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认为海明威是个伟大的作家，那是你不知道他有多渣

中信书院

3天前

文：sus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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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天，同事夕山向我分享了一首老歌《三个人的晚餐》：

三个人的晚餐 没有人开口交谈

窗外星光斑斓 没有人觉得浪漫

三个人的晚餐 怎么吃也吃不完

因为我不知道 该如何互道晚安

光是看着这些文字，都能感受到满满的尴尬与纠结。和自己的前男友以及他的现任在一张桌子上吃饭，恐怕没有哪个女生希望体验这种场景，一定恨不得当场掀桌走人。不过，也不要以为这样的事情只会出现在歌词和电影里，现实生活永远比文艺作品更令人瞠目结舌。今天我想要讲的，就是一位大作家错综复杂的感情史，他曾经和妻子、小三同住在一栋小别墅里，每天一起打桥牌、骑三人自行车，在海滩上晒太阳。丈夫和妻子吃早饭时，小三也会偷偷溜进他们的卧室，爬到夫妻俩的床上，要和他们一起吃。这样匪夷所思的“三人早餐”，大概再狗血的编剧也想不出来。不错，这位大作家就是海明威。而与新欢旧爱同住一间房的这段时光，据他所说，“特别适合写作”。

可是，那个一本正经、穿着高领毛衣、留着络腮胡子的老头海明威，怎么会做出这么奇葩的事情！这就要待我从头说起了——

1921年，海明威22岁。他刚刚从欧洲战场归来，找了一份记者工作，没有发表过任何文学作品。他很穷，不过很帅。

一文不名的海明威寄住在发小儿的公寓里。在那里，他遇到了一位叫哈德莉·理查森的红发女子，她大海明威8岁，能弹一手好钢琴，内向，害羞，几乎从未有过恋爱经历。两人一见倾心，互相给对方起了很多外号。那一年9月，他们结婚了。

哈德莉对海明威崇拜得要死要活，她喜欢他的大块头和男子气概，坚信他会成为天才。1921年夏天，哈德莉得知海明威正在构思一部长篇小说，简直激动坏了。只要未婚夫开心，她可以帮忙做任何事。“你要写小说，这太好了。我可以特别特别开心地陪你写完它，或被你踢出门、塞进某个角落里，只要你愿意。”

新婚的海明威时常向朋友们抱怨，报社记者的工作会分散他的写作精力，但为了支撑这个家，挣够每天吃的面包钱，他只能坚持做下去。他说的其实并非实情。家里的顶梁柱不是海明威，而是哈德莉。她有一个信托基金，是她的银行家祖父为她投的，被她称为“我亲爱的一小袋果仁”。基金每年为哈德莉提供2000到3000美元的零花钱。

哈德莉尽数将这笔资金投在了丈夫身上，让他抛开生活负担，专心写作。那年冬天，夫妻两人决定离开美国去往巴黎。哈德莉放弃了自己的蜜月之旅，全心全意支持海明威在这座世界文学艺术之都，追寻自己的作家梦。面对这段即将到来、前途未卜的“法漂”岁月，哈德莉对丈夫说：

“欧内斯特，你做的是非同凡响、惊天动地的事。让我们永远不要分开，让我们一起向前。”

成名之路并不顺遂。巴黎迎接他们的，是难以想象的贫穷和饥饿。

海明威和哈德莉起先住在拉丁区的一间小公寓里，每层楼都有一个难闻的小便池。楼下是喧闹的舞厅，小路上挤满了乞丐。后来他们搬到了一家锯木厂的楼上。为了躲避巨大的噪音，海明威每天只能去咖啡馆写作。

他们在河边一家公共浴室洗澡。没有钱买炭火，家人在室内要多穿一件毛衣保暖。没有钱吃饭，海明威会去卢森堡公园里偷袭鸽子，逮回来炖了吃。有传言说他的新生儿子邦比只能睡在抽屉里。

哈德莉在整座城市里寻找便宜的食物，鞋底上的洞让这项工作更加折磨人，但换鞋底是他们承担不起的奢侈之举。哈德莉的衣服渐渐碎成了一片一片，甚至有朋友看不过去，为她做了一条裙子。她左右为难地大哭了一场，最终还是在自尊心的驱使下拒绝了施舍。

负罪感让海明威备受煎熬，因为他本可以回去做记者，减轻家里的负担，但是他放不下自己的作家梦。哈德莉从不抱怨，这让海明威内心更感沉重：“做着自己想做的工作、从中获得满足感的人，却不是那个最受贫穷之苦的人。”

但是对他们来说，这样的生活也充满了乐趣，就好像一场浪漫的伟大冒险。他们感觉自己比那些生活宽裕的作家更高尚，更珍视生活中简单的乐趣。他们喝便宜的烈酒，对自己的贫民食品甘之如饴，在夜晚的被窝中，沉醉在对方身体的温热里。

