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故乡在苏北农村。
那是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村子。全村只有两百来户人家，七八百人。在苏北，像这样的小村可以说是俯拾皆是。普通平凡得像路边的一颗树，天上的一朵云。
但如果你在村里住久了，你就会惊讶地发现，这个村子还真是藏龙卧虎，与众不同。因为这个村子里生活着这样一群人，一群有些特别故事的人。
德二爷
德二爷，其实他长我两辈，按理我应叫他德二爹。因为长辈们都爱叫他德二爷，所以当面我们叫他二爹爹，背地里却都叫他德二爷。时间长了，便成了约定俗成的固定称谓。
德二爷是个老游击队长。小时候读过一本叫《六塘河畔奏凯歌》的革命回忆录，里面有个神通广大的游击队长戴正刚，我怀疑就是以他为原型。
德二爷有四个儿子。有的在县城，有的在邻乡，只有老三老四在我们村。他在几个儿子家里轮流过活，虽然大部分时间在我们村，但也不是时时都能碰到。
有一年春天，乍暖还寒。我去邀他两个孙子保中、保华一同上学，恰巧在家中碰上了他。
他头发花白，胡子也花白，一部连鬓胡子丝丝络络一直牵扯到耳畔，看起来像个野人。他有雄伟的骨架，但缺少肥肌重肉，坐在那里就像一块嶙峋的山石。但一旦站起来，就会发现他其实很高。走起路来一晃一晃，而且向前一冲一冲，像是有根绳子向前拉扯着一样。
他的面色倒还和蔼，只是身上散发着一股阴冷的气息，让人不敢迫近。长大了我才知道，这是杀过很多人的人身上独有的一种气息，叫做杀气。
成业三表叔就说过，德二爷杀人不眨眼。我们知道他有些恨德二爷，因为他爷爷是恶霸地主张子龙，就是被德二爷带人处决了的。其实他说德二爷杀人不眨眼，倒也贴切。德二爷是带着游击队员冲锋陷阵的人，假如射杀敌人还要闭着眼，那才叫笑死人。
我看见他的时候，德二爷正在为孙子们刻一把木头手枪。形状我们在电影里看过，是德国产的二十响盒子枪，通常称作“快慢机”。看到我们都在看他，他晃晃手里的木头手枪，感慨地说：“已经有三十多年没用这玩艺了。”
说这话时，他的目光注视着远方。好像又沉浸到了对那战火纷飞岁月的回忆里。
多年以后，在他孙子为他撰写的回忆录里，我才知道，他是我县最早参加革命的一批人，鼎鼎有名的众八区区长刘永安烈士等都是他的战友。刘永安在我村的小学里当教员时，和他联手，做了很多令人乍舌的事情。抗战期间，他带着数十名家乡子弟走出小村，建立了六塘河北抗日根据地，屡建奇功。
抗战胜利后，大军南下时，他觉得自己文化水平低，在部队里也作不了多大贡献，就申请留了下来，回乡务了农。他做得一手漂亮的木工活，邻居不少桌椅板凳都是他做的。
七十年代初，他的一位警卫员来看望他，都已经做到军级干部了。
眼爷
“眼爷”之所以得名，是因为他生着一双大而亮的眼睛，和两道勒暴暴的双眼皮。故此，也有人叫他“大眼爷”。
其实，撇开他的眼睛，眼爷的脸盘长得也很周正，特别是长了一口整齐细密的糯米牙。那时，农村人还不兴刷牙，即便如此，那口牙还是整天白亮亮地晃人眼。想来，眼爷年轻时一定是个招人喜欢的俊俏后生。
眼爷当过红军，这个谁都知道。但在红军队伍里究竟干些什么，却没人能说得清楚。因为没人问过他，当然他自己也从没吹嘘过。只是听父亲缈缈提过一回，说他在红军队伍里只是个挑担子的，是个挑伕。
眼爷出名倒不是他因为当过红军，而是他与“小狗逼”之间发生的一段故事。
小狗逼是个飞贼，在当地十里八乡都很有名。他手使双枪，百发百中；而且身轻如燕，飞檐走壁如履平地。只要他看上的东西，基本上都没失过手。
有一次，他看上了眼爷家的一件老物件，便大摇大摆地走进他家，一屁股坐在眼爷对面。那时，眼爷已从红军队伍里回到了村里，具体原因是什么倒不清楚。
小狗逼开门见山说，爷看上你家那个啥啥的了。意思是爷能看上你家的东西，那是你家祖坟冒青烟的事，还不赶紧的取来双手奉上。
眼爷倒也干脆，看都没看他一眼：“你谁呀？跑这混充大尾巴狼。哪来哪凉快去。要东西，没有”。
