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二第一个学期，我们的学校便搬迁到忠诚镇上去了。
从此，我们村上所有读初中的学生，每天不得不来回穿过一片田野，再跨过村子西边的那条熟悉的小河去上学。这所新学校是刚刚建成的，有一座很气派的七字形的四层教学楼，座南朝北。学校东面是我们王岭村，西面群山高耸入云，北面是一个很大的操场，南面则是一片辽阔的田野，田野之间有一条通向榕江县城的马路。教学楼每一层有五个教室和一间办公室，宽敞而明亮。唯一不足的是课桌椅新旧参半，看起来有点怪怪的。在教学楼的东面挨着河边的地方又建了两栋很大的两层楼的木房子，那便是老师和学生的宿舍。
我们的“两两”潘老师被调走了，教我们英语的周老师也没看见，听人说她辞职南下捞金去了。而那位好色的李校长换成了王校长，学校还新添了好多新面孔的老师。
而且，每个年级都设一个尖子班，顾名思义就是成绩优异的班级。我和小娟、老班长，美菊、严纷很荣幸就被分到了尖子班一一一二（一）班。至于，周权、薛彪、王刚等同学则都被安排进了别的班级里。
从此，我们王岭小学的老同学就这样分道扬镳了、、、、、、
而 我在学校的生活也理所当然地又有了翻天覆地的新变化。
开学的第一天，我按自己的意志行事，我没有跟任何一个熟悉的同学坐在一桌，而是跟一个高挑瘦个子的短发陌生女孩子成了同桌。这个短发陌生的女孩叫谭苹。
那天，上课铃声都响了第三遍，她才姗姗来迟。她一边放眼扫视着闹哄哄的教室，一边犹豫不决地左顾右盼，最后没有选择地坐到了我身边的空位置上。她家住忠诚镇上，父母是做生意的，她排行老二，头上有一个姐姐也与我们同年级，在二（三）班就读，她下面还有一个妹妹，两个弟弟。第一眼见到她，我便感受到她身上有一股清高冷傲的气息。
所以，一个星期下来，我们都没有讲话。
直到第二个星期六放早学的时候，她把书包给落在了桌子上。我几经周折才把她的书包送到她母亲开的冰棒店里，就这样，我们开始了交往。
后来，大家熟悉了，竟有些相恨见晚了。我们原来彼此年纪相仿，两个人都非常喜欢语文和美术，都对班上一些调皮而霸道的男生厌恶至极，而对班上很多妖媚女生的矫揉造作则嗤之以鼻。
苹其实并不傲慢，她是属于那种外冷而内热的女孩子。她很聪慧，独立而有主见，爱憎分明，学习也很用功，兴趣又广泛。她不但让我结识了金庸和古龙的武侠小说，她还是我的向棋师傅，这让我的一生都受乐无穷。她唯一不足的是个头虽然很高，但是身体却很是虚弱。她常常昏倒，住了好几次院。据说是先天严重贫血的毛病引起的。
有一次，我和小娟还亲自去医院看望她。她当时脸色苍白，全身无力，一副柔柔弱弱林黛玉的样子。当时，她见了我们很是高兴。我和小娟陪她聊了一些班上新近的情况后，她便义愤填膺地向我们说起她在医院里所见所闻的不公平的事件来。她说，医院里的医生都是势力鬼，他们像变色龙一样对待不同阶级的病人。对有钱有势的人，他们就和颜悦色，低眉顺眼，恭恭敬敬；对那些来自大山上的穷苦少数民族，他们就横眉冷眼，大呼小叫，趾高气扬，不可一世。她还说，她以后如果做了医生绝不会这样对待病人。
多年后，我和小娟当时怎么也想不到，这个当年坐着我的自行车去春游，我骑车下坡时，她都吓得面如土色跳下车来的女孩子————苹，她后来竟真的成了一名妇产科医生、、、、、、
当时， 我们二（一）班的班主任杨铭老师是一个刚从大学毕业出来的年青人，他只有一米六的个头，长得英俊潇洒，皮肤特别白皙，性格温和。我们班很多男生都跟他称兄道弟，有个别顽皮的男生还经常搞恶作剧戏弄他。他还教我们的语文。上课时，他总会给我们宣传一些与学习无关的东西。他说，人是生而自由的，人有追求自身及自身以外的一切事物的权利。他还说，他其实比我们只大五六岁，是同时代的人，他与我们是师生，也是兄弟姐妹，甚至是朋友或者更为亲密的关系。他说这些话时，我们都听得云里雾里，没有谁会去深思过他话里真正的涵义。
