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常想，一个人要消化多少绝望，才能迎来生命中的曙光呢？

    生活中，我们常看到一些外表温和，笑容恬淡的人，初看，你会以为他们的生活，一定是富足而平静的，他们的人生，也应该是一帆风顺吧？

    认识陈老板，是大约十几年前，受公司指派去参观考察一家位于东莞长安的手袋厂，上司用彩信发给我一张名片，按名片上的电话打过去，接电话的女老板，说的是有点拗口的粤语，我们在电话里约好了见面的时间，到了工厂，陈老板逐一向我介绍她的工厂：厂房呈“U”字型，从大门望过去，左边一棟五层楼用作裁剪、仓库和生产车间，中间一栋五层楼用作办公室、样品开发部、展览室，右边一栋四层楼，是厨房、饭堂和员工宿舍。三栋厂房看起来外墙颜色各异，新旧程度也不同，可见它们的建造时间不太一致，见我仔细地打量厂房，陪在身边的陈老板赶紧告诉我“周小姐，您别看我的厂子小，我这三栋厂房可是我自己陆陆续续买地建的呢。我带你参观一下我的生产线吧！”我当时很讶异！心里暗暗惊呼！天哪！这么丰厚身家的老板，怎么会这么务实低调呀！

    我当时任职在一家美国上市公司，我们的供应商大多是几千人的大工厂，陈老板的工厂只有500多人，跟着她巡完了整个工厂之后，我觉得她的工厂麻雀虽小 ，但五脏俱全，非常适合我们公司当时一些小批量订单的生产需求，于是就认真地写了一份推荐报告发回了公司，不久之后，陈老板的工厂正式成为了我们的供应商，我们的友谊，也正式拉开了序幕。

    2017年年底，我作为好友应邀参加了陈老板公司成立30周年庆典活动。出于对这个比我大12岁的老姐姐的敬佩，为了了解她的创业故事，我提前半天赴约，一人一杯茶，我们对坐着，她和我讲起了下面的故事：

    她叫陈爱玲，生于海南文昌，上面有三个哥哥和两个姐姐，她最小，排行第六。当年，因孩子多，她家是村里最穷的一户。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很多家庭都是吃上了顿不知下顿在哪儿，在那么艰难困苦的情况下，她的母亲经常用番薯藤或是花生藤，把自己的肚子绑得紧紧的，目的是让肚子小一些，不用吃太多东西。她上初中时，父亲因病没钱医医治而去世，家庭的重担全部落在母亲了一个人身上，每当到了开学时，没钱交学费的她，总是跟着母亲到七大姑八大姨等亲戚家借钱报名，她总是躲在母亲的身后，偷偷流着泪。那时的学费，虽然只要两三元钱，可是母亲总要跑很多人家看很多脸色才能凑齐那区区两三元，然后等年底卖了自家养的猪，才能把钱还给人家。

    借钱报名的事，从初中持续到高中，幼小的她亲眼看着母亲一遍又一遍为了让她读书而卑躬屈膝求人的过程，心里暗暗发誓要好好读书，要出人头地，要报答帮助过自己的人！她读书的成绩很好，但当时还没有恢复高考，好不容易读完高中的她只能在大队的小学当代课教师。那时的教师工资非常低，生活条件也很差，每天放学后，她还要帮母亲干农活。当听到人家说香港有很多赚钱的机会时，母亲毫不犹豫把家中唯一的一头猪卖了，把卖猪的钱给她作为去香港的盘缠。

    1979年6月初，21岁的她带上母亲卖猪得来的一百元，从海口秀英港码头，坐船到了广州的洲头咀码头，然后，再由广州坐车来到深圳，打算从深圳过境去香港。可这是她第一次出远门，出发之前，她根本不知道去香港需要政府批准，也不知道应该办理什么手续。到了深圳，才听说去香港需要过关手续，没有任何手续的她，只好在罗湖口岸附近一个简陋的小旅馆住下来，每天看见口岸人来人往，自己却急的不知如何是好，小旅馆的老板娘提醒她，如果没有正式手续，只要“花一些钱”也能过去香港。可是，年轻的她，还是没能领悟到该怎样“花一些钱”，而且，那时她已经从家里出来将近一个月，出门时母亲给的一百元，坐船、坐车、住旅店、吃饭，捱到7月9日，她已经是身无分文！在那个通讯落后的年代，她无法向家人求助，也无法回家，万般无奈之下，唯一的办法，只有硬着头皮，跟随着人流走过罗湖桥到香港去。