小狗逼火了，从腰间抽出匣子枪，“叭”地一声，拍在桌子上：“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眼爷一把抢过枪，飞快地推弹上膛。眼睛斜睨着小狗逼，冷笑着问：“说说看，罚酒怎么吃？”
小狗逼一下子傻了。本以为是只菜鸟，不料却碰上个老江湖，不带这么玩人的。他倒也光棍，当即放低伏软，双手抱拳：“失礼失礼，是小的有眼不识泰山，恕罪恕罪！”说罢掉头而去。
从那以后，小狗逼再未涉足刘官庄。顺便说一句，我老家那个小村子，大名就叫“刘官庄”。
听起来像是一段传奇，故事中的眼爷似乎像个玉树临风的英雄。但我所认识的眼爷，却是另一番模样。
他总是喜欢穿一件脏兮兮的大棉袍子，似乎只有这样一件大棉袍子。冬天用来御寒，夏天则拆了里面的棉絮，当作单衣。
冬天他经常蹲在草堆根底晒太阳。不打盹的时候，便脱下棉袍逮虱子，用手指甲掐得叭叭作响。眼睛大是依然大，只是眼角泥满了哆目糊，而且也不复有明亮的神彩。听家里人说，他的儿孙对他并不是很孝顺。
刘大伯
刘大伯原来并不叫刘大伯，我们都喊他传生大爷。
只是在一年清明节，学校里请他去讲革命故事。校长介绍说“这是刘大伯，老红军”，于是传生大爷便变成了刘大伯。
对此，传生大爷却并不领情。我们一喊他刘大伯，他便拖着粪勺撵着我们叫骂：“大伯你娘个脚，我是你大爷、大爷。个小兔崽子。”不过我们并不怕他，依然喊他刘大伯。
刘大伯是个驼子，脊背弯得像个拱桥，头几乎快弯到地上了，而且是从右往左斜着驼。走起路来，两手向后一摆一摆，像个灰扑扑的大蝙蝠。如果不听校长介绍，我们怎么都想像不到这个“大蝙蝠”，竟然是我们心中无比崇敬的红军。
刘大伯讲的革命故事，那真是笑死不偿命。
他说：“那时红军一点粮食也没有，饿得不行，只好上山去打老百姓的牛吃。却又没有油盐酱醋、花椒八角什么的，只好吃水煮牛肉。这东西吃下去不易消化，吃下去是肉，拉下来也是肉。”听到这个，我们便哄堂大笑。
校长很尴尬，便打圆场说：“刘大伯这是在开玩笑，哪能拉肉呢？”刘大伯立即阻止了他，严肃地说：“就是拉肉。”于是，我们便一起鼓噪起来：“吃肉拉肉”、“吃肉拉肉”。校长一脸苦逼，只好低着头生闷气。
刘大伯继续讲：“大军驻扎在小茅山（也不知是哪里）时，我们埋锅造饭，吃的是面条。因为盛面的盆不够了，便派铜大到老乡家借盆。铜大来到老乡家，一看到门外就放着个盆，于是拎起来就走，嘴里说：‘老乡，借个盆使使。’老乡大叫起来：‘大军，那是尿盆。’铜大说：‘要盆，要盆等会就还你。’说罢，头也不回就走了。”
“那天，我们感到很蹊跷，面条汤上老是漂浮着一层黄糊糊的东西。开始以为是油，但炊事员从来没这么大方过啊。吃面时，嘴里总是感到有一种说不出的怪味。”
我们当地方言，一向是把尿（Miao)读成尿（sui）的。刘大伯觉得在这方面比我们见多识广，便不无得意地解释道，这个尿（sui）字书面语其实应该读尿（niao）。
刘大伯说，当我们知道尿（Miao)盆就是尿(sui）盆时，全班恶心的把昨天吃的饭都吐出来了。然后集体摁住铜大，结结实实地狠捶了他一顿。
我们笑得磕头撞脑，几乎笑断了肠子。我的娘哎，这是我们上小学几年听到的最有趣的革命故事了，刘大伯真是个可爱的老头儿。
校长则是再也听不下去了，草草宣布散会，结束了这次爱国主义教育活动。
事后，我们问刘大伯，红军讲究“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怎么能去打老百姓的牛呢？
刘大伯感慨道，孩子，不打牛吃，我们当时就可能饿死。再说，咋能白吃老百姓的东西呢，我们在山上都是留下字条，埋下洋钱（银元）的。
又问起铜大，刘大伯怔了半晌才说，几天后，部队夜里通过敌人封锁线，我们班担任后面的警戒任务。铜大就死在这次行动中。
本来敌方吃不准我们有多少人，双方倒也相安无事。谁知部队过完了，我们正准备撤走的时候，铜大一时技痒，端起机枪，对准对方的炮楼的枪眼就是一梭子。哪晓得枪音还未散尽，只听“叭”地一声冷枪，再看铜大已一头栽在地上，子弹直接从左眼穿过脑袋。紧接着，对方的子弹像泼水一样扫了过来。我们赶紧撤退，连铜大的尸首也没能抢回来。