直到有一天，关于杨铭老师与我们严芬同学谈恋爱的事情传得沸沸扬扬的时候，我们才明白，原来他以上的那些话是追求严芬最长情而坚定的公开告白。
而在此之前，严芬问我的那些莫名其妙的问题也得到了合理的解释。原来，她在学习和上课的时候会思想开小差，正是因为她已经陷入恋爱的泥沼而无法自拔的表现。我当时还稀里糊涂地感到很是费解，并老实巴交地如实告知她，我学习时是心无旁贷的。
这个爆炸性新闻的杀伤力太大了。他们两人的恋爱把我们二（一）班的所有同学都置于一个十分尴尬而窘迫的境地里。这让很多同学恨得牙痒痒，背地里都怪自己倒了八辈子血霉才进了二（一）班。而其他年级和班级的人都对我们二（一）班指指点点，说我们班是一个伤风败俗的班级。
所谓为人师表，老师的一言一行都成为学生最好的表率和榜样。可是，我们的杨老师却毫不顾及自己的身份和形象公然与自己的学生谈起恋爱来了。作为既是杨老师的学生，又是严芬的同学的二（一）班所有的人而言，没有谁接受得了这样的事实。在那样一个偏远而几近与世隔绝的地方，在那样一个信息闭塞而经济、交通都无比落后的时代里，世俗的传统道德是人们思想和观念里的一道无法逾越的藩篱。人们对于一个姓氏的联姻、不同民族的通婚、不合辈分的结合等都视为异端邪魔。
我们为杨老师和严芬同学的光明正大的恋爱而倍感蒙羞和耻辱。
然而，时代毕竟已经是走出了封建社会，他们自然不会被义愤填膺的公众处死，或者沉猪笼。不知为什么，学校竟也没有开除他们。
但是，他们的行为还是受到了人们私下强烈的舆论谴责和语言攻击。而我们二（一）班的所有同学也在无形中做出了一系列顽固的抗议和针锋相对的措施。很多同学都对杨老师表现出鄙薄与轻视的神色，他上课时有些男同学跑出跑进，有些在下面自娱自乐，有的则交头接耳，简直无视杨老师的存在。而大多数女同学则只能私下大骂杨老师“上梁不正”，是个虚伪的君子，不配为人师，猪狗不如。对于严芬，各种“妖精”“婊子”的粗鄙而污秽的漫骂声也是肆无忌惮地满天飞。
而我和小娟、萍仨人的抵抗却是与众不同的，我们依然遵规守矩，努力学习，服从杨老师的任何安排。只是我们从此无论在哪里遇到杨老师，我们都高昂着头颅，目不斜视，脸若冰霜，默然无声而过。偶尔，我们可怜的杨老师还得微笑着主动给我们打招呼。可是，我们从来就不领情，仍是不开口，只是勉强一笑而过，总算也是良心发现了罢。
对于严芬而言，我们没有必要去辱骂她，那不但有失我们的修养，而且重要的是我们都意识到我们没有骂她的权利和资格。这是我们当时思想里紧存的最为可贵的一点东西了。我们唯一能做的是与她至此渐行渐远，直至老死不相往来、、、、、、
纵然是这样，我们的杨老师和严芬同学还是无法放弃他们的爱情。直到他们从私下偷偷摸摸的相亲相爱演变到在大众广庭之下成双成对，结伴同行，公然与世俗和大众为敌。
当然，多年后，他们还是突破重重阻碍修得正果，做了世间不可多得的“终成眷属”的有情人。这是后话了。
与此同时，我刚满六岁的小弟也欢欢喜喜地跨进了小学的大门。这让父亲显得格外的开心，他为自己与学校领导充满智慧的成功“谈判"而沾沾自喜。因为，没有七岁的孩子是不能入学的。小弟聪明，记性超强，我老早就已经开始教他数数，写字，一位数的加减法，认读拼音字母，外加一些简单的英语单词等。所以，我们所有的人都盼着他早点上学。一是为了不给王伯母添麻烦，二是防止他四处乱跑不安全，三是让他早读书早出息。
