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北崖&晨夕

1998年12月19日，同样是一个寒冬的早晨，一代文学巨匠钱钟书离开了人世。3天后，《新闻联播》播发了这一消息。

当天晚上，上海松江二中一名16岁的少年，突然激动站起来向全班宣布，以后这个世界上写文章，我就是第二了。

这个少年就是后来八零后的代表人物---韩寒，他以少年轻狂的方式，表达了对钱钟书的敬意。

12月19日，这个最狂的才子、最痴的书虫、最深情的丈夫，已离开我们整整20年。

司马长风曾说：“现代作家中有两个狂人，一是无名氏，另一个就是钱钟书。无名氏狂在志趣，狂得严肃认真；钱钟书狂在才气，汪洋恣肆，酷似古代的庄生。”

少年时的钱钟书总喜欢调侃挖苦别人，父亲希望他谨言慎行，以免祸从口出，故将他名字改为“默存”。

但才华横溢的钱钟书，无论是品人论事，还是嬉笑怒骂，都不改“毒舌”的本性。

有人说王国维是一半现代、一半古代的大师，他却不屑一顾：王国维嘛，“笔弱词糜”。

有人说陈寅恪是三百年一出的文化人，他一哼：“不知即用首楞语，当面错过矣”。

对于“二十世纪东亚文化地图上占最大领土的作家”鲁迅，他勉为其难地评价： “鲁迅文章是写得不错……但他写不了长篇。”

在清华读书时，哲学系高年级经常开讨论会，师生共同讨论。每次讨论，院长冯友兰都会派秘书请外文系的钱钟书参加。

每每回宿舍后钱钟书都满面春风，因为他总能“舌战九儒”，每战必胜。

除了毒舌，钱钟书的“狂”也是众所周知的。

1929年，19岁的钱钟书考入清华，志愿是：横扫清华图书馆，而立即名震校园。

1933年，他从清华毕业，校长和多位教授极力挽留，请他进研究院继续研究英国文学，他却一口回绝：“整个清华没有一个教授有资格充当钱某人的导师。”

在晚年，有人曾来钱家邀请他去参加国宴，谁知钱钟书连连摆手说：“我不去，我很忙哈。”完全不顾来人的颜面。

但，钱钟书的“狂”是有渊源的，他一生读过的书，不计其数，从年少时期的横扫清华图书馆，到读遍牛津大学“饱囊楼”的藏书，钱老的一生几乎都在书籍的海洋里畅游。

所以，他有“狂”的态度，更有“狂”的资本。

曾有人问钱钟书先生，怎样才能像他一样使自己的作品被图书馆收藏。

钱钟书风趣地回答说：“要想自己的作品能够收列在图书馆里，得先把图书馆安放在自己的作品里。”

钱钟书一辈子钟情于书，几乎是无书不读，清华的同学给他取了个外号“书虫”。

他读书庞杂，善于回答各种习钻古怪的问题。兴致来了，还会考问别人：“哎？你知道马克思第三个外孙女嫁给谁吗？”

钱钟书婚后在上海生活过一段时间。文学评论家夏志清回忆，“有时散步，经过他辣斐德路的寓所，窗里望进去地板上堆满了书，竟没有勇气按门铃。”

夏志清说：“我国学人间，不论他的同代或晚辈，还没有人比得上他这么博闻强记，广览群书。”

钱钟书研究中西文化比较，自称“没有护照的流浪汉”，但在这个领域他究竟有多牛，其实却没有多少人清楚。

80年代，哈佛大学英美文学与比较文学专业的名教授哈里·莱文曾拜访钱钟书。

哈里·莱文在哈佛素来眼高于顶，讲课挑学生，经常把学生拒之门外，有的时候给出的理由是“你有幸选过我一门课啦！应该把机会让给别人”。

就是这样一个牛人，在钱钟书家交流切磋出来之后沉默良久，然后说了一句话“我很羞愧。”

“我所知道的一切，他都知道，可他还有另外一个世界，而那个世界，我一无所知。”