刘大伯叹息道，铜大是个神枪手，平时唯一的毛病就是喜欢“炫”。强中更有强中手，这次偏是碰上了“顶首钩”（硬碴子）。要知道会有这事，我们怎么也不会去揍他那一顿啊。
九云先生
九云先生，并不是教书先生或是账房先生。因他早年干过革命，解放后又当过小乡干部，德高望重受到大家尊重，因而被尊称为“先生”。
九云先生和我是忘年交，两者年龄悬殊有四十多岁。因没事的时候经常在一起闲扯侃大山，时间长了，熟络了，他便会给我讲一些他早年的事。
他是最早跟着德二爷到六塘河北打游击的那一批小村子弟。因其头脑活络，处事精明，再加上读过两年私塾有点文化，所以便被派出担任侦察员工作，主要任务是刺探情报、抓舌头、暗杀除奸之类。
九云先生说，当时老百姓叫我们“土八路”，还真没叫错。我们的武器和鬼子的比起来，那差的可不是一星半点。他说，鬼子进村前，一般有个固定的套路，先后呼拉拉泼水似地来一阵机关枪，紧跟着就是“嗵”的一下小钢管。这叫火力侦察，也是敲山震虎。
“张四麻子就是死在这一下小钢炮上”。九云先生回忆道，张四麻子和我一样，都是侦察员。那天早晨，我们李圩村老乡家吃早饭，吃的是疙瘩汤。
饭还没吃完，就听村口响起了机枪声。我俩知道，这是鬼子又下乡扫荡了。我们赶紧扔下饭碗，顺着村后的交通沟，撒腿就跑。跑着跑着，就听“嗵”地一声，就像耳边炸了个闷雷，然后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等到醒过来的时候，已经大半晌了，日头孤伶伶地挂在半天上，耳朵还是嗡嗡地响，听不清声音。我大半个身子都被埋在土里。再看张四麻子，已被炮弹开了膛了，红红蓝蓝的肠子趟了一地，扒扒都能有半粪箕头子，早晨吃的疙瘩还没消化呢。
说起九云先生离开队伍的原因，那就有点离奇了。
那一次，他两个同伴蹲守了三天，才碰上一个倒霉的家伙，看穿着像个伪军小头目。三人干净利落地窜上去把他扑倒，堵上嘴，捆上手，装进麻袋。因为在鬼子的地盘上，费了好一番周折才把他带回根据地。
德二爷夸了他们几句，就让他们吃饭去了。吃的是老三样，棒子面窝头，稀饭糊糊就老咸菜。饭后，九云先生路过伙房时，却看到自己抓回来的那个俘虏，正人五人六地坐在那里，美滋滋地享用着猪肉炖粉条和白米饭，这下可把他给气坏了。
回到住处，生了半天闷气，他找到了德二爷，绷着脸道：“二爷，我不干了。”
二爷很诧异，说：“干好好的，这是咋的啦，搭错了哪根筋了？嫌粮少，那每月再给你加两升。”那时，队伍里没什么钱，军饷都是用粮食充抵的。
九云先生仍是梗着脖子：“不是，就是不想干了。想家了。毕竟，为了一口“吃的”辞职，说出来太丢人，好说不好听。其实，凭心而论，当时只是气愤待遇不公，还真不是为了那口“猪肉粉条”。
二爷做了半天思想工作，也没做通，无奈之下只好让他卷铺盖走人。毕竟是自己带出来的家乡子弟，也不好真的“军法从事”。因为当初出来时，曾向他父母承诺过，来去自由的。
后来，九云先生听说书人讲《三国》，听到诸葛亮七擒七纵孟获的时候，才恍然大悟。共产党高明啊，优待俘虏，是为了收服聚拢人心啊！
九云先生对我说，你看解放战争时，国民党军队整师整团成建制地参加解放军，这不就是政策攻心的效果吗？说着说着，他一拍大腿，懊恼地骂一声，“这狗日的猪肉粉条”。
“等等”里的一些人
小村里的老红军、老八路、老解放、老志愿还真不少。稍许拔拉拔拉，就有二十好几人。一来很多人的事迹已不可考，二来人数也确实众多，无法一一赘述。因此，只好把他们都归到“等等”里了。
小爹爹是我家的邻居，两家既无院墙，也无栅栏，属于端着饭碗凑到一起便是一家的那种。他也是跟着德二爷打游击的那批小村子第。对他的革命事迹倒不是很了解，对小奶奶讲过的他少年时的一件糗事，倒是记得很清楚。
说他早年参加过小刀会，看见小刀会里的大师兄喝了符水，一头就能把砖头碰碎。于是就讨了张符纸，回家烧了，和在水里喝了。然后找块砖头，一头撞过去，结果脑袋上磕出个鸡蛋大的血包，活像个独角兽。羞愧得好多天都不敢出去见人。
