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封城，只能居家隔离，这正是一个读书的好机会。于是取出来了那本早在二十多岁时就为之倾倒的《爱弥儿》读起来。
当我读《安娜卡列尼娜》时，我生出一种想法，有了这本书，我在那一年里没有必要在别的什么文学作品中浪费什么时间了。读《爱弥儿》时，我也生出一种想法，没必要去读别的什么教育著作了。有的时候，我们震撼于一种事物的伟大，有一种“今生得此足矣”的感慨。
我那时想，卢梭的思想如此明了，为什么在他的身后并没有得到发扬和普及呢？反观时下的教育，倒是和他那种自然的教育观是背道而驰的。想不明白这件事，也标志着我那时的确是年轻和理想化的。
我想，他的教育之所以没有得到普及，是因为的确不适于普及的。一是他的培养人的目标，是为了让孩子长大后成为一个自然人而不是社会人，这个想法在卢梭的时代恐怕不是那么惊世骇俗，放到现在则确实太离经叛道了。二是他的教育被认为是一种贵族式的教育，一个孩子从出生至十八岁教育，只由一个深谙教育之道的思想家去实践，恐怕是一件极奢侈的事情吧？
但是，我们读梭罗并不一定是为了到家乡的湖边去隐居，我们读托尔斯泰并不是为了散尽万贯家财以过一种道德的生活，我们读甘地也不一定要过粗布简食，拒绝情欲的生活，我们读卢梭，是为了取其精华，以适合当今的社会所需，对我们的教育作出改良。
一个近切的问题是，孩子要东西时，我们该不该给他呢？
我记得我大约五六岁的时候，就是个很难缠的孩子，乡下的庙会对我们来说是难得的出门机会，而我常常会在逛庙会时和父母们闹一些不愉快，我像所有孩子一样要这个，要那个，而我们的要求一般都不会得到父母的许可。于是本来应该是高高兴兴的出行，却往往以我的哭闹而收场，我的心中常常充斥着愿望被斩断时的失望和抱怨。
那时候，我的小小的心灵会怨恨一个拒绝满足我的愿望的大人，尤其是他们的拒绝行为中总是带有明显的哄骗。“下一次吧。”“过一会儿。”“谁答应你了？”“我没有钱了。”哄骗不过了，就摆出大人的权威加以威胁。
让我们来看看卢梭的原则吧。他说：
“你使孩子只依赖于物，就能依照自然的秩序对他进行教育。如果他有冒失的行为,你只需让他碰到一些有形的障碍或受到由他的行为本身产 生的惩罚,就可以加以制止;这些惩罚,他是随时都记得的,所以，无须你禁止，也能项防他顽皮捣乱。经验和体力的柔弱,对他来说就是法规。绝不能因为他要什么就给什么,而要看他是不是确实有需要。当他在活动的时候,不要教他怎样怎样地服从人,同时,在你给他做事的时候,也不要告诉他怎样怎样地位役人。要让他在他的行动和你的行动中都同样感到有他的自由。当他的体力满足不了他的需要的时候，就要 弥补他的体力之不足，但是只能够补充到恰好够使他自由活动,而不能让他随意地使唤人,因此,要使他在得到你的帮助的时候有一种羞愧的感觉,从而渴望自己能够入 早地不要人家帮忙，及早地体体面面自己做自己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