有一次，画家黄永玉要找“凤凰涅槃”的根据，翻遍资料，咨询了无数人，依然找不到可信解释。

无奈之下，黄永玉给钱钟书打了个电话。

钱钟书听了来由之后直哎呦：“这算什么根据？郭沫若1921年自己编出来的一首诗的题目。三教九流之外的发明，你哪里找去？”

“凤凰跳进火里再生的故事那是有的，古罗马钱币上有过浮雕纹样，也不是罗马的发明，可能是从希腊传过去的故事，说不定和埃及、中国都有点关系……”

“你去翻一翻大英百科……啊！不！你去翻翻中文本的《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在第三本里可以找得到。”

黄永玉按照钱所说的去翻书，一翻就找到了。 

很多人将钱老的成功归结为，他有“过目不忘”的天分，但天分之外的努力，更让人佩服。

虽然，钱老一生读书无数，但他本人的藏书却非常少，与之相反的是，亲手写的笔记都是用麻袋来计数的。

人们或许有疑问，既然他有过目不忘的记忆力，为何还要做笔记呢？原来，1933年，清华大学毕业后，钱钟书赴上海光华大学做老师，也是从那时他意识到，单凭自己的记忆是不行的，而做笔记就显得尤为重要，从那时起，他就养成了记笔记的习惯。

中西文学研究学者郑朝宪这样评价钱钟书：最聪明的人却要下最笨的功夫，而钱钟书的诗词“以抉文心穷道窍, 期回末俗破陈言”，则道出了他在学术研究上的刻意追求。

在他撰写《管锥编》时，据说光是笔记就有五麻袋之多，历时三年才定稿，这也让钱老成为学术界一座难以逾越的文化昆仑。

钱钟书有一个最负面的标签，就是恃才傲物，不通人情事故。

在《围城》成名后，有一位美国女读者打电话表示想要拜访他，他一梗脖子说：“如果你吃了一个鸡蛋，觉得味道还不错，何必一定要去找那只下蛋的鸡。”

在外人看来，这样的钱钟书似乎不近人情，但真正了解他的人都知道。其实，他“狂”是有温度的。

《围城》声名鹊起之际，无数导演想拍这部名作，钱钟书都拒绝的非常干脆，并说 “拙作上荧屏不相宜”，把很多人拒之门外。

一个叫黄蜀芹的女导演却仅凭父亲的一封信，就得到了这个拍摄机会。

原来，1940年，钱钟书夫妇在上海生活时，生活一度非常困难，经济上很是拮据，黄蜀芹的父亲黄佐临及时伸出了援手。

他将杨绛的四幕喜剧《称心如意》和五幕喜剧《弄真成假》搬上舞台，并支付了一笔丰厚的报酬，为钱家解决了“筹米筹钱”的燃眉之急。

时隔40年，钱钟书夫妇已是学术界的大师，但他们没有忘记当年的恩情，用自己的方式表达了感谢之意。

在《围城》拍摄时，钱老也一直和黄蜀芹保持着书信来往，亲力亲为给了些意见。

《围城》拍摄完毕后，钱钟书还写信鼓励黄蜀芹：“媒介物决定内容，把杜甫变成画，用颜色，线条，杜诗是素材，画是成品，这是素材与成品、内容与成品的关系。

这里一层一层的关系，想通这个道理就好了，你的手就放得开了。艺术就是这样，我们每个人都是成品，每一本书都是成品，所以你放心好了。”

钱钟书的温存不仅是对恩人，对身边的人皆如此。

在钱老当副院长期间，他的司机撞伤行人，找钱钟书来借医药费。

了解情况后，钱钟书问：“需要多少？”司机答说：3000。

钱钟书说：“这样吧，我给你1500，不算你借，就不要还了。”

这样的事情并不是一次两次，后来大家都说，钱老在数学上只学会五折，凡是来借钱的人，他都是帮五折，且不用对方归还，杨绛甚至曾开玩笑说，我们家是不能开银行的。

 走下文坛的钱钟书，仿佛不是一位学术大师，更像是邻居家慈祥的老头。

钱老的一生，拥有学术上无法企及的成绩，但让更多年轻人记住他的，反而是他的爱情。

钱老和杨绛先生伉俪情深，他们一起留学海外，一起走过战乱岁月，一起面对动荡年代的波折。

他们的相濡以沫是从清华古月堂彼此对视开始的，初次见面他一句“我没有订婚”，她马上接一句“我也没有男朋友”，立马击破坊间传闻，两人自此相知相爱，共同走过了半生岁月。

