玉箸应啼别离后。少妇城南欲断肠，征人蓟北空回首”，写战士感情上的痛苦。“久”字写出战争进入旷日持久阶段，亦可理解为戍边之久。为何而“啼”，自然是因为征人生死未卜。“应”“欲”都是揣测，即便是知道家人在担忧自己，征人也无可奈何，只能徒然凝望故乡所在地。“边庭飘飖那可度，绝域苍茫更何有！杀气三时作阵云，寒声一夜传刁斗”这四句写征戍生活给征人带来的痛苦。“三时”“一夜”足见征人思乡之切，以至于通宵不眠。“空回首”的征夫，遥想着“玉箸啼”的少妇，听着远处传来的“刁斗”声，最后只留下眺望无边绝域的空洞眼神，漂泊孤独之感，凄凉哀婉之调，淋漓尽致。
最后一段总结全篇，悲壮淋漓，气势慷慨。“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唐军将士们面临重重被围的险境，他们想到的仍是为国捐躯、尽忠死节，而不是个人立功受勋。“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是诗人直接出来说话，“苦”有血战之苦、乡思之苦、环境之苦，是征戍生活的总结。诗人以强烈的感叹和热切的呼唤收束全篇，期盼边地能出现李牧式的英明将领，不再“将非其人”，以结束旷日持久的战争。这里的“李将军”，多以为指李广，我则认为是李牧。“李将军”不止一次出现高适诗中，有时直称李牧，李广、李牧均有军事才能，均能厚遇士兵，然而李广擅守不擅攻，虽然震慑匈奴，却并无赫赫之功。而李牧“大破杀匈奴十余万骑。灭檐褴，破东胡，降林胡，单于奔走。其后十余岁，匈奴不敢近赵边城”。从本诗看，能厚遇士兵、荡平敌寇、结束沙场征战的唯有李牧。
《燕歌行》充分发挥歌行体纵横驰骋、自由畅达的特点，以时间为顺序，将不同的事件和场面，各种人物的思想和行为，融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既写景，又叙事，更抒情，全诗地域空间广阔，事件线索纷繁，展现了纵横跌宕的气势，创造出雄浑悲壮的诗境，且铺陈有序，纵横多变，波澜叠卷，铺陈充畅。《沧浪诗话》中评高适诗歌时云：“（高适）之诗悲壮，读之使人感慨”，盛唐的边塞诗大多“壮”而不“悲”，而这首诗则既“壮”又“悲”。诗人的笔触并未固定于某一种单纯的情感抒写上，而是在复杂的内心波澜间跌宕回旋，并在时而激越、时而悲凉的抒情气氛中不断变换着诗歌的形象和场景，形成了规格整饬而又转折层深、一气斡旋而又沉郁顿挫、淘洗藻饰而又意象鲜明的特色，因而全诗于“悲”中寓有雄浑的气骨，在“壮”中蕴含深沉的忧愤，使得慷慨与苍凉共调，豪壮与悲愤同声，凸现了独特的艺术风格。正因如此，赵熙于《唐百家诗选》批语中云：《燕歌行》为“常侍第一大篇”。宋育仁在《唐诗品》中也赞道：《燕歌行》是“七言不祧之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