海明威的一些朋友很为哈德莉抱不平，说海明威就是个整天待在家里，靠妻子养活的“软饭男”，但他身上确实有值得喜欢的地方。

1922年，哈德莉乘火车去瑞士洛桑看望出差的丈夫，出发之前，她鬼使神差地做出了一个决定：把丈夫所有的创作手稿——包括他的短篇小说、诗歌和一部长篇小说，以及这些作品的全部副本都装进了一只箱子里，随她一起上路。她在中途下车买了份报纸，然后发现箱子不见了。

当时没有电脑、硬盘、复印机。哈德莉弄丢的是海明威全部的文学产出，是他三年来所有的心血。

但当哈德莉嚎啕大哭着出现在火车站，向海明威坦诚一切时，他却丝毫没有计较。当晚他回到了巴黎，确认一切都已丢失后，他钻进了被窝，在两个枕头之间绝望地躺了一晚。但即使在多年以后，这段婚姻早已终结，回忆起这件事情，海明威也只是说，可怜的哈德莉是一个“可爱的、一心一意的女人，在保存手稿方面运气不好”。

“她不是我雇来专门看守稿件的，她的本职工作——当一位妻子——做得真的十分好。”

就当海明威夫妇刚刚在巴黎站稳脚跟时，一位不速之客出现了。她就是宝琳·菲佛，一位来自美国的时尚编辑。

宝琳首先认识的是哈德莉。一天打完拳击，满头大汗的海明威来到朋友的公寓，看到妻子正和两个小鸟一样的陌生女子叽叽喳喳。那就是宝琳和她的妹妹弗吉尼亚，姐妹俩新潮得近乎扎眼，留着波波头和严实的刘海，像极了日本艺伎娃娃。

宝琳和哈德莉几乎没有任何相似之处，宝琳腰缠万贯，父亲和叔叔对她宠爱有加，定期把她的钱包装满美元。那一季，宝琳身披巴黎顶级设计师操刀的华贵金花鼠皮大衣，耳垂上时常戴着绿宝石耳坠。她觉得泡咖啡馆“不合她的身份”，甚至她说话时用的词都是时尚而奢华的：她把赏心悦目的人或东西形容为“甘露般的”（ambrosial），那会儿的时髦女人形容最好的东西时就用这个词。

为时尚记者，宝琳的生活围绕着采访、秀场、打字机和交稿期限展开，但哈德莉的生活却献给了照顾儿子邦比、搜寻便宜食品等日常琐事。

第一次见面，海明威和宝琳互相看不顺眼。宝琳觉得海明威粗鄙、不靠谱。而海明威首先喜欢的是她的妹妹弗吉尼亚。

“我乐意和弗吉尼亚一起外出，让她穿上宝琳的大衣。”

据说他一度和弗吉尼亚互相调情，甚至有可能私通过。但这次短暂的出轨很快就结束了。

不过，宝琳却从海明威夫妇生活中偶然闪现的新面孔，渐渐变为不可缺少的常客。这段时间，海明威夫妇一定曾站在他们富有的新朋友的位置上审视自己的生活。很难想象，笼罩着夫妇两人的那层浪漫纱帐一次都没有被扯下来过，那种苦闷、不得志的挣扎，始终埋在了他们心底。

1925年夏天，海明威带着哈德莉和一群朋友去了西班牙看斗牛，这次旅行最终成了他文学生涯一飞冲天的起点，却也是他与哈德莉婚姻终结的开始。

去看斗牛的一群朋友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位年轻的女贵族——杜芙·特怀斯登夫人。她来巴黎是为了度过难熬的离婚期。

杜芙喜欢戴男式软呢帽，穿着简约的羊毛衫、粗花呢裙。当时没有几个女人敢这么穿，因为羊毛衫是男性的服饰。杜芙四肢修长，留着短发，走到哪儿都鹤立鸡群。

在巴黎，她有个同居的情人帕特·格思里，他俩每夜喝酒直到天亮，第二天睡到下午才起床。后来她又勾搭上了海明威的朋友哈罗德·勒布，而海明威本人也对她动了心。

当然，以上提到的这一伙人全都来到了西班牙。于是一场好戏上演了。

在斗牛节上，格思里和勒布为了杜芙争风吃醋，杜芙乐于在情人之间制造摩擦，故意摆出很冷淡的样子。一天中午吃饭时，勒布追问一位朋友，海明威会不会和杜芙有一腿？好一会儿才注意到哈德莉正坐在旁边。