破军大爷，也是个老革命。我当年在县报当编辑时，他曾给我寄过一篇回忆录。原来他与我县赫赫有名的女英雄董正英烈士在一起打过游击。他是小村里走出去的最大的官了，解放后在东北一大型汽车制造厂里当过党组书记。
有一年回老家，市里县里前来迎接的头头脑脑来了一大批，小汽车都排成一长串，很是热闹。但小村里的人却不大买他的账。因为他发达之后，抛弃了家中的结发妻子，在外面又找了个女人。村里人认为他是个“陈世美”，人品大有问题。所以，小村人只是冷冷淡淡地尽了一些场面上的礼仪，就匆匆散了去。闹得他心里很不高兴，从此再不回来。
业俊、业连二人是亲兄弟，都是解放战争时参军，后又上过朝鲜战场的人。
老大业俊在部队提了干，后转业到地方当了个人武干部。当时他所在的工作单位离家很远，中间还隔着一个叫“两家人”的大空荡子。荡子足有四五之远，白天荒无人烟，夜晚常有“强人”出没剪径，当地人称为“短路”。一般人晚上都害怕不敢从此经过。而业俊大爷唯独不怕，每天晩上下班后，他就扛起单位的小口径步枪，骑上自行车悠哉悠哉地往家赶。
有一次，还真是碰巧了，从荡子里的大石桥下还真窜出个人。朦胧的月光下，只见这人脸上涂满墨汁（也许是锅灰），手里拿着一根棍子，声音颤抖抖，叫他留下自行车和身上的钱财。他也不慌张，举起步枪冲天上就放了一枪。那可怜的家伙吓呆了，半晌才怪叫一声，屁滚尿流地逃向路边的杂树丛子。逃跑过程中，一连摔了两跤。从此，业俊大爷就成了我们心中的传奇人物。
业连是我的二姑爷。他在朝鲜战场上被打伤了脚踝，所以尽管走起路来很快，来去一阵风，但是左腿却总是一腐一拐。他是方圆五里有名的厨子，这是他在部队炊事班时练就的一手技艺，家家遇上红白事都爱请他办菜，官称“老厨子”。因此，尽管没有国家发给他固定工资，但是红包却收了不少，加上吃香喝辣的还混了副好下水，连家人都跟着沾光。
那个年代上面提倡“备战备荒”、“准备打仗”。故此，虽然不能说全民皆兵，但大队的民兵营组织民兵训练的，却是常有的事；公社隔三差五还会组织个实弹射击、投弹比武什么的。
有一次，大队组织民兵训练，老厨子办菜归来，便驻足看了一会儿。就有本家的后生开始起哄：“二姑爷哎，取不敢下来比划几下。”老厨子谦虚地笑笑：“老了老了，比不上你们年轻人喽。”“呵呵，怕不是老了，而是没练过吧？有时间全练背大锅去喽。”几个青皮愈发起劲地挑衅。
老厨子恼了，甩掉上衣，一个箭步窜上训练场。提起一把56式半自动步枪，拉了一个弓步，大喝一声：“谁先上”。应声上来一个，被他一挡一拨，一个突刺，正中前胸；“两人一齐上”。老厨子前拨后档，不到三五个回合，又分别被刺中要害部位；最后上来了三个人，老厨子拖着一条瘸腿，旋风般地闪转腾挪，三个人硬是近不了身。
这一战打出了老厨子的威风，此后民兵营的那班家伙看到他都绕着走。我第一次知道，原来枪托在格斗中还有如此妙用；同时也了解到，在刺杀中，步伐与技巧往往比力量更重要。
…………
这些人，走在田垄上，他们和农民浑然一体；混迹市井间，他们和商贩水乳交融。谁也没有办法把他们从农民中分辨出来，因为他们本身就是农民。
国家需要他们时，他们义无反顾提起枪杆，成了铁血战士；进入和平年代，他们又捡起锄头，融进广阔的田野。他们从不因自己为国家受过伤流过血，就向国家索取报酬；也从来没有在儿孙面前炫耀过自己不平凡的人生。
尘归尘，土归土。战争时，他们曾聚拢成铜墙铁壁，挡住敌人的铁蹄和屠刀；和平了，他们又分散开变成微尘，洒落于中华大地。“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这就是他们真实写照。
如今，他们俱已作古，尸骨湮没于荒坟野冢之间。只有他们的子孙会在清明时节，给他们烧上几刀纸钱，其余的人大都已经不记得他们了。然而，共和国的丰碑上却会永远镌刻着他们的名字，不管是有形的，还是隐形的。
中元节快到了。我无以为报，谨以此文献给那些为国流过血的小村先辈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