从此，我除了自己好好读书，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好好培养小弟。在弟妹三个人中，我对小弟在学习上的要求是最严格的。我经常检查他的作业，平时总是给他增加一些额外的学习任务。比如，让他不定时地背诵课文给我听，课文上的词语重复书写，还不定时地对他进行生字词的默写或者听写的抽查，又或者出些数学题目考考他 。我扮演着当年母亲的严厉角色，而小弟则变成了曾经的我自己。他总是比较听话，每每也都能按时完成我交给他的学习任务。父亲知道后，心里便对小弟给予了最高的期望。因为，大弟是一个贪玩而不爱学习的孩子。父亲不贪心，他的口头禅是再多的儿子，只要有一个儿子能出人头地就让他知足常乐了。
这个时候， 乖巧的妹妹在我的教导下早就学会了煮饭菜和做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儿了，小弟也在大弟的带领下学会了养马，割马草。我和大弟则承担着家中一切重体力的劳动，比如砍柴，挖土，下田帮父亲干农活。
记得，我和大弟为了减轻父亲的辛劳，又考虑到父亲年迈上山砍柴不安全，便揽下了家中一年四季的柴火重担，不再让父亲操心。
而这个想法却不得不迫使我学起赶马车的技术来。因为，赶马去砍柴会事半功倍，我和大弟砍一天就抵得上用人力去砍三天的柴。在砍柴这件事情上，我和大弟可谓合作得天衣无缝而相处甚欢。别看平时我对他总是很凶，他对我也总是口服心不服的，遇到他在外犯了事，或者对我的安排不服从时，我们总会有难以避免的冲突和激烈的争吵发生。但是，只要去砍柴，我们就成了世界上最亲密的战友。
我们往往在凌晨五点钟就起床，两姐弟吃过早餐，再带点干粮备好。于是，大弟帮我一起给自家的小马套上马鞍，再架上马车，我便挥着马鞭出发了。而每次去砍柴也不光是我和大弟两个人，有时是五姑姑和小叔与我们一起同行；有时是哪个堂伯母，堂哥堂姐；有时是王伯母也不足为奇。他们都是借助我家的马车多砍一些柴火，以此省时省力。
当然，每次我总是主动去邀请他们。这分明就是以此回报他们对我们的帮助和关怀之情的意思。特别是舅奶和王伯母他们两家。我想，世界上真诚的情谊大多在劳动的相互帮助中而得以维持与传递，正如患难见真情一样。劳动是朴素的，以至于在劳动中培养起来的感情也是同样的纯净而质朴。
许多年后，我在物欲横流的城市生活中再也没有找到过如此真实的感情。
"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挥动鞭儿向四方、、、、、、”
我赶着马车歌唱着一路向前，大弟则帮我观察和估算对向来车时马车与汽车擦身而过的距离。
而在大山之间，我们挥汗如雨，披荆斩棘，把木柴砍好捆好，再一担一担地从山上挑下来。山路野草丛生，蜿蜒陡峭，我们每走一步都得小心翼翼，不然一个跟斗就会让你坐飞机似地滚到山脚下去，那可就不闹着玩儿的。天气晴朗还好，最怕的就夏天说来就来的雨。下雨后，山路跟泥鳅似的滑，那样就加大了下山的难度了。
一次，我和大弟，小叔，五姑姑就碰到了这样的事情。上山时还是晴空万里，结果快要下山时却突然下起滂沱大雨来。结果，我们四个人淋成了落汤鸡不说，下山时，我们为了安全起见，只得想出了一个办法，把柴火从山上滚下去。那一次，我们花了比平时多一倍的时间才完成任务。直到天黑才回到家里。
这还算不得什么，最要命的是每年三伏天去给水稻授花粉，那才是让我最刻骨铭心的劳动记忆。
