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这一生，最传奇的反倒是他被贬的三次经历。
元丰三年，因反对王安石变法，从湖州通判的位置上，被“双规”到开封，变法派给他安了个写诗讽刺新法和朝廷的罪名，差点将他砍头，幸亏宋朝有不杀士大夫的古训，经许多人求情，他在狱中待了103天，经受无数次提审，以流放黄州（今湖北省）为结局。
当时的湖北不像如今这般繁华，虽然宋朝以来，南方多有开发，蛮夷较少并逐渐汉化，但南方多瘴气，气候过于湿润（虽然在今天看来也没什么）。更主要的是，当时人们的观念即是南方为偏远不发达地区，和现在的大西北差不多。苏轼有一号，“东坡居士”，就是在被贬黄州时起的。以前的苏东坡年轻气盛，直言豪爽，带着川蜀汉子不怕事儿的精神，现在好了，受到人生第一次打击的他，只好寄情山水，发发感慨。
元丰六年十二月夜，与张怀民深夜未寝，至承天寺看月亮。看月亮是当时的苏轼经常做的一件事。放在如今的环境里来理解当时他的心境，不难看出他心里明白自己处在人生低谷，士气低落，萎靡不振，他感叹世上无闲人，只有他和张怀民两个人耳！这种感慨信手拈来，像牢骚，也像阔达。
夜游的次数不断增多。光被他记载下的游赤壁就至少两次，于是有了前后《赤壁赋》，赋的文体有点像歌，堪比如今的说唱，特别能抒发人的心情，不知苏东坡用“巴适得板”这样的四川话，念自己的赋文时，是怎样一种潇洒？在这两篇赋中，他抒写了自己的心灵，希望能够达观，出世的哲学正是在寻找寄托与安慰。内容大家都很了解，不再赘述。
有一次，苏东坡夜游，很晚才回家，他独自一人拄着拐杖走到家门口，叫了几声门，没有人回应，只听到自己的童仆鼻息如雷鸣，于是反观自己夜游，发现几年来胸中不忿仍未消减，虽然人前常强颜欢笑，当夜晚来临，揭下面具时，才发现真实的自己。“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他豁达出世的苗头已经非常明显，然而世人总是先看到庄子的逍遥游，才明白庄子也有困兽之斗，苏东坡亦然。
神宗驾崩，哲宗继位，因为年龄小由高太后执政，高太后喜欢保守派的旧臣，极喜爱苏东坡，召他回京，苏东坡此时做的最大官职是翰林院大学士之制诰，为皇帝拟诏书，相当于皇帝秘书，再进一级就是宰相。干了几年，觉得宦海难处，又调到杭州做太守，太守是地方上的一把手，在那里他过的很自在。人就是在这种时候确认自己的内心，做出人生选择的。
危机再次降临，高太后殡天，执政的哲宗也成了改革派，任用继承王安石变法志向的章惇为宰相，继续变法。当年，哲宗为了表明自己变法的决心，将年号由元祐改为绍述，意思就是继承父亲神宗的变法遗志，述，重述之意也。章惇在历史中的形象极为复杂。认同王安石变法的人，认为他革除弊政，对外族入侵态度强硬，称他为“铁血宰相”；不认同王安石变法的人，则认为他为人刻薄，草菅人命，心狠手辣。他曾经为了打击保守派，将已经死了的司马光（前宰相）开棺鞭尸，剥夺后世子孙爵位和家产。
有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苏轼在黄州时，章惇也在湖北任职，苏轼很喜欢章惇的才华，与他是极要好的朋友。有一天，两人到当地的芦山闲逛，走到一处悬崖绝壁，通向对面的只有一座岌岌可危的吊桥，章惇说要同苏东坡到对面崖壁上题字留念，苏东坡不敢，劝他转头离开。章惇却毫不畏惧走过吊桥，将衣襟扎进腰里，抓紧一根藤，荡到对面绝壁上，提笔挥毫：章惇苏轼到此一游。然后又原路返回。苏东坡对他说：你以后一定会杀人！因为一个连自己性命都不爱惜的人，一定也不会爱惜别人的性命。
