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影视作品，能有改变国家的力量？
中国有《我不是药神》。
上映后引发高价药品的讨论热潮，推动了《药品管理法》的修订进程。
印度有《摔跤吧！爸爸》。
主演阿米尔·汗原本就有“印度良心”之称。
电影证明了女人也能成为摔跤手，为国争光，甚至足以改变印度女性的地位。
韩国有《寄生虫》。
一举拿下包括最佳影片在内的四项奥斯卡大奖，导演奉俊昊更是被网友戏称为“韩国第五大国宝”。
它不仅书写了韩国电影的新历史，同时也推动了新政策的产生。
“寄生虫式”的贫富阶级对立得到了更广泛的关注，政府将拨款给1500户居住在半地下室的家庭用以改善住房条件。
但这显然不是韩国电影第一次推动社会的发展进程。
2011年的《熔炉》，取材于韩国某聋哑学校性侵的真实事件。
电影上映的第37天，韩国国会通过“熔炉法”。
2013年的《素媛》，确立韩国关于性侵未成年人的“赵斗顺法”。
因为凶犯原型赵斗顺将在今年出狱，此前有超过50万的民众请愿不能让他回归社会。
在韩国影视圈，现实主义就像一阵愈刮愈猛的大风。
除了这些大银幕上的故事，一直以敢想敢拍著称的韩剧也在这几年频频呈上佳作。
比如，近日热播的《梨泰院Class》。
播出不到一个月，就有近4万人在豆瓣打出8.6的高分。
同时，它还跻身“一周全球口碑剧集榜”第二名。
之所以掀起如此大的观剧热潮，离不开它的核心：高燃复仇。
《梨泰院Class》改编自同名漫画，原著本就极具反叛精神。
故事发生在梨泰院街道——这个微缩的小型社会上，一群为了生活而相聚的年轻人追逐着各自的人生价值。
因为世界本就是不合理的，所以他们反叛、创新、有坚韧的意志。
男主角朴世路（朴叙俊 饰）是一个从不向非正义妥协的直进型青年，他的父亲在他中学时代因为一场交通事故意外去世。
朴世路想要为父亲讨回公道，但出身财阀的肇事者轻轻松松就躲过了法律的制裁，他自己却因此而入狱。
出狱后，仅有初中学历还带着犯罪前科的朴世路，辛苦工作了七年，终于攒下钱在梨泰院开了名为“甜夜”的小酒馆。
至此，朴世路的人生心愿仅完成了一半。
同时，他也在不断积蓄着能量，目标是有朝一日能够打败他一直以来的对手——
餐饮业的最大财团“长家”，也是当年操作案件的幕后凶手。
贫富差距、阶级对立。
《梨泰院Class》和《寄生虫》不约而同都在谈论这些话题。
越是民生疾苦，越能引发共鸣，也越能被艺术家们看见和表达。
奉俊昊在《寄生虫》中展示的贫富差距，多是可概括的符号化形象。
富人和穷人居住在各自的阵营里，一边是体面的不受洪灾和虫害侵扰的世外桃源，另一边是暗无天日永远直不起身的城市角落。
电影中被频繁提起的“味道”一词，则更像是一条横亘在阶级中的分界线。
谁也形容不出，那到底是什么样的味道。
或许是发霉的半地下室、未干的汗渍、街道喷洒的消毒水、雨夜里终于崩溃的城市下水道。
富人们总是能敏锐地察觉，但身在这种味道里的人自己却不知道，当然也就无从抹去。
而这种味道的另一个名字，恰恰就是贫穷。
《寄生虫》里没有一个有错的富人。
朴社长工作认真、事业稳定；社长夫人顾家且细致，夫妇恩爱、家庭美满；一对儿女喜人可爱，没有争吵、暴力、冲突。
他们的朋友也谦逊有礼，无论是对曾经的帮佣还是现在的家仆，他们都慷慨、大方、得体。
但就是有人永远恨着他们，无论他们是否有错。
作为一部商业电影，《寄生虫》在内容和时长上都受到了一定的限制。
相比较下，《梨泰院Class》作为电视剧的优势反而显现了出来。
在这个世界里，正义与邪恶不再绝对，贫穷与富有也不始终站在对立面，一切都可以发生改变。
朴世路这个角色，是近年来韩剧中少有的愣头青形象。
他出身平凡、不知变通、没有朋友，面对富家子弟对同学施暴，他选择的是用暴力予以还击。
这或许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正面形象，却又无法不说他是一个“好人”。