至母亲走后，父亲一个人忙不过来，便不再种西瓜。父亲一直响应政府的号召，年年都与镇上的农业技术部门签约，年年都种三亩地的谷种。水稻种子、农药化肥、种植的技术等等都由政府免费派发。作为农民的父亲只管按技术人员教给的方法耕种和播种、施肥、打药。水稻种子是分公母的，长得高大而粗壮的禾苗叫父本，而长得矮小的禾苗则叫母本。田被父亲整成一块块大约宽一米五的长方形，每块之间隔着二 十公分的距离。母本被种植在一块块耙得整整齐齐长方形里，在长方形的外围则种植着一行父本。等母本和父本长到一定的高度后，父亲就得给他们打两种不同的药，一种是控制母本不再长高的，一种则是让父本长得更高的。听父亲说，两种药水的量都有严格的要求，否则会影响产量。有一次，父亲生病，唯有我和大弟去打药，父亲都还是坚持亲自在田间给我们配好药，不敢有丁点的疏忽和大意。
而工作量最大，也最辛苦和忙碌的事情要算给水稻授花粉了。
所以， 每年的暑假，我和大弟几乎有大半的时间都是在田间与父亲一起渡过的。水稻花开往往正是下午11：00到14：00的时候，而这个时间点刚好是太阳最猛烈的节骨眼。阳光像烧红的碳火一样肆无忌惮地烤在我们娇嫩的皮肤上，一天下来，我们就晒成了地道的非洲小黑人。我们每天十点半就吃过早饭，然后全副武装地跟在父亲的屁股后面，赶往小河对面的那片绿油油的田野。我们得穿着长衣长裤，而且要厚点的，不然父本坚硬的禾苗叶片会把我们的皮肤割伤。我们头上戴着斗笠，手上还得戴上手套，肩膀上搭一条破毛巾，为了要擦脸上如雨而下的汗水。我们一家人就这样出发了，每人手里还拿着二根一米五到两米长的小木棍，活脱脱像一支奔赴前线战场的士兵。
我们在父亲的带领下，按父亲的指示和教导，没有一天功夫，我们就跟着父亲学会了如何给水稻授花粉
当太阳笑得最恶毒的时候，无声绽放的稻花静静伫立在水田里，宛若处子。父亲在田间穿梭着，细细地巡视着每一畦水稻。当父亲一声令下，我和大弟便拿着二根木棍，光着脚丫下田了。
瞬间，小小个头的我和大弟便被一片片绿浪给裹夹着吞没了。
我们沿着两块长方形之间20公分距离的地方慢慢往前面走，一面走，一面用二根木棍拍打两边高高的父本，让父本与母本的花粉能更好更完美地完成一次史无前例的伟大联姻。为填饱人类的肚皮，也为了廷续人类命运！更是为了我们一家人的温饱与幸福。
一阵清风吹来，淡淡的稻花香和着浓浓的禾苗草香味便浸透了我们的五脏六腑。如果没有风，我们便被稻田里沉闷得让人窒息的空气给活埋了，只听见“沙沙沙"的声音此起彼伏，那一定是我们手上的木棍亲吻着禾苗绿叶发出的低语呢喃。紧接着还有我们与父亲一个脚步一个脚步踩在水里的“咕隆，咕隆”的声音，好不热闹。
我和大弟，谁也不敢偷懒和懈怠。我们都知道，我们做的这件事，关乎我们一家人一年的温饱问题，还有我们读书的事情。
因为，种出来的谷种（母本）是要卖给国家的，一斤三块多，父本就自己当粮食吃。如果能丰收，那就意味着父亲既解决了一家人的口粮，又不用为我们四个人一年的学费犯愁了。
可是，太阳实在太毒了。有时，我们从绿浪里出来，总觉得自己的嗓子都在冒烟。头上，脸上，身上，水洗过一样的，湿淋淋的，整个人就跟从水里捞出来似的。而且，我们黝黑得发红发亮的脸颊上还时常有一绺绺禾苗绿叶亲吻过的痕迹，汗水沾上去，麻辣辣的刺痛，再加上太阳的炙烤，简直一张脸有如着了火一样的难过 。
三亩田，父亲给我和大弟都分了任务的。但是，往往很多时候，父亲总是授完他自己的任务后，又跑来帮我们。大弟和我有时也会帮父亲。甚至，有时，我们爷仨忙完了还会去不远处帮下大姑家授粉。后来，有一次，父亲便干脆派大弟去大姑家帮了一个月的忙。
每忙完一个回合，我们就坐在田埂上歇十来分钟，擦把汗，喝口水。我们一边不停地用斗笠给自己扇凉，一边拼命吹口哨，总想把躲迷藏在田间稻浪里的风儿引来抚慰下我们火烧火燎的灵魂、、、、、、
我们一家人就这样在劳动中相依为命地活着，走过春秋四季，走过人生最珍贵而光辉的岁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