    决定了冒险之后，她抛弃了所有随身行李，手里只拿着一封亲戚从香港寄给她的信，鼓足勇气，麻着胆子走向罗湖口岸。看到一位在那里站岗的军人，她把手里的信递过去，用十分生涩的普通话说:“您好！我的亲人写信叫我去香港，为长辈办理后事。”那位军人接过信看了看就交给了办事窗口。非常意外地，办事人员看完信之后，直接在那封信写上1979年7月9日，盖上一个五角星的公章。困扰了她整整一个月的事，就这样迎刃而解了！

      她随着人流走到了罗湖桥靠香港的那端，一颗紧绷的心，悄悄放了下来。但此时新的问题又来了，她不知从这里到香港的土瓜湾有多远？也不知道坐车需要多少钱？身上已经没有一分钱的她站在罗湖桥头四顾茫然！幸好，天无绝人之路，这个时候，迎面走来一对母女，母亲约有四十多岁，女儿大约十几岁，母女俩边走边用海南话交谈，听得出她们也是琼海人。像溺水的人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她连忙上前打招呼认老乡:“阿姨，我也是海南人，第一次来香港，不认识路，身上没钱了，我的亲戚住在土瓜湾，您能帮帮我吗？”说着说着，眼泪就哗哗流了下来，那位善良的母亲热情地回答道:“阿妹啊，你不用怕，都是海南人，我们也住在土瓜湾，应该和你的亲戚住得很近，我帮你买车票带你去找她”。

      是浓浓的乡音，让她在困境中找到了希望和求助的勇气。那位素未相识的同乡，帮她解了燃眉之急并把她把她带到土瓜湾的家中，煮了饭给她吃饱之后，又把她送到亲戚的家中，就这样，永生难忘的1979年的7月9日，她一路历尽艰辛到了香港… …

      想象中的香港是十分美好的，但来到香港后的第三天，这种想象就被现实狠狠地击破了！她在老家吃饭的时候，用的是粗大的土碗，因为很多时候要跟随母亲务农，体力消耗很大，番薯粥一顿吃得三、四碗才够，到了香港，在亲戚家里吃饭时候，用的是巴掌大的小碗，亲戚家人饭量很小，只吃一碗就已经饱了，而她吃一碗都连肚子的角落都没填满，想再吃一碗，揭开锅盖发现锅里已经没有了！尴尬的她只好假装已经吃饱… …

    在看到亲戚家并不宽裕的生活之后，她猛然清醒，香港并不是乐土，也是需要付出劳动才能生存。她找到帮助她到香港的那位老乡阿姨帮忙找工作，还好那时候的土瓜湾，到处都是工厂，很快在一家电子厂，找到一份半导体收音机电阻和晶体管插件的工作。第一天工作时候，因为手脚生疏，她被分配坐在流水线的最后一个位置，她十分珍惜这好不容易得来的工作机会，快速地学习其他工人的做法，认真地学习操作。第二天，管工见她聪明好学，就把它向前调一个位置，第三、四天不断向前调，不到一个月，管工把她调到流水线第一的位置。那时侯，普通工人每天工钱14元，调到第一位置的工人每天有2至5元的奖金，加起来每天工钱有将近20元。为了多挣一些钱，每天晚上她再到楼下的玩具厂兼职… …

      不久之后，她在香港站稳了脚跟，并从亲戚家搬了出来，自己租了一间小房子，虽然房间小得只能放下一张极小的床，但毕竟是那是属于自己的空间了！通过自己的双手立足于社会的骄傲令她前所未有的自信。再也不用寄人篱下端别人家的饭碗了！她把自己打工攒下来的钱如数寄回家，让母亲还清了为她读书所借下的债务，也改善了贫穷的家境。

    过了一年之后，机缘巧合之下，她嫁给了一位同乡，不久，第一个孩子出生了，她又要照顾孩子，又要做家务，根本没办法出去工作，还要承担家庭的一切开支。因为结婚后她才知道，她的老公原来是一个不管柴米油盐的人，家里大大小小的事一概不理。每天还拿着他辛勤劳作赚的钱到处花天酒地，而她又是非常传统、坚强的女性，脑子里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思想根深蒂固。无奈之下，她只好从一家手袋厂领一些物料回家里来做，一边带孩子，一边做家务，一边做手工，赚钱养家。在那些年里，为了维持家计，她每天做到深夜两点才睡觉，鸡啼头轮五点准时起床，又开始忙碌，每天只睡三四个钟头。期间受过多少苦，流过多少泪，只有她自己知道。但正是她心灵手巧，贤惠隐忍的品格，积极向上的精神，在如此困难，特殊的环境下，养活了家庭，还学会了手袋的加工技术，为她日后的事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85年，香港的加工业，陆陆续续搬往中国大陆。原来发料给她做手工的老板，邀请她一起合股来大陆办厂，条件是老板出大部分资金，她只需要出五万块钱，工厂由她来全权管理。这样的条件对她来讲，既是机遇，也是巨大的挑战，面对来自家庭的种种问题与困难。经过再三考虑，她决定接受那位老板的邀请，前来东莞长安创业。

