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即刻的推荐标题里，以“同性恋妈妈”和“十几个女朋友”的噱头吸引着点击。而那个几分钟的片段里，打动我的是女儿黄惠侦那句：我每天看到我女儿都很开心，我希望妈妈你看到我也会开心。于是在YouTube找了全片。
过于喧嚣的沉默。
明明是母女，明明住在同一屋檐下，黄惠侦和母亲两人之间只有沉默。要撕开伤口很残忍，但唯有戳破那些脓包，才可能从往事的地狱中脱困，才能真正跟过去和解。黄惠侦成为了那个“执刀人”，划开跟母亲的沉默，也划破两人的隔膜。
这部“家庭录像”式私人纪录片的开头，从黄惠侦的发问开始。她是这段关系另一头的女儿，也是站在镜头后的导演。其实电影一开始就给出了初衷，不是纠结于母亲的同性恋身份，而是“怨恨”自己出生在这样的底层家庭，“怨恨”母亲不爱自己。但她自知，这恨最终还是因为爱。所以，她想从了解这个相处三十多年的生身母亲开始，为两人的沉默破冰。
时间线从母亲还未成为母亲前开始。黄惠侦的母亲出身台湾新北市的一个底层家庭，以举行「牵亡阵」仪式为业。这是一种源自巫蛊习俗的丧葬仪式，除了传统法事，还有歌舞和特技。母亲从事丧葬业，这行当还延续到黄惠侦妹妹及她两个外甥女身上。这身份对忌讳死亡的亚洲人来说，是一个备受歧视的标签。
而母亲在这个底层职业之外，还是一名同性恋者。但出生在1950年代乡村的她，无法在保守的环境下抵抗“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浪潮下，只能被家人送进包办婚姻。婚姻的噩梦在镜头里被不同的人复盘，好赌、家暴让她最终选择带着两个女儿逃离婚姻。黄惠侦的疑问随着年岁渐长加深，“为什么明明是相依为命活过来的，现在却一句话都不互相说。”
沉默和尴尬的时刻，在电影前半段并不少见。但黄惠侦“招魂”的努力没有白费，召唤了过去，把彼此的伤处剜开、深挖。其实“我妈并不是不讲，而是不懂怎么讲，她表达情感的方式向来不是语言，困难重重。”
母亲在家庭关系中的沉默，与她在社交场合的温柔活跃判若两人。来自诸多女朋友的证词说：你妈很温柔、对女人很好，为了女人败光了家底……而对于她的同性恋身份，家族长辈斩钉截铁的“我不知道”，是对她性取向的刻意回避，也算是那个保守年代里唯一能做到的包容。而来自两个侄女前后的采访，折射出三代人在性少数议题上的变化。
时代的改变，如此鲜明地烙印在不同年份的人身上。她在采访中说，二十岁刚开始动手拍时，只单纯想要讲一个家庭故事。但后来意识到，“任何人、任何家庭都不是真空存在的，它一定是存在于一个国家、社会甚至全球化的结构之下，也就要放到这个脉络里去讲述和理解。”
台湾的平权运动，也走过了艰难而光荣的岁月。上世纪90年代，同志运动与文化刚萌芽，大众媒体上“同性恋”跟性变态几乎要划等号。2001年，台湾拟定相关法律时强调，同性恋者可以组织家庭但不能结婚。而在2017年5月24日，台湾地区大法官宣布，禁止同性恋结婚“违宪”。台湾由此成为亚洲第一个同婚合法地区。文化超前性和政治滞后性之间的裂缝仍在，但光已透进来。
抗争，成为这些边缘人共同的出路。不止性少数，像黄惠侦这样底层家庭没办法进入正规教育体系的孩子，有幸遇到了台湾社区大学的浪潮。台湾学者黄武雄提出办社区大学时，高喊的核心目标是“知识解放与公民社会”。1998年，台湾第一所社区大学应运而生，开启无门槛的成人教育。黄惠侦在芦荻社区大学学习拍片，随后在台湾国际劳工协会（TIWA）工作期间拍出《八东病房》。她完成了由一个普通个体，向有意识参与到社会活动的公民的转变。这些经历让她由此生长出理解和讲述生活的能力。“时间不能抚平伤痛，但时间会让你准备面对伤痛。”
家暴、性别歧视、同性恋、污名化、阶层……这些议题藏在《日常对话》每一个生活的细部，链接起整个时代，并不是“别人家的故事”。2017年2月18日，柏林电影节酷儿电影专奖“泰迪熊”颁奖，《日常对话》拿下最佳纪录片大奖。黄惠侦说：“这个奖是我能带回去送给我妈，以及在台湾此刻仍为婚姻平权努力着的每位朋友最好的礼物。”
比起大奖，在经历过电影中段那场延迟二十年的摊牌后，母女将内心最幽深的秘密摊开，也终于一起走到了阳光下。召唤过去，完成“超度”，让伤痛“入土为安”，才能走向下一个更好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