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些年前，我还在记者站供职的时候，交了几个朋友。那时记者站就四五个人，年纪相仿，人事单纯，是同事也是朋友。所以我们经常会在彼此租住的小屋里相聚，买些卤菜、啤酒、边饮边侃。那时我租住的小屋是个顶层的坡形阁楼，最高处也不足两米五，水压不足，每次开管放水，细水如丝缓缓流，有时放不出来水时，我只有提着塑料筒下底楼的公共水管去接水。但是阁楼唯一的好处是，有一片大大的露天阳台。于是露台就成了我们几个同事喝酒论道的场子。
记者站经营了大概两年，先是站长一头扎进了茫茫商海，从此弃文经商。没有了头，我们几个小卒也先后各走各路，天各一方。我先行一步，踏入了我彼时万分向往的通信业，一个去了天津，一个去了苏北，一个还和我在小城里，进了市政府，捧上了铁饭碗，还有三两个杳无音信。记者站就此散了，我也搬离了那租住的小阁楼。
有了新工作，新同事，和原来的记者站的那帮同事，鲜少联系，只是偶尔还在同城的那个老哥，打打电话，传传简讯。三年后的一天，不知是谁“临时起义”，同城老哥通知我说，记者站的一帮同事，在一起聚一聚，地点就选在南京汤山的一家馆子。老哥开车载我从小城赶到汤山，那天到场的只有四个，原来去了天津小李和去了苏北的小周那时都回了南京，小李成了南京一家外企的白领，小周自己组建了一个杂志的记者站，边工作边读书，还贷款买了一个小套，小李和小周在南京有次偶尔相遇，于是想起了过去在记者站的点滴往事，于是就有了那次相聚。
我们四人围坐在热腾腾的火锅旁，竟然都一时语塞，三年过去了，曾经喜欢留清汤挂面式长发、穿板鞋、背布包的小李，头发烫成了波浪，脚踩足有十公分高的靴子，我几乎有些不识。小周当时是我们站里最年轻的男孩子，每次到下乡采编、应酬都会有些生涩，然而三年不见，早已显出老成的样子。我们的话题，还是围绕着记者站的那些个往事，我们每个人都有了新生活和新圈子，而这些圈子，我们之间是没有交集的。
那日吃了饭，我们又去唱歌，说起了记者站的一些往事，互相要了号码，都说着再联络，然而走之后，竟然也没联系过。
最近看《收获》，有一句话说的好，这世上顶顶残酷的其实是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