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古人的说法，霸道是与王道相对待的。孟子说：“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

以力服人和以理服人，是就两者的根本区别而言。以力服人确属霸者的共性，但是在春秋时代，即使霸道也须假仁义而行，五霸在以力服人的同时，尚能以尊王攘夷相号召；至战国法家的霸术，则武力之外，已经不再需要任何理由；但行王道者有理也必须有力，不然天理或正义仍难得以伸张。

霸道崇尚权术和武力，推行快速地“强国之术”（《史记·商君列传》），其所标榜的原则宗旨（如尊王攘夷、富国强兵）并非不美，但往往只是对内盘剥对外掠夺的旗号，惑人耳目的幌子而已，目的全不在此。即以春秋五霸的霸业而论，其效果也仅是部分地伸张正义，达到国际间局部和短期的安定，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纷争造成天下太平长治久安的政治局面。

霸道的政治理念和方法，为法家学派所继承和发展。春秋五霸的兴兵约盟，尚能以信义矫世，至战国法家，则全变成以智术欺骗，武力征服的方式，帮助赢秦达到“囊括四海”“君临天下”的目的。中国向有崇尚“大一统”的思想观念，但是怎样实现大一统和实现怎样的大一统，却是更为原则的问题。因此历史上对此一结局的评价始终是毁大于誉的。

王道崇尚仁义和礼制（仁爱之心正义之行见于修养的谓之道德，见之于行政的谓之德政；见于法律定为制度的谓之礼制），道德的标准高于事功的追求（王者先德而后事），重在通过争取人心归附的途径谋求社会的长治久安。

王道思想是由儒家针对霸道的政治理念和行为而提出的政治主张。“尊王攘夷”的霸道虽然功不可没，但其间搀杂了太多的私利，五霸之首的齐桓公因而被孔子讥为“不知礼”，还批评管仲“小器”。孟子见齐宣王，不言“齐桓、晋文之事”，以示其“贵王贱霸”的立场。实则是认识到霸道不足以从根本上救治春秋战国时代礼坏乐崩，战乱频仍的衰乱局面。而奉行王道主张，并非就不计利害，轻忽功利，而是将功利建立在更加符合人道更为深远合理的坚实基础之上，最终目标，仍然是要“一天下”，在更大的范围内建立适合人类生活的理想政治环境。

王道虽然难行，但其学理已经深入人心。致使是兵家也以“不战而屈人之兵”和“怀敌附远”为战争的最高境界。可见其影响之深远。 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齐桓晋文的霸业，有别于法家的霸道，而与王道有共通之处，适应了社会发展的阶段性需要，做出了应有的历史贡献。但其将本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更多地定位于本国的利益之上，缺乏更为高远的政治理想，因而最终不能保持其霸权事业的存在。对此，宋儒吕祖谦评议说：“天下之势，不盛则衰，天下之治不进则退。强而止于强，必不能保其强；霸而止于霸，必不能保其霸也。”（《东莱博议·葵邱之会》）“强而止于强，霸而止于霸，是特安于小耳”，应该扩大胸襟，提高政治境界，“进霸而至于王，极天下之所期”，以满足天下人的愿望为期许，才是应该追求的最终目标。

纵览后世历史，在中国历次统一过程中，凡能“吊民伐罪”的王者之师，往往都是由图强而称霸一方并进而成就其王道伟业的。虽然王道政治在中国历史上没有一天真正实现过，所谓的“太平盛世”多属“霸王道杂之”或“阳儒阴法”、“儒表法里”而已，但人们一直没有放弃对这一政治理想的追求。纯粹的理想只存在于学理之中，只可用为实践的指南和评鉴的标准，而不可视为唯一的通途。鉴于历史的现实，是否可以如此认定春秋五伯开启的霸业，即其可以经过转化而成为实现王道政治的一个基础，一个必经的发展阶段。历史上的儒家不是也提出过“逆取而顺守之”的妥协方案吗？其目的也许正在于给奉行霸道的政治家留出一条改弦更张的自新之路。因此不能将春秋五伯对霸权的谋求，与法家纯任“法、术、势”完全损人利己的霸道混为一谈而一概加以否定。

反观方今天下，冷战虽然结束，而危机依然四伏。经济利益的纷争，宗教文化的冲突，民族对抗的危机，恐怖袭击的猖獗，此起彼伏。在科学昌明经济繁荣的背后，其衰乱的形势有甚于春秋战国。全球化的大幕就是在这种情势下揭开的。与春秋战国不同的是，当时的王霸之争，无论如何的不同，都是以版图的统一为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