    来到东莞长安一年以后，她已对工厂的经营管理，用工、技术、成本核算、进货出货等事宜均了如指掌。她决心退股，出来自己创业。最初，为了省钱，她租了两间破旧不堪的民房，请了一二十个工人。刚创业之时，非常艰难，她每天奔波于香港与东莞之间，从香港领料回来东莞加工，再把成品带去香港交货，所有的材料和货品，全靠肩挑手提或是用家庭买菜用的的车仔来拖。就这样早出晚归，风雨兼程，个中艰辛，无人可诉！

    这样的情形延续了两三年。有一天，她像往常一样，到香港公司领料，在等待发料的时候，有一位外国客人与她打招呼，并递给她一张名片。她不懂英语，所以没法面对面交流，也无法了解更多的情况，不过记得之前曾与这位客人打过照面，她猜测这个客人应该是该公司的直接客户。

    她是一个有心人，领料回来加工时，发料公司要求每一块真皮面料，必须做成二十只手袋，她在裁料的时候精打细算，每张皮料省下的边角料还可以再加工出几个手袋来，这些额外省出来的材料加工出来的成品，也是她额外的收入了。大约积累了两年，她从这些边角料做成的几百个不同款式的精美的手袋当中抽取了一些样品，按之前那个客户给她的名片上的地址把样品寄了出去，很快，对方回话说只要价钱适合，愿意要她的货。她赶紧报了比市场价低一半的价钱，对方欣然接受，就这样，第一批货顺利成交了！可是，订单成交带来的雀跃心情还没平复，新的问题又来了！原因是这批货是出口货物，需要申请出口报关手续，当时所有的资料都是英文版本，虽然她读过高中，可那个时代的英语教育非常有限，海南有句俗话说“三年忘进士”，能够记住二十六个英语字母已经算是不错了，面对一整套英文报关材料，她熬了一个通宵，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还是就是无法弄懂天书似的报关材料。第二天，心急如焚的她只好到香港政府贸易处寻求帮助，她请求那里工作人员帮忙，人家以工作忙而婉拒。绝望的她茫然无无助地在贸易处大厅四处乱转，无意中发现有一个也是来办事的年轻男孩正在使用贸易处的打字机弄报关资料，她刚忙上前打招呼，提出给对方一百元，让他帮忙弄一份，也许是她的眼里的焦虑和满脸的诚意打动了他，又也许是看在钱的份上（毕竟那时的一百元不是个小数目），那个男孩答应了她的请求，这一单生意总算成交了！这是她创业以来获得的最大的一桶金，桶里装满了心血和汗水啊！事后，她深深地体会到“书到用时方恨少”这句话的真谛。

    从此之后，她逐渐开始有了自己的订单，也逐渐从小做作坊的手工模式彻底转型升级，逐渐发展为拥有5-600名工人的中型企业。她的事业，逐步进入了健康发展的轨道。

    可惜，人无百日好，花无百日红。1998年的一场金融风暴，又把她辛辛苦苦十几年创下的产业打成了负数，多年来挣下的血汗钱，一夜之间均化成了泡影！她接受不了这样的现实，泰山一样的压力，已经远远超过了一个女人承受的极限，她甚至萌生了自杀的念头。不堪重负的她坐在回香港的“的士”上，突然想起初来香港时，身无分文的情景，小时候的种种往事，创业初期的种种艰辛像电影镜头一般在脑海里极速闪过！她想到了整日无所事事的老公和一双尚且年幼的儿女，孩子还正在读书还没有走出社会，以前是母亲借钱送她读书，假如她不在了，她担心孩子们怎么办？谁为他们借钱读书呢？想着想着，她禁不住埋头痛哭起来！但也是在那一刹那里，低头哭泣的她看到了自己脚上价值近千元的鞋子，她突然觉得自己并没有全输，比起刚到香港时的赤手空拳和懵懂无知，这时的自己最起码已赢得了许多人生的阅历和经验！她暗自下了决心，从哪里跌倒，就要从哪里站起来！