旅行归来后，海明威把斗牛节上发生的一切事情都写进了书里，这就是《太阳照常升起》的雏形。杜芙最终化身波莱特·阿施利夫人，在小说中与海明威难舍难分，其他的几位朋友则被海明威写成了可笑的丑角，他们的各种私情和丑事在书里被大加曝光。

随着那些富裕的新朋友对他钟爱有加，各种轻浮的享受扑面而来，海明威显然乐在其中。哈德莉曾经坚持说，她依然让海明威引以为荣，依然对他保有吸引力，但是在1925年，海明威描述他们两人的关系时，语气带上了一丝冷淡的味道。

《太阳照常升起》的初稿完成后，海明威去了去了瑞士施伦斯度假——说是度假，其实他得了重感冒，却还是坚持一遍又一遍地修改着小说。在私人生活中，海明威永远会把写作排在第一位，此外一切都是次要的，他想让自己的小说“好得要命”。

然而不久，一个帮他修改小说的人不请自来了。

宝琳·菲佛在圣诞节期间到达了施伦斯。12月初，曾有人在巴黎的一条街上见过这样的奇景：身材娇小的宝琳拖着一副雪橇，身上还穿着路易斯·布朗热设计的时髦套装。她声称自己将要和海明威一家人共度冬季假期。

后来海明威说，宝琳不是去施伦斯滑雪，而是去“谋杀”他的婚姻。她蓄谋已久，早就开始了把他从哈德莉那里抢走的计划：“一个未婚的年轻女人暂时成了另一个已婚年轻女人的朋友，进入了夫妻俩的生活，然后在不知不觉中，貌似无辜而又毫不留情地把那个丈夫据为己有。”

当时海明威花了大量时间修改《太阳照常升起》，这意味着在海明威工作的时候，哈德莉需要一个伙伴，而宝琳确实貌似一个不错的选择。于是，每天工作结束后，就有两个女人同时勾引他。他后来写道：“其中一个是新颖、特别的，如果他运气特别差的话，会同时爱她们两个。”

“所以，两人之中谁更无情，谁就能取胜。”

虽说是勾引，也要双方你情我愿才能成功。宝琳早就名声在外，是远近闻名的“猎男者”，专门拆散别人家庭。不过她也有一些优势，明显鼓舞了海明威反过来去追求她——她是富家女，而海明威始终穷得毫无翻身之力。

不知海明威和宝琳是在施伦斯的时候就有了肢体交流，还是在几周之后才苟合的。但当宝琳离开奥地利时，她和海明威夫妇至少在感情上已经形成了三角关系。

回到巴黎后，海明威的一位朋友在路上偶遇哈德莉，问她宝琳去施伦斯后他们玩得怎么样。

“她要夺走我的丈夫了。”哈德莉说。

小说修改完成后，海明威去了一趟美国，也是在为即将问世的文学新作造势。在纽约文学圈，他陷入了一段暧昧之中，对方是文学圈中著名的“冰雪皇后”，埃莉诺·怀利（Elinor Wylie）。

在文人眼中，怀利是一位不可亵玩的缪斯，她那种讨人喜欢的thinking girl：卷发中分，脸旁的头发特意梳成大波浪。“貌美倾城，却又是那种冷傲的类型”。

怀利和海明威一样有种独特的个人魅力，吸引了一批死心塌地追随她的人。海明威显然受到了感召。我们不清楚他们两个是否成了情人，不过海明威登上轮船回施伦斯之前，怀利送了他一路，中间还在几家私酒馆稍作逗留。

然而，返回施伦斯后，海明威看到哈德莉在火车站接他，她的脸被冬天的阳光晒成了金黄色，红发闪闪发光。敦实的小邦比站在她身边，一头金发，样子有点儿像日耳曼人。海明威看见他们等在那里，就“觉得自己宁可死”也不能背叛他们了。

度假结束后，哈德莉回到巴黎，随即接到了邀请：宝琳和弗吉尼亚邀她一起去游览卢瓦尔河谷的酿酒区，费用由宝琳承担。

哈德莉答应了，但很快就后悔做出了这个决定。这是一趟别别扭扭、极其诡异的旅程。三个人坐进汽车后，一路上宝琳都摆着一副臭脸。只要哈德莉问个问题，或者发句感叹，宝琳就会不怀好意地顶一句回去。哈德莉尽力避免与宝琳发生直接的冲突，但宝琳的怒气根源何在，她必定也明白了一些。

回巴黎后，哈德莉和海明威摊了牌。海明威勃然大怒。是，他承认自己出轨了，但他接着掉转矛头，咬定哈德莉才是给他们的婚姻带来无法修补的裂痕的人，因为她挑明了这件事。如果她不把事情拿到台面上来，一切都会安然度过——至少在哈德莉的理解中，这就是海明威的立场。我们不清楚他的意思是这段私情会自然而然地结束，还是他会继续幸福快乐地享受着妻子和情人共同的关爱。哈德莉在哭，海明威愤然冲出了家门。

