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书通过阐述「改变」，分析问题如何产生，问题为何持续存在，问题又如何得以解决。

作者提出了「第二序改变」这一观点。第一序改变是指系统内部的改变，不会到来系统的实质性改变；第二序改变是指系统之上的层次的改变，是一种实质性的改变。

首先，作者介绍了两个理论基础，即「群论」和「逻辑类型理论」。

根据群论，群具有下列特性：
a.群由具有某一共同特征的成员(members)所组成，至于成员的实际本质为何，乃不相关的事，不在这一理论的考虑之内。
只要成员拥有一共同的性质，并且两个或两个以上成员的任何的组合结果，其本身也是该群的一个成员。”
“群的第一个特性即允许在群之内产生无数的变化（事实上，有所谓无限的群），但是任何成员或成员的组合，都无法置身于系统之外。
b.群的另一个特性是，成员可以以各种不同的顺序来组合，而组合的结果仍然相同。
过程允许变化，但是结果不变。
c.每一个群皆包括一恒等成员( identity member)，其特性为：任何一位其他成员与该恒等成员组合，其结果仍为该成员自身。
恒等成员的概念，初看似属多余，但是我们应当视之为群的不变性的一个特例。
对我们而言，这一概念的重点，在于某成员可能有所行动但却不造成任何改变。
d．最后，在任一符合群概念的系统中，我们发现，每一成员皆有其相对或相反成员，任一成员跟它的这个相反成员组合，结果为恒等成员。
从逻辑类型理论的推论，我们可以得到两个重要结论：
(1)逻辑层次必须严格区分，以免矛盾混淆。
(2)从一个层次转到较高一个层次（即从成员转到种类）需要一个换挡、一种跳跃、一个超越或转型——一言以蔽之，即一种“变”。这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实践上的讨论见下一章）都极端重要，因为“变”提供了一个跳出系统之外的方式。
逻辑类型理论对于种类之内，也就是其成员之间发生的事，并不在意，但是这一理论提供我们一个架构，以考虑成员和种类的关系，以及由某一逻辑层次转到更高一个层次所蕴涵的奇特改变。

然后，作者提出要解决问题，必须区分好「问题」和「困难」。

在此我们必须对所使用的两个名词——困难( difficulties)和问题( problems)区分清楚。此后当我们谈到的“困难”时，我们指的只是一种不可欲的状态，可以通过一般的行动（通常属第一序改变类型，如暖气对寒冷）来解决，不必运用解决问题的特殊技巧；或者，我们更常指的是一种不可欲而相当普遍的生活状态，因为无解（至少目前是如此），所以必须接受。我们所谓的“问题”，指的是因处理困难不当而造成的僵局、停顿、死结，等等。
基本上，处理不当的方式有下列三种：
a.企图以否定问题存在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应当有所行动，但无人采取行动。
b．企图改变某种困难，而该困难以现实的观点来看，不是无法改变（如代沟，或总人口当中少部分无法治愈的酗酒者），就是根本不存在：不应当采取行动，却采取了行动。
c.犯了逻辑层次误置的错误，而导致为没有结局的游戏。这可能有两种情形：其一，试图以第一序改变改变某种状况，而该状况必须从更高一级的逻辑层次才得以改变（例如，“9点问题”或抑郁症、失眠症、忌妒等案例中所犯的常识错误）。第二种情形正好相反，当第一序改变即足以解决困难时，却试图促成第二序改变（例如，不满意别人行为的改变，而进一步要求“态度”的改变）：在错误的层次上采取行动。

继而，作者介绍了三种处理变化的不当方式。

a.可怕的简化

“人们会否认问题而且攻击那些指出问题或试图处理问题的人。”

b.乌托邦症候群

无中生有：问题明明无解，他却坚信有解决之道。
乌托邦症候群可能以下列三种形态出现。
第一种类型可以称之为“内射式”(introjective)。
如果那个目标是乌托邦式的，那么这个设定目标的动作本身便导致一种情况，亦即目标无法达成，他不会怪罪于目标的理想性，而只能怪自己无能：我的生命应该更丰富，更有收获，而我却生活在平凡和无聊之中；我对生命应该有强烈的感受，可是我却无法从内心唤醒这些感受。
这一类型的人，并未因为没有能力实现乌托邦式的改变责备自己，反而会沉溺于一种比较无害的、几乎是儿戏的拖拉之中。他们觉得，目标既然十分遥远，这一趟旅程也将备为艰辛，而长途旅行是需要长期准备的。至于是否能够达到目标，或一旦达到目标，是否值得如此长途跋涉的恼人问题，则暂时可以不必细究。
不管是哪一种情形，重要的是旅程，而非抵达终点。这种旅人从来不抵达一个目的地，只是到处飘荡。那些永远的学生、完美主义者，以及每次在成功前夕开小差的人，即是最好的例子。
第三种乌托邦症候群的形式主要是“投射式”( projective)的。这一形式最重要的成分是一种道德的、主持正义的立场。抱持这种态度的人认为自己站在真理的一边，肩负着改变世界的神圣使命。
乌托邦症候群的另一个重要成分，就是轻视历史的教训，对历史的用处更是嗤之以鼻。这种态度，还可以使人觉得自己的痛苦和世界的可悲，是独特的、前所未有的、无可比拟的灾难。对此，乔治·桑塔亚那（Ceorge Santayana）曾警告说：那些忽视历史的人，注定要重蹈历史的覆辙。
到目前为止，我们所讨论的例子，都是企图以改造自我或改造世界来完成一个不切实际的理想，这种改变的方式又跟某些不可改变的困难纠缠在一起，从而形成问题。但有时候人们也会认为“困难不存在”才是问题，必须加以纠正，直至最后才发现自己在处理一个并不是问题的问题。
正面的乌托邦觉得“没问题”，负面的乌托邦则认为“问题无解”，两者都将人生中常见的困难和快乐视为反常的现象。
乌托邦症候群诸多方面的共通点是，患者认为他们所根据的前提比现实还要真实。
为了掌握“改变”的种种不可捉摸的特性，有一件事显得非常重要，就是必须区分事实以及关于事实的前提。
乌托邦主义者对“改变”的企图，往往把自己陷入僵局，他们无法清楚区分难题与“问题”，也无法区分“问题”与“解决方法”。乌托邦的不可达成，是一个假性问题，但是它所带来的痛苦却是真实的。
因此，正是这个“应当如何”的前提成为了问题。需要改变的是这个前提，而不是事物“实际的”状况。拿掉乌托邦式的前提，实际的状况或许还可以令人忍受呢！因此，这里牵涉一种“改变”的错误处理方式：即试图以第一序改变来应付那种第二序改变才能解决的问题。
现在我们不妨再引用阿德里的那句话：“我们一味追求不可能的事物，却使那些可能得到的东西变成不可能。
人们之所以解不开这个问题，原因在于他们先有了一个错误的假设，而不是尚未发现“正确的”方法。

c.悖论

简而言之，人们在沟通时所交换的讯息，其结构如果跟传统形式逻辑的悖论完全相同，即会出现一种令人进退维谷的困境，而这也就是悖论在人际沟通中所产生的效应。在这类讯息里，“自动自发一点！”是个不错的例子（或者如图4漫画所描绘的，是其他可能的例子）——这句话所要求的是一个纯粹自动自发的行为，但是因为该行为是在被要求之下才做的，所以也就不可能是自动自发的。如前面所述的那位善意的母亲为自己带来的两难处境——她希望孩子听从她的要求，不是因为被要求才做，而是因为他自己的意愿，自动自发地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