都说民国才子最会说情话，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满腹才情的钱钟书给杨绛写下：从此以后，咱们只有死别，再无生离。

这大概是一个男人给心爱的女人最好的安全感和最深情的承诺。

此后余生，钱钟书都在践行着自己的诺言，他把对杨绛的爱，都藏在了生活的细枝末节里。

在文学上堪称天才的钱钟书，在生活上其实是一个非常笨拙的人，他不会系鞋带，不会打蝴蝶结，平日里，不是打翻墨水瓶就是弄坏台灯，但就是这样一个笨拙之人，却为杨绛做了一辈子早餐。

在动荡岁月里，杨绛出门买菜有些胆怯，高傲如钱钟书愿意抛头露面，陪妻子去菜市场，只为给她壮胆。

他们在一起，即便是粗茶淡饭的平凡日子，也过得非常有趣，他们都是爱书如命的人，平常日子里，就窝在书房里，一人占据着书桌的一角，或安静读书，或彼此讨论，在动荡的年代里，演绎着岁月静好的爱情。

在拍摄《围城》时，陈道明有幸与钱钟书结识，并几次去家里向他讨教，后来回忆说：“很羡慕钱先生家里弥漫的气息，那种闻得到书香，也让人感到安静的氛围，眼前是两位饱读诗书，却非常浪漫、非常懂得生活的老人。”

钱钟书的一生，走过了浩浩荡荡的八十八载春秋，他学贯中西，满腹经纶，堪称行走在人间的图书馆。

但钱老一生却淡泊名利，只在书和爱中安静的生活。

1991年，全国18家省级电视台联合拍摄《中国当代文化名人录》，他们找到钱钟书，想给他拍一个专题，却被他拒绝了。

身边人不理解，告诉他：上电视，你会更加出名，还会有很多的酬金，何苦跟钱过不去？

他打个哈哈：“我都姓了一辈子‘钱’了，还会迷信这东西吗？”

1997年，钱钟书的女儿钱瑗因劳累过度患上脊髓癌，很快就离开了这个世界。白发人送黑发人，悲痛之下，已经87岁高龄的钱老从此一病不起。

在重病的时候，他趁自己清醒，对夫人杨绛交代，自己去世后，遗体只要两三个亲友相送，不举行任何仪式，恳辞花篮花圈，不留骨灰。

他看不起这些东西，就连去世，都希望摆脱一切虚礼和客套。

1998年12月19日，钱老病逝。

很多人希望可以给钱钟书办一场风光的葬礼，但是在杨绛的坚持下，最终尊重了钱老的遗愿，火化当天，在现场送行的，始终只有20多个人，都是钱钟书的近亲属和学生。

火化间的门关上时，没有我们见惯了的哭天抢地，杨绛只是安静地看着陪伴自己多半辈子的人，带着泪花说：“我要再站两分钟。”火化后，钱钟书的骨灰被就近抛洒。

钱钟书离世后，一位钟爱钱老的读者在报上发表了祭文，标题是《世界上唯一的钱钟书走了》。

清华学生在先生离世后曾谱曲写词：“我总觉得，每次去图书馆，还能看到先生的背影，也许，先生刚走，茶还没有凉……”

钱钟书的一生，本不寂静，但他却用“寂静”，写出了一个波澜壮阔的时代。

杨绛在《我们仨》里这样描写钱钟书走后，人生余下的十几年。

“一九九七年早春，阿瑗去世。一九九八年岁末，钟书去世。我们三人就此失散了。就这么轻易地失散了。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现在，只剩下了我一人。

我清醒地看到以前当做‘我们家’的寓所，只是旅途上的客栈而已。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

于世人来说，人世间少了一位作家、学者、文化昆仑，少了一位真正的书痴。于杨绛来说，人生从此没了归宿。

如今，钱钟书已和杨绛先生、爱女已在天堂团聚，这个时代再也没有他的身影。

但这个时代，曾经因为他而变得星斗闪耀。

缅怀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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