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
明嘉靖，居于深宫，几十年不上朝。
学界传统观点认为是:怠政。教科书版本则是:朝代初期，励精图治，朝代后期，不理朝政。
嘉靖，确实几十年不上朝，但没有不理朝政，嘉靖，甚至没有真正动用明代著名的内廷宦官力量，就已经牢牢控制外廷与朝政。
明代开国设计的体系是:废相，以多人内阁为外廷主体，以内廷宦官控制外廷，以独立于司法系统的特务机构加强皇权。
此外，明代用“位卑权重”的言官行使对外廷政府的监察权。明代“发明”的言官制约机制，目的是进一步控制外廷，维护皇权。
“言官”的力量演变到后期，完全超越制约与监察职能，而沦为党争工具。皇帝，不得不充当“言官”所掀起的党争的“裁判员”，皇权被自己设计的体系所绑架。
嘉靖，当做到居于深宫而能控制外廷，接下来要做的就是，不上朝而瓦解“言官”体系。
嘉靖皇帝，以不上朝和热衷于修道闻名后世。嘉靖的不上朝记录，后来被万历皇帝打破。而嘉靖的修道精神，与南朝梁帝萧衍献身佛教事业的精神，交相辉映。
嘉靖不上朝，但是成功控制朝政，说明嘉靖不是平庸君主。因此，嘉靖热衷于修道的举动，并非传统学界的所谓昏庸论，或许另有意图。 嘉靖长期修道，说明嘉靖热衷于道教。嘉靖修道的关键环节在于“青词”。嘉靖修道过程中，需要撰写“青词”（写给玉皇大帝看）。
嘉靖朝首辅、著名贪官严嵩及严嵩绝顶聪明的儿子严世藩，就是以擅长于撰写“青词”而闻名。严式父子撰写“青词”，表面上，是写出能取悦玉皇大帝的文字，事实上，是要把握嘉靖的心理，写出能取悦嘉靖的文字。
“青词”，是官员揣摩嘉靖心理的途径，更是嘉靖对官员的测试。嘉靖以“青词”为手段，判断官员是否具备把握与领会圣意（嘉靖的想法）的能力。
嘉靖这种“英明”君主，专注于当世的控制朝政，不在乎后世的误解与非议。
嘉靖朝流传后世的名言是：嘉靖嘉靖，家家皆净。此言出自著名清官海瑞。海瑞如是说，是表达对嘉靖的不满，是表达对嘉靖朝成为民众财富收割机的不满。
海瑞是中低级官员，嘉靖朝的苦衷，非海瑞式中低级官员所能理解。嘉靖，从初期的“中兴之主”演变为“嘉靖嘉靖，家家皆净”，是明廷将财政重负转嫁民众的结果。
嘉靖朝的内忧外患，使明廷的财政压力骤增，能缓解财政压力而又不增加民众负担的办法，其实是宋代王安石变法提出的“不增赋税而国用充足”的技术手段。
王安石的方法，事实上是用现代金融的思维与手段，以刺激经济发展增加国家财税收入。但大一统国家的吏治，并无法支持王安石的构想，王安石变法以失败告终。“聚敛”，从此成为对王安石“不增赋税而国用充足”的定义。
王安石的前车之鉴，使明代自明祖朱元璋开国，就拒绝使用所谓聚敛式技术手段解决财政困局。财政的压力，舍弃技术手段，唯有针对民众实施赤裸裸的加征。加征，成为嘉靖等大一统国家帝王的唯一办法。加征，更成为崇祯朝亡国的最后稻草。
嘉靖朝的国本之争，是嘉靖登基的礼仪之争。嘉靖继承其堂兄朱厚照的帝位，朝臣认为，嘉靖依礼应该称伯父（朱厚照父亲）为“父亲”，而不能称亲生父母为“父母”。此礼仪要求，嘉靖坚决予以抵制。 礼仪之争是虚假表象，嘉靖朝的国本之争，与万历朝的国本之争，均是朝臣与皇室进行拔河比赛的借口，实质是权力之争。
嘉靖朝的礼仪之争，是北宋礼仪事件（宋室也发生关于称呼定位的事件）的翻版。差别在于，宋代的礼仪事件，朝臣意见不一，是真正的礼仪之争，非权力之争。
明代的礼仪之争，是礼仪称呼之异议下的权力拔河，体现宋明官僚的“进化”成果。
北方前线战士血流成河，南方灾民流离失所，朝臣视若无睹。礼仪之争，朝臣一致热血沸腾，义愤填膺。华夏进化至明代，残存文明的特征是：价值观扭曲之酱缸（柏杨论点）基本成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