更复杂而多变的，是女主角赵伊瑞（金多美 饰）。
智商高达160的天才少女，SNS上明星级别的网红，多才多艺、能力超群。
可她却偏偏有着天生的反社会人格，口舌锋利、目中无人。
于是，中国网友送了她一个更形象的外号：韩版“魏璎珞”。
赵伊瑞把官二代欺凌同班同学的视频挂到网上，即便是对方家长找上门来也毫不畏惧。
她从来不做“形式主义”的惩罚，伸张正义的时刻俨然一朵“黑莲花”。
正是她的存在，让《梨泰院Class》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一部“爽剧”。
当然，即便他们都是亦正亦邪的性格，也不能代表普通层面的“贫穷”。
但站在他们对立面的，正是如同乌云般笼罩着韩国社会的“财阀政治”。
更有趣的是，《梨泰院Class》里的“财阀”不再只是有钱人的团体，还包括那些从底层出发、不断受到财阀影响的人。
女二吴秀雅（权娜拉 饰）就是这样的形象。
她从小在保育院长大，一直受到“长家”集团的资助。
学生时代面对校园暴力，她愤怒却选择沉默不发声。
大学毕业以后她进入“长家”工作，而她的对手却是一直以来都在爱慕她的男主朴世路。
她有自己的野心，有想要得到的东西，于是她也在这个财团里越陷越深，走向了与朴世路完全不同的另一个方向。
以朴世路和赵伊瑞为代表的一群人的创业史，不只是简单的为了金钱和地位而做出的奋斗和努力。
他们更像是在进行一场漫长而充满正义感的“复仇”：
有为了父亲意外死亡的复仇，有为了法制受到金钱操控的复仇，还有为了社会充满的不平等的复仇。
这样的复仇，在《寄生虫》中则是最后一场阳光下的“无差别”谋杀。
女主人举办的派对成为了两个家庭家破人亡的导火索。
长年居住在阴暗地下室的男人终于冲进太阳底下，他是比金基泽一家更穷的穷人。
他把刀刺向形同于“诈骗团伙”的这家人，是他们的出现打破了他原有的“寄生”平衡。
而金基泽也终于为他自己身上的“味道”进行了复仇。
他的复仇愿望比前者来得更猛烈也更突然，他冲破了因金钱而被分割的两个阶级，最终实现了“无计划”的计划。
从《寄生虫》到《梨泰院Class》，贫富关系也发生了一种明显递进的变化。
《寄生虫》里无论是金基泽一家还是地下室一家，都因为能给朴社长工作而感到满足。
这种满足是带有依附性的，一旦脱离有钱的寄生家庭，他们的生活就会停摆不前。
而《梨泰院Class》让主人公的财富从零开始，他用时间积累财富，再用智慧发展财富，最后形成了一种与富人权力的对抗。
前者我们看到的是韩国阶级上升之路闭塞，穷人难以改变命运无能为力的绝望；
而后者我们看到了在这一困难处境中社会群体间对抗的决心。
或许这种决心在现实生活中有很多，但最终能把它变成现实的仍是少数。
《梨泰院Class》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也正在于此。
现实主义的影视作品，之所以每逢佳作都可以掷地有声，是因为：它们源于实际，却不囿于实际。
从生活里诞生的故事，往往比天马行空的幻想更具有吸引力，观众在真实感中得以共情，于是回馈比作品声音更大的反应。
而那些在现实中依然无从下手的事，则因为这些戏剧化的呈现，显得更具有说服力和可能性。
它们不仅是生活的镜面成像，也是艺术化的未来可能。
《寄生虫》和《梨泰院Class》所表现的，既是属于韩国的，也是属于世界的。
正如2018年《我不是药神》历经坎坷最终上映，我们看到，好作品不会永远被藏在制度背后。
但好的作品没有诞生，也不能永远归因于所谓的“层层筛选”。
影视作品是导演、编剧、演员等无数人能力的整合，也是以这些能力为根本而诞生的花朵。
或许土地依然贫瘠，但如果没有播种，就永远不会有收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