夫妇俩决定不分开。不过，很明显海明威没想让宝琳离开自己的生活。这次争吵后不久，宝琳通过海明威转交给哈德莉一封信，要求和她来一场女人之间的交谈，哈德莉拒绝了。宝琳·菲佛的邀请，她已经受够了。

摊牌之后没多久，海明威计划再和哈德莉去一趟西班牙看斗牛，但是邦比突然咳嗽不止，哈德莉就留在了巴黎照顾孩子。海明威一个人踏上了旅程。到马德里后，他立刻元气满满地投入写作，仅仅一天，他就写出了三篇短篇小说。

哈德莉计划把儿子送到海明威的朋友——墨菲夫妇的庄园中，这样她就能赶去马德里与丈夫团聚。不料刚来到庄园，儿子就被诊断为百日咳，母子两人随即被隔离了。

他们住在一栋小别墅里，墨菲夫妇每天会送来生活必需品，但孤独和不确定折磨着哈德莉，她感到大家都在“远远躲开我们这些有毒的人”。

不过不久之后，陪伴她的人来了，哈德莉又想念孤独了。

“星期三菲佛要来看一看。”哈德莉在一封信中告诉海明威。

不久以后，海明威也来到了小公寓与妻儿会和，这就凑成了文学史上一幕最诡异、最憋闷的家庭场景。一栋两间卧室的小别墅，一个情人，一个愤怒的妻子，一个生病的幼童，还有一个不知所措的保姆，任何一个男人都宁死也不会住进去吧？但是海明威后来说，那个环境“特别适合写作”。

三个人被迫开始了一段别扭的乡间生活，展开了各种各样的三人活动：打桥牌（哈德莉讨厌打桥牌），骑三人自行车，还有日常的海滩时光（宝琳教哈德莉潜水，并不愿意学习这种技艺的哈德莉差点被淹死）。无处不在的宝琳令哈德莉很恼火，但她无助地处于劣势，因而忍下了所有冒犯。有一次保姆把早餐用托盘端进海明威夫妇的房间，据说宝琳也跟了进去，并且爬到了夫妻俩的床上，要一起吃。

看到自己在那年夏天的处境，哈德莉一定发觉了，海明威在她和宝琳之间已经做了选择。这个选择是如此富有象征意味。在里维埃拉，在新朋友华美的别墅里，丈夫时髦的情人一直不离左右，痛苦的事实再清楚不过了：海明威已经离开她继续前行了。他的前程理想已经化作现实，他们已然身处其中，那是一个明媚、辉煌的世界，远远抛开了锯木厂阁楼上画饼度日的天真和幻想。海明威和哈德莉不再一起对抗富人的游手好闲、麻木不仁，不再从温暖的床铺、简单的饭食和单纯的爱里寻找抚慰。她的寒酸从前会散发出一种特殊的高贵，现在，就只剩下了不得体、不相称。猛然间，她在丈夫日新月异的生命中成了一个问题人物，不是被修理，就是被抛弃。那年夏天海明威已经无情地裁去不少东西了。

哈德莉和海明威作为夫妇的最后一次共同旅行终于里昂车站，三年半之前，哈德莉正是在这里弄丢了海明威构思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回首往事，令人一时不知今夕何夕。

在《太阳照常升起》出版前，海明威修改了文前的赠言：

献给哈德莉·理查森·海明威和约翰·哈德莉·尼卡诺尔·海明威

(约翰·哈德莉·尼卡诺尔·海明威即海明威与哈德莉的儿子邦比)

接着他又画掉了这几个字，改成：

这本书献给哈德莉和约翰·哈德莉·尼卡诺尔

改后的献词显得既心酸又直接。乍看上去，只写名不写姓暗示着丈夫对一贯支持他的妻子的亲密之情。然而，正当海明威终于要在文坛一鸣惊人时，另一个女人跳了出来，要替代哈德莉待的位置。突然之间，哈德莉甚至和“海明威”这个姓氏都没有一点儿关系了：只消在她的姓上轻轻一画，5年的婚姻和信仰就这样戛然而止。海明威将《太阳照常升起》所有的版税都留给了哈德莉母子。他在最后一封信中告诉哈德莉，自己过去和将来出版的所有书的收入，都会放在邦比名下，由她监管。

“这确是你的权利，是你应得的。”

写到这里，我无意为海明威洗白，但看到这样的三角关系，就单纯把他定义成一个“渣男”也是不妥当的。至少他曾付出过真心，一种难以想象的激情和热爱。说到底，他最爱的也许还是文学，而这种超乎寻常的真诚，没日没夜的创作，喷薄欲出的才华，会让人们很容易原谅了他的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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