据说，苏轼第二次被贬岭南惠州，章惇也有“功劳”。岭南名字的由来是在今大庾岭以南，在今广州省，偏远可想而知。苏东坡是有宋以来，第一个被贬至此地的士大夫，此地瘴气更加厉害，还有未开化的蛮族人民。据苏轼记载，当地有杀婴的习俗，他几经教化，仍无济于事。为了到达贬谪之地，他曾借官船南下，可在半路，传来他又被降级的消息，他没有了乘坐官船的资格，被当地官吏赶下船，徒步前往下一个目的地。当时他五十七岁，当过三个部的部长，当过皇帝秘书，副国级，如今他成了一介贫民。
他的官俸极少，需要弟弟子由接济，然而子由也被贬了。为了养家糊口，他向当地的一个穷书生学习如何开支花销，将一月的钱悬在房梁上，每天用竹竿挑下当日的费用，不再多花一分钱。但这里面还有让苏轼高兴的地方，如果到了月底有剩余，他就拿出来换酒喝。
苏轼从没有像现在这么爱酒。有些人天生能喝，他却是属于三瓶就醉的那一类，但他也喜欢看别人喝酒。当地有酿私酒的风俗（宋朝酒是官营，国企），出产一种很好喝，补气的桂酒，苏轼非常爱喝，有一天，一个从很远地方来看他的朋友，苏轼请他喝桂酒，说你来岭南喝一杯桂酒，就已经不虚此行了！
老了的苏轼越来越可爱，他有个邻居，林太太，经常赊酒给他。大概是为了省钱，他自己酿酒。苏轼一生爱花木，种橘子树，爱建筑，每到一地就要设计个河堤，至少一个花圃什么的，但造酒估计不行，他有时只爱记录，并不一定真做过。他写歌颂酒的赋，“予饮酒终日，不过五合，天下之不能饮，无在予下者。然喜人饮酒，见客举杯徐引，则胸中为之浩浩焉，落落焉，酣适之味乃过于客。”
他也爱吃荔枝，作为吃货，他很贪嘴，“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他惬意的生活传到京城章惇的耳朵里，章惇没想到苏轼这么会生活，按他的计划，苏轼应该在岭南水土不服，死去。结果大大出乎意料。如果被贬的保守派都听说了苏轼的神仙日子，保守派势力怕是会复辟。章惇当时说到：既然你过的这么好，那就再贬你一次！
苏轼第三次被贬到了岭南更南的儋州，已经是现在的海南岛了。天涯海角。章惇为了让苏轼“如愿以偿”，贬他时还煞费苦心，因为苏轼字子瞻，瞻与儋，字形相近，发音相近，于是就将苏轼贬到此地。与此同时，弟弟子由被贬到雷州，与儋州隔琼州海峡相望（后来，章惇被宋徽宗罢黜，贬谪之地也是雷州，命运如此，不禁令人惊讶），可望但不可及。
苏轼发现，儋州竟然没有瘴气，这真是太幸运了。在这里他说话肆无忌惮，无拘无束，经常找当地人聊天，别人见他是老干部，文化人，他却对别人说：“如果没什么可聊，咱们就聊聊鬼吧！”
他写信对弟弟说过：“我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在我眼中天下没有一个不是好人。”他当然也是这样做的。
他喜欢画画，但当地缺少纸墨，有一次从北方来一个制墨小有名气的假专家，慕名采访苏轼，他邀请人家陪他一同做墨玩儿，最终得到了几块墨，却把房子给烧了。后来那个假专家回到北方，打着苏轼的名声开了家墨店，生意兴隆。后来是苏轼的儿子苏过，别人问他家父会做墨否他说出来的，但假专家已经赚了很多钱了，没有给苏轼版权费。
苏轼的三次被贬，一次比一次往南，然而他越来越豁达，不在乎，别人总盼望他死在南方，他却并不让人家梦想成真，他活的好好的，还高高兴兴。他也不是赌气，可能刚开始他有过赌气的想法吧，别人并不知道。他活的很潇洒，直到等到自己被召回，他死在了北归的路上。他生前以为自己会死在儋州，希望儿子，不要大费周章，把灵柩送到家乡，葬在海南就好，可是却得到了赦免的好消息。
吃苦的一生不过如此，孟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皮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如果说“大任”是当大官，掌握权力，那苏轼真是白受苦了一辈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