    直到2003年，她终于从金融风暴带来的灾难中走了出来，她的一对儿女，在她的呵护与培育下，相继出国留学，并学有所成。

    也就在这一年，她受邀回到家乡海南文昌，得知她的母校文昌**中学，学生们没有宿舍住，从小在贫穷里泡大的她心里非常难过，便决定从当时不多的存款中，拿出三十五万元，捐建学生宿舍楼。

    **中学，是文昌的历史名校，创建于1884年，最初叫做**书院。1932年，由旅居世界各地的498位文昌华侨发起重建，以南洋建筑为主体风格，水泥钢筋结构，形成东西南北四合院式的教学楼，多年来，为国家培养了大批的优秀人才。由于年久失修，东、西、北楼定为危楼，被陆续拆除。有一年，她回母校参加120周年校庆，看到唯一剩下的南楼也成为危楼，时时都有坍塌的危险。她看在眼里，急在心上。这是多少华侨的心血，凝聚了多少代人的故乡情怀啊！她小时候听母亲讲，出国打拼的人非常不容易，有些人，一年到头，连一条裤子都不舍得买，努力攒下的钱带回家乡来做好事，建学校，多少钱都舍得出！这就是我们华侨的精神与高尚的品格。

    这个时候，她已当选为海南省政协港澳区委员，她决心利用参政议政的身份，为母校南楼重建之事呼吁发声。2012年两会，她把母校南楼重建之事，写进她的政协提案。2013年、2014年，连续两年，她的提案都是关于母校南楼重建的议题。她的努力终于得到了回报，2014年5月，文昌市政府正式复函，把**中学南楼定为D级危楼，决定拆除按照原貌重建。

    到了2015年，海南省政协大会召开前夕，她又一次回到母校，看到南楼依然残旧不堪，据说是因为规划没有通过，重建的事变得遥遥无期。这下她真的急了，她愤怒了！较真的劲一下提了起来！她决定当年的政协提案，仍然是南楼的重建问题，并在提案重点的地方加黑加粗字体，目的是引起领导的重视。同时，她还发动二十多个政协委员在她的提案上签名，如此坚持，可见她的良苦用心。两会期间，省政协主席**到港澳区，听取小组讨论时，她从头到尾都没有发言的机会，在会议临结束时，无奈之下，她抢过领导的话筒，滔滔不绝地讲起母校的历史、华侨办学的精神、南楼重建的重要性与意义，讲到动情处，热泪溢满了双眼，在场者无不被她的激情所打动。**主席听了以后，当场拍扳，由一名副主席专门督办此事，并委派两名省政协主任委员全程跟进。

    之后，她多次往返于香港与文昌之间，专程催促政府各部门，尽快落实南楼重建之事。她的心血与努力没有白费，2016年初，南楼重建工程终于开工，2017年顺利完工落成，终于，她回馈母校的心愿，在她不懈努力之下得以实现！在此之前，许多人认为，南楼重建之事难以成功。他们的质疑与担心，不是没有理由。她认为，过去国家穷，华侨出钱出力报效祖国，是出自于爱心。现在国家强大了，在出资办学的前提下，保留华侨捐教的历史原貌，是理所当然的事。她始终觉得正能量、真理与她同在。同时，也充分体现了她的执着与信念！

      她说影响她最大的人是母亲，她最爱惜的人也是母亲。母亲一生善良、勤劳、正直、倔强。当过好多年的生产队长，大公无私，一心扑在集体的事上，从来不种自己家的自留地，硬是把生产队社员的每日工钱，从几角钱提高到五元，成为当时农业学大寨的典型。有一年，村里有人怀疑母亲偷人家的钩镰，性格刚烈的母亲一时想不开，以跳水自尽来证明自己的清白，幸好邻村一个人好心人出手相救，才避免了一场人间悲剧的发生。

    这件事已经过了几十年，她从来都没有忘怀。2014年回外家做“婆祖”，她让人请来救母亲恩人的儿子，她当面向他致谢，感谢他父亲的救母之恩，并封给他一个五万元的特大红包。这是现代版的前人积德，后人得福的真实事例，被传为一方美谈。

    陈爱玲说，她离开故乡将近四十年，讲得最好的还是海南话，觉得最好听的也是海南话，岁月在流逝，时代在变迁，唯一没变的是她心中的感念与情怀，为了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母校的教育之情，她如此真情的付出，足以让母亲含笑于九泉了！**中学这所已有130多年的历史名校，也在她多年的坚持下，保留下了众多海外先贤们的灵魂与印记。

    这个外表柔弱的文昌女人陈爱玲，早已经从青涩的村姑华丽转身为成功的企业家。她胸怀世界，根却深埋于故土。而我能够亲身受教，深感三生有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