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2月，山东聊城中院一审以故意伤害罪判处于欢无期徒刑。于欢案子的出现是母亲欠债，遭受11名欠债人长时间对自己及母亲极端凌辱之后，拿出一把水果刀乱刺，导致四人受伤，其中一人失血过多死亡。整个案件中，于欢都处于被欺负、被凌辱的状态，但案件审判的结果却是被凌辱者无期徒刑，而凌辱者却什么问题都没有。

在11名讨债人讨债的过程中，死者杜志浩强行把于欢和母亲带到接待室，说一些难听的话侮辱于欢和母亲，什么难听就骂什么，甚至还打了于欢。并且，杜志浩还脱掉裤子露出下体对母亲进行侮辱。之后，有人电话报警，警察来了之后并没有制止讨债人对于欢母子的行为实行控制，只是口头说了下“要账不能打架，不能打人，好好说”。而且，也没有对讨债人进行思想劝诫。在警察离开的过程中，于欢和母亲想跟着警察出去，结果被杜志浩等人实施阻止，于是，于欢拿起刀朝讨债人指了指，说别过来。结果，杜志浩等等人仍然围了上来，无望的于欢拿起刀进行了捅刺。之后，刚离开的警察迅速回到现场，并把于欢逮捕了。整个事情就是这样的。

在审判的过程中，聊城中院认为，于欢持尖刀捅刺多名被害人腹背部，虽然当时其人身自由权利受到限制，也遭到对方辱骂和侮辱，但对方没有人使用工具，在派出所已经出警的情况下，于欢和其母亲的生命健康权被侵犯的现实危险性极小，不存在防卫的紧迫性，所以于欢持刀捅刺被害人不存在正当防卫意义的不法侵害前提，于是判处了于欢无期徒刑。

从整个案件的发生，到判决，我都觉得于欢的判处太重，不应该如此判刑，虽然说法律是刚性的，是不可违背的，但法律也是有依据，也是有根据，要判得公正，不能仅是就死者的死作为判决的要点。若要真判，就要对整个案件的所有人进行判决。

第一，先判出警的警察存在不作为之罪。22时13分，警车抵达案发现场。4分钟后，22时17分许，民警走出办公大楼。在这短短的四分钟里，民警没有对讨债人的行为作出任何的处理，甚至都没有清楚了解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是一趟无用的出警。而且，在于欢母子想跟随着民警出去的时候，民警并没有作出任何的举动。若民警能在这个时候有所作为，哪怕只是对于欢母子给予一点点的安全感，我想，于欢也不会作出捅刺的行为；若民警能严肃劝诫讨债人，而不只是嘴上说了一句“要账不能打架，不能打人，好好说”，我想，结果也会大大的不同。所以，聊城中院要审判，第一个先判民警不作为之罪。

第二，要判讨债人无所不用其极的讨债行为。在讨债的过程中，讨债人辱骂、抽耳光、脱裤子露下体等等无所不用其极的讨债行为，这个跟黑社会有什么区别。在这个严打黑的社会里，依然存在这种黑社会行为，更要以这群讨债人的行为为典型，严加整治，才能让整个社会和谐和美好。

第三，要判于欢防卫过当。在这个案件中，最无辜的是于欢母子。虽然是欠债，但是在已偿还那么多钱的情况下，母子二人已是生活困苦，若有一分钱，我想他们也会拿出来送给讨债人。可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钱还，也不是她们所想的。而且，于欢在开始受到辱骂、抽耳光等等侮辱的时候，并没有萌发刺人的想法。在长时间的凌辱里，他都没有做出任何反抗的举动，而是在警察来了又离开后，他才真正拿起了刀子保护自己和母亲。从于欢的行为来看，有两点原因：1.警察来了又离开，并没有对讨债人的行为作出任何批判，所以在讨债人看来，他们的行为是合理的，是理所当然的。在警察离开后，可能凌辱的手段会更加残暴，更加恐怖；2.一直忍受凌辱并没有任何效果，反而更加助长了讨债人的行为，也让自己和母亲的安全陷入更加危险的境地。无望之下的于欢，绝望之下的于欢，不得不冒着杀人偿命的后果保护自己和母亲。而且在他拿起刀子的时候，并没有立即就刺向讨债人，而是跟他们明确别过来。但是讨债者并没有听从于欢的话，而且一群人围上来，于是于欢作出了防卫行为，向他们真正拿起了刀子。或许，在这个时候的于欢，看到一群人围上来，以为更加残暴和恐怖的凌辱手段要向着自己和母亲开过来了，这样的恐惧心理特别适合这种氛围下的受害人于欢。我想，是讨债人的逼迫才使于欢作出这种行为的。虽然他们手无寸铁，但是11个人，于欢只有两个人，他们的武器正是人多势众。

在我看来，于欢被判处故意伤害罪，无期徒刑，实在是太重太重了。审判应该从当时的环境考虑，而不能仅仅以于欢手上有武器，讨债人手上没武器；于欢毫发无损，讨债人受伤，这种表面上的证据为理由，作出如此无礼的判决。

真的很希望，聊城中院能立足事实背后的证据，还于欢